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自地起——强力部门对普京新政策的推动之力在哪里？

毋庸置疑的是，执政者的能力、意志以及政治操守，对经营一个国家而言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某些特定时刻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历史终归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书写的。所谓“力自地起”，一个两脚悬空的人是无法推动任何东西的，必须要有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使得上劲。
普京一系列的改革能够顺利地推进下去，首先还是要拜之前的衰败与混乱所赐。无论是打压地方诸侯还是打击经济寡头，普京身后无不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作为后盾——这种支持并非流于口头，而是通过游行集会实实在在表现出来的。而民众的支持并非是靠这位“硬汉”开战斗机“摆酷”就可以获得的，政治需要必要的“作秀”，但你最终还是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干货”。
在苏联解体前夕，众多的民众乃至苏共基层党员干部都选择了冷眼旁观，虽然民调显示多数人并不希望联盟解体，但他们确实也没做什么抵抗性的举动。根本原因无他，人的惰性使然。我们常能听到一句话是“但凡有口饭吃，老百姓就不会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走向的最极端的方式。
无论怎么强调文化差异，其实古今中外老百姓的基本特性都是差不多的，一旦生活趋于安定，那么强调个人生活品质，疏于参与政治公议就是必然趋势。虽然说起来有些不太好听，但这确是人之天性——刀切入肉则应之言，刀切入骨则应之行。
苏联解体前夕虽然社会秩序已然开始瓦解，但尚不至于让多数人过不下去日子。可到了1992年以后，俄罗斯开始出现急剧通胀，日用品短缺，治安恶化，个别地区甚至一度面临食品短缺的危局，在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富人在各种场合趾高气扬，而在国际上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却屡屡遭受侮辱……这一件件都是俄罗斯老百姓的“切骨之痛”。有了“痛”，老百姓的惰性自然也就不存在，在这个大前提下，后面的种种措施才有因可循。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普京新政能够顺利落实，俄强力机关功不可没。众所周知，普京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是克格勃出身，其实在他被叶利钦任命为俄总理之前，前两任总理普利马科夫和斯捷帕申也都是出自强力部门，由此不难发现普京以强力部门官员身份出任领导人并不是偶然。不仅是总统本人，强力部门如今已经是俄罗斯政治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俄七个大联邦区的行政主官五个出自强力部门。
“强力部门”是一个俄罗斯特有的词汇，大致包括俄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在俄国人的语境下，“暴力部门”并非是对情报部门和其他暴力机关的一种隐晦代称，它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
人们提及俄国强力部门所联想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成立于1954年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在苏联时代，克格勃主管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以及边境保卫等工作，机构设置上直接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辖制。由于后来中苏交恶，加之西方媒体的一系列宣传，克格勃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形象其实并不怎么好（其实冷战时代对华渗透以及间谍活动主要是苏军的情报机构在做，克格勃反倒掺和的不多）。而克格勃之所以能够成为苏联政治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负责的秘密工作，它的权限和机构设置意味着它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官僚体系之外，而又能对后者形成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克格勃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改革派们近乎疯狂地企图消灭掉任何和苏联有关的东西，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因此遭受了重创，前克格勃成员的命运一度非常悲惨——这也是他们后来坚决站在普京一边的重要原因，1991年之后，克格勃被一分为三：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边防总局，权限和地位皆大不如前。后来叶利钦出于强化总统权力的考量，在1992年6月又正式设立了“俄联邦安全会议”（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避免让人们想起过去的国家安全委员），按照俄宪法规定，联邦安全会议只对总统负责。
而1993年到1994年之间，前政治盟友的逼宫让叶利钦进一步认识到了强力部门的重要性，由此强力部门开始重新得以强化。
相对于过去的克格勃，新的国家安全会议对“安全”的定义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情报安全之外，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消息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也都在其责权范围之内，这些领域关乎安全的政策，均由安全会议制定。这样也就保障了总统对国家各个领域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一国的任何领域而言，安全、稳定是一切诉求的大前提，因此“安全”就相当于是一头公牛鼻子上的鼻环，抓到了它，你就可以牵住整头牛。而反过来说，对国家而言，以安全稳定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也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要更加负责。

相比于克格勃，国家安全会议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只负责安全政策的制定，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具体执行并不在其责权范围之内，依旧由司法机关负责。而某种程度上说，普京通过国家安全会议或者说强力部门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施加影响，最核心的抓手也恰恰在于对“人”的监督。为政之道中有这样一句话，“下智谋事，上智治人，睿智立法”。
从个体智力上来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层可以说是一个精英的集合体，政治领域的绝大多数问题本质上来说都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平衡问题。和所有的大企业一样，作为管理层的官僚对于总统（董事会）有着数量上的优势，对于民众（公司员工）有着技术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就成了维系整个国家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总统而言，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就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监督模式。
从历史上看，这个角色的名声往往是不太好听的，不只是作为国家安全会议前身的克格勃，中国明代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汉代的酷吏其实都没有逃开种种恶名，对这种观点我们其实还真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毕竟它们的监督对象恰恰就是史书的执笔者。
假如只是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笔者觉得这个角色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好比是安置在公共场合的摄像头，一方面很多人批判它侵犯到了人们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它们确实降低了街边犯罪的发生概率，如何批判，其实就看你在利益上如何取舍。

还需要说到的是，从忠诚度上说，强力部门的可靠性同样是比较高的，这里不是说信仰问题，而是单从利益角度来说。强力部门不参与经济运行，因此他们的生存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存在，这有点类似于“家国一体”——苏联解体后她的军队、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日子普遍都不好过。
而这其中又以克格勃这样的情报机关最为突出，它既没有军队那么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像普通执法部门那样直接参与到社会运行的边边角角，因此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也就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所以一个政权即便已经被腐蚀到了骨头，他的情报部门往往也能继续维持较高的行动力和忠诚度，明朝末年北京城被大顺军攻破前夕，官员富商早已都作鸟兽散了，在城楼上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正是被文官们诟病的锦衣卫。当然，反过来说，如果让各个强力部门直接参与经济运作，那么他们的行动力和忠诚度随即也会被迅速腐蚀，这是题外话。
简而言之，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就像抗生素一样——总用的话会破坏身体的免疫机能，同时会因为抗药性的出现而使得抗生素逐步不再起作用，但是在关键时刻，它的的确确可以救命。
严格说来俄罗斯的收缩期还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暂时也就还没到考虑副作用的时候。其实不止俄罗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同样实施了强调国家意志和权力集中统一的新政，当时罗斯福新政得以顺利推行，同样得益于他一手建立的联邦调查局（成立于1935年）。
【本文节选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二本书：大国之略》，作者王伟，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