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眼睛有点儿近视，想买一盏台灯。母亲给我钱，让我到镇上去找姨夫帮着挑选，免得吃亏。
姨夫在中学当会计，吃国家粮，对镇上很熟悉，在庄稼人眼里算是有能耐的人。镇医院东边有排门面房，第一家就是百货店，姨夫带我到店里去。
老板娘身材微胖，正在理一捆电线，把松散的大圈缠为紧密的一团。看到姨夫进门，脸上堆满了笑，热情地寒暄，很快明白了客人的来意。手里的活似乎不能中途停下，她对姨夫说：“兄弟，你帮我撑着线，我快点儿缠完，给你拿台灯。”
姨夫该是店里的老主顾，嘴里说着“我试试”，就伸出两条手臂，去撑大线圈。老板娘叮嘱：“你小心撑住，别掉在地上，掉下来可就乱套了。”我在旁边悄悄看着，感觉跟绕毛线有些像，一圈圈长线得慢慢理，就怕打结。
哗——啪！线圈冷不防从姨夫手臂滑下来，掉到地上。老板娘脸色顿时变了，高着嗓门说：“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她连说两遍，声音颤抖着，像发怒，也像哭泣。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心跳不由得快起来。毕竟起因是我要买台灯，对糟糕的局面该负一分责任，就呆呆地站着，一声也不敢吭。
“想不到还挺沉，滑下来了。”姨夫讪讪地陪着笑，弯下腰去整理线圈。不快归不快，倒也没伤和气，过会儿老板娘说话又软了下来。姨夫帮我选中一盏绿色塑料外壳的台灯，离开了百货店。
线圈弄乱了，接下来要理顺，想必得花些工夫，假如不幸打成死结，店里可就卖不出去了。当然也可能绕好。正是读初中的懵懂年纪，我很纳闷：老板娘在镇上开店做买卖，不仅脱离了农村庄稼活，比那些开三轮车卖菜的流动商贩也强得多，当然是富贵人体面人，怎么能说是“下贱”呢？
台灯很好用，我就着光亮看书、做题，度过了少年时代。
“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耳边不时响起百货店老板娘的呐喊，感受到生活的复杂滋味，得到警醒和宽慰。
那时，老板娘看似作为生意人抬举姨夫的体制内身份，更多可能是展现店家面对顾客、女性面对男性时的弱势地位吧，用愤激之辞传递不满，用自我轻贱表达抗争。很难说这是她做买卖的策略，却多少包含着生存的智慧。
参加工作后，我常怕自己的倨傲和无心之失给别人带去伤害。旁人托的事情，能做则尽力做，做不到就索性推辞，让对方另想办法，别耽误了。学生找来调课，理由充分就赶紧签名。以前当记者，常遇到写了稿子却发不出的情况，那就事先把难处跟受访者讲明白，降低心理预期，而不要打“肯定可以发表”的包票。
我也曾像老板娘一样被人辜负，心里觉得憋屈。业内名家几次推迟见面，好不容易定好采访时间，却临时爽约，且没有一丝歉意，让人气闷。上面点题约稿，费大力气采写出来，最后却没发表，难免心生怨念。但我不能像老板娘那样大喊，最多嘟囔一句“早知后来何必当初”，然后收拾心情投入新的工作。
“这就是做买卖人的下贱！”在岁月的流逝中，老板娘的告白清晰如昨。那是弱者在受伤后的自我保护，也是对信任与尊重的热切呼唤。人在旅途，多有求人和帮人的时候，总归要放平心态，不怠不矜，多站在对方角度想一想。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台灯就收起来，放到写字台下的橱子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常想起那盏绿塑料壳的台灯，想起老板娘说过的话。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1年07月17日第4版
作者：董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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