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说邓中夏致谭延闿函

寒斋藏札不拘一格，而最受重视的是古今烈士的遗墨。如杨涟、邝露、梁铁君、林时塽、宋教仁、陈其美、廖仲恺、李大钊、区励周、邓中夏、黄祖雄、梁彦明、郁达夫、杨杰、吴石、陈仪等等。闲时展卷，如阅历史长河，那河流的不是水，套句关汉卿杂剧唱词，是“流不尽的英雄血”。
在此，且说藏品中未披露的函札，其启者和受启者是邓中夏和谭延闿。
该函札入藏前已装裱成册，今仍存旧貌。册中有三位湘贤手札各一，而邓氏函件居首。册面无题签，无引首，亦无题跋。函札内容互相关联，而发生时间则在1926-1947这廿年中。三札辞旨各有显晦，但其时代脉搏则去人未远。是可以追慕、可以感慨，也可以嗟叹。在此，且先解释邓中夏致谭延闿一札。
该札封套正中墨书“送第二军呈谭主席勋启”，封左下印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缄”，作扁体关防字样。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封套

【解释】：“第二军”
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查1925年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重要案四项，其中两项为：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8月1日，建国各省军交还军权与军委会。谭延闿解湘军总司令职，改任军委委员，长第二军。
当时，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编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粤军第三师扩编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
【解释】：“谭主席勋启”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1925年6月30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翌日宣誓就职）委员会议主席汪兆铭1926年3月23日请假，由谭延闿代理。是代理“主席”。
二、1926年4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谭延闿被推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是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出师北伐，主席职务，分由张人杰代理党务会议主席，谭代理政务会议主席。1928年2月，谭在南京被选任国民政府主席。
【解释】：“中华全国总工会缄”
按“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5月1日，取代旧有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有的“书记部”曾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时邓中夏被选为书记。罢工期间，邓亦曾使用“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故邓氏在函中得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防字样。
该信原文是——
畏公同志先生：
兹拟函稿一件，乞从速示知，以便转告该发难委员也。此事非常紧急，他们逼得要命，恃爱率陈。并叩党祺。邓中夏。十一月一日。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

信中有另附一纸，当系发难委员有所要求，或是邓中夏嘱其开列并转呈。云：
某某鉴：香港罢工发难委员奋斗年余，殊堪嘉许。所请之件，在未谋得职务之前，准予每人每月津贴囗元。请转知该委员等推定负责代表一人或二人按月向宋部长领取可也，端此并颂时祺。署名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附草拟函稿

此附信是为省港大罢工发难委员催发津贴。本来“罢工”是帷幄之中，当早有安排的。何以罢工年余，连委员本身也有未能取得津贴者。虽大义当前，却难为了巧妇。
查《谭延闿日记》1926年讱斋日记十月一日记有：“苏兆征、邓中夏偕罢工发难代表黄金源、沈润生来，言解决罢工事。”
【解释】：“并叩党祺”和“恃爱率陈”
“受启者”是谭延闿，清末名公子，湖南末科“会元”，也是有清一代湖南唯一的会元。他是湖南立宪派首领，曾三度督湘，且兼湘军总司令，又是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是集功名、绅士、官僚于一身的金马玉堂式人物。而邓中夏作为革命者，何以竟能有“恃爱率陈，并叩党祺”之词？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这要从上一代说起。邓中夏父亲邓典谟（1874-1946），是王先谦弟子（与杨昌济同学），光绪壬寅与谭延闿乡试同榜。后任湖南议会议员，其著述则有《论语会通》《宜章县志》等。
邓典谟与谭氏既是乡榜同年，又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而清末“湖南省咨议会”的议长又正是谭延闿，那就是“年兄弟”兼“宪友”了。以此，邓中夏是年家子，使用“恃爱率陈”就不是“套话”了。至于“党祺”，其时谭已加入国民党，而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邓中夏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劳工部干事，无论邓以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的身份，恭祝国民党员的党祺，是自然而然的事。

