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杨玉旋与明清寿山石雕

　　时间与空间是一对非常有趣的范畴，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二者相互生发，创造了璀璨多姿的文化历史。说来有趣，缘于数千万年的某一次火山大爆发，成就了我们今天得以讨论和阐述寿山石文化的契机。

　　寿山石作为雕刻的历史，可考证的最早时间是在南朝，那几个南朝墓葬中出土的寿山石卧猪，造型朴拙大方，刀法简单凝练，表明距今大约1500年以前，寿山石已然成为随葬雕刻的石材，亦成为寿山石雕刻史上最早的范例。大概发展到宋代，这种随葬工艺得到广泛的普及。而作为民间艺术品，并传世较多的，当是明代开始。

　　在寿山石雕刻艺术史上，第一位可考名字与作品的雕刻家是明末清初的杨玉璇。历史，除了宏大叙事，更多是由许多偶然性组成，除了一些被载入史册的，许多散佚的碎片往往发出同样熠熠生辉的光彩。关于杨玉璇这位古代工艺大师，除了一部分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人对其零星的艺术评价之外，可查的资料甚少，以至于许多专家学者在对其考究之时，破绽百出。当然，相比于之前的许多无名可考的工艺界英雄，又可谓幸之又幸。

　　大抵目前可考的文献有清初周亮工的《闽小记》《印人传》等。前者于“绝技”中载杨玉璇，言其能“一寸许三分薄玲珑准提像”。后者于卷三《张鹤千图章前》云：“张鹤千日中，毗陵人，旧家子，学书不成，弃而执艺，从蒋列卿学雕刻鸟兽龟鱼之纽，比方汉人，多以牙与木为之，间出新意……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玑，为白眉，予《闻（闽）小纪》中称为绝技，鹤千亦何让玉旋（璇）哉！鹤千篆印全抚文国博，大为三吴名彦所重，家赤贫，有欲得其手制者，伺其食阙，则携粗粮谋之，亦遂肯为人作，若窥瓮有少粟，则又挥不顾矣。方侍御邵村语予如此。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文中评论张鹤千印章雕纽的艺术高度及为人品性，尽管杨氏只是作为陪衬而提及，却无意间透露出重要的年龄信息。

　　显然，仅凭《印人传》，无法确定杨玉璇的确切出生年月，但大致的年限，不会差距过远。这位名噪一时、声溢朝野的工艺师大致生于明代末期的万历年间，而主要活动于明末清初。

　　关于这一寿山石工艺界的耀眼之星，家乡人显然已经淡忘日久，家族的族谱没有为其空余出一个合适的位置。在其故里漳浦佛坛镇，家乡人对于这位游子，有如放飞出去又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过多的音信，仅在口口相传的记忆之中，若有若无地存在相关细微信息。考据这种缘由，一个历史的大事件挺身而出，为这种信息链接的中断埋单，那即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迁界政策，在漳浦佛坛镇杨家族谱里，关于迁界前后数代先祖的记载早已散失。

　　一些专家甚至做出猜想，认为杨玉璇定是在迁界政策下，生计出现了问题，不得不出走于省城。猜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在年龄的比对之下，这种猜想显得过于牵强。显然，康熙年间的杨玉璇，已经六十几岁，在古代，接近古稀之年，可谓垂垂老矣，其艺术成就早已盛誉满天下，并争相被作为朝廷的贡品而被追捧，何来与迁界相干？

　　除了工艺师的具体生卒年外，我更感兴趣于其背后的艺术生态环境。回到大师生活的时代，几个醒目的名字浮出水面，明末大儒黄道周（1585-1646）、反清复明名将郑成功（1624-1662）等等。二者异曲同工，前者成为时代标杆，英勇就义，殉节于一个倾倒坍塌的朝代，并作为漳浦文艺界历史以来的巨匠深受后人敬仰；后者在东南沿海呼风唤雨，对抗一个游牧民族统治的朝廷，其反抗引起的迁界政策，更使东南沿海民众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一名字。

　　历史的大事件过于耀眼，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射到相关年代的当地石雕等工艺上，可能会有另外的收获。佛坛镇岸头村为明代杨守仁所立的万石秋卿牌坊与下坑村杨守仁墓葬出土的一对花岗岩明代加禄进爵石像，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当地或周边石雕的艺术水平。

　　前者因岁月的摧蚀，残破不堪，但其中万石与秋卿等文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见。牌坊主结构为花岗岩，雕刻的构件为青石，这两种石材，都是当地盛产的矿产资源。牌坊上部一侧现今残留一麒麟透雕构件，麒麟形象奇特，细节突显，张开的长嘴更凸显雕刻者的功力，四边布以藤蔓状的云纹。这种风格，似乎有别于当时中原一带的雕刻风格。

　　后者因墓葬出土，保存十分完整，两个一米多高的长方形石条上各刻一高浮雕人像，形象雍容大度，年纪在中老年间，一者手奉一鹿，另一者手奉一爵，动作舒缓沉稳，衣纹飘动凝练。翻动的宽袖底部和靴上层积的袍底厚实中见灵动，真可谓匠心独运。

　　除了这些具体的工艺案例之外，明代晚期的漳州经济与文艺的状况，可以为这一时期盛产文艺家以及工艺大师作一说明。

　　明代晚期，漳州月港崛起。小范围的月港又称漳州港，指今天的海澄一带的港口，大范围的月港其实是一个港口链，包含厦门港以及漳州诸多小港口。关于当时民间海外交通贸易的盛况，漳州相关史志多有记载。仅一海澄县，下海经商与应募者，年不下数万，更何况整个漳州地区。

　　可考的关于平和克拉克瓷的外销，就从明代中期起，由漳浦旧镇港入海。彼时的平和县，会聚景德镇与漳州当地制瓷与绘瓷的高手，甚至因接受相当数量的海外订单而受到域外绘画风格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国际文化交流在这一时代共同生发，并渗透到一方的普通民众。整个东南沿海，特别是漳州地区，都能感受这种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自由的信息。可惜这种发展势头在强烈的朝代更替之中，急转直下，迅速走向封闭。

　　杨玉璇当年离开故里，走向省城，定居于福州，甚至有专家声称其当过宫廷御工。可以肯定的是，传世的杨玉璇作品，基本都与宫廷有关，其作品多作为宫廷的贡品应无多大的异议，但其人是否为宫廷御用，目前没有可考的证据。在家乡经济与文化发达与自由的晚明，离开故土，到这一语言、风俗与闽南地区格格不同的省会，想必不会仅仅是为了生计，除了艺术上的追求，朝廷和地方官宦的需求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今天，我们重新梳理这段旧故，是为寿山石文化的发展厘定一个艺术脉络的源头。这位大量为宫廷作寿山石雕的工艺师，因其落款成为第一个可考的大师。一段时间以来，我曾致力于考究为什么寿山石雕至杨玉璇始有落款的问题，但迄今为止，未能有所建树，深感遗憾的同时，也庆幸这位同乡先贤，从闽地南端的一个海边小镇，来到省会城市，并至今让许多同行的后人所敬仰。

　　其之于寿山石工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除了工艺的精湛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证了民间工艺师文人化的倾向。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追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匠向艺术的自觉靠拢。在民族资本主义和政治文化需求的鼓舞之下，一个简单的年号和名款，道出的是工艺师的文化自信。（王毅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