1924年5月5日摄于上海。邓中夏时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劳工部干事，出席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

邓中夏出身书香门第，经湖南高师毕业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复转哲学系直至毕业。继与张国焘在长辛店办劳动补习学校。又在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系新文学教授，兼在保定育德中学授课。后被通缉，转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这是其一生公开的社会简历。
在政治上，邓中夏1920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翌年下半年，继李大钊任为北大第二届党支部书记。曾在长辛店办校，藉以组织工会搞工运。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谈其少年时有《仿陋室铭》，结句为“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云：何太平之有！”可见邓氏的长辛店只是牛刀小试，但已轰动全国，而且是上达“宸听”了。
“二七”罢工后，邓被通缉而逃亡上海，由李大钊推荐与于右任，得任上海大学教务长。邓乃大力引进左翼教授及共产党人任教社会科学，把上海大学革命化了。香港《书谱》杂志社长梁披云先生是上大学生，常与笔者提及“文有上大，武有黄埔”，这是当时上海的流传语，但也可看作邓氏“政绩”。至于后来的省港大罢工，历时十六个月，又是举世震惊的事。
古人说“掀天揭地，方是奇材”，但邓中夏为人却是平易亲和而不立崖岸。张国焘形容邓氏是“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张国焘《我的回忆》）。
且引彭述之太太陈碧兰的回忆：
当天下午，包（惠僧）带我去访问邓中夏，他原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初期共产党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铁路工人运动，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总罢工失败后，他流亡上海。当时他为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者，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他的态度诚恳、热忱，不亢不卑。（陈碧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
另外曾志回忆说：
离暴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我渴望战斗。可是此时中央派来了特派员，叫邓中夏，也是宜章人。他三十多岁，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一顶博士帽，显得很魁梧、很精神。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他，以及他家庭的一些情况，因此对他很尊敬，很钦佩。邓中夏向湘南特委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取消暴动！他说，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这个时候举行暴动十分不利，取胜的可能性不大。现在重要的是要积蓄力量，保存实力，转移到农村去建立武装，发展游击斗争。听了他的传达，我们只好将已准备好的暴动计划放弃了。……邓中夏在衡阳住了两天，他听说我也是宜章人，看我十分积极肯干，对我也有好感，说：“你表现得还真不错。”我就见过他一次，后来听说他在一九三二年英勇牺牲。（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回忆者曾志后来成了陶铸夫人。当年只是十八岁的她，没有唏嘘，但乱世中的英雄儿女，却留待后人为之唏嘘了。
邓中夏出身于书香世家，受过完整的学制教育，待人接物是位恂恂儒者，他文章也写得好，能曲折达意，又能概括超越。但却有人认为邓氏不配为理论家，而只是实行家。这也未免太冤枉了邓中夏。
据陈碧兰回忆，瞿秋白就持此种偏见，她在回忆录中说到：
上大教授和职员同志间的情感并不十分融洽。瞿和施（施存统）能合作的，但邓中夏与瞿秋白之间始终不合谐，因瞿对他总是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瞿曾亲自对我说：“邓中夏没有理论修养，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邓当时任上大的事务主任。至于其他在上大中学部教书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内了。
接着陈碧兰提出疑问，（邓中夏）“生于诗书之家，在北京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在1919年随李大钊搞‘少年中国学会’，次年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当任‘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是李大钊的亲密助手，竟能是‘没有理论修养’？”
陈碧兰的反驳是有力度的。邓中夏生长于旧学之家，也曾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任北京学联总务干事。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且任执行部主任。在北大他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之一，参与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最早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长辛店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编辑出版《劳动音》周刊。一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是北京分部负责人，主编创刊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他起草了第一部工会组织法并获通过，随后，被中央调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像这样的人，马列水平能不高吗？按陈碧兰的回忆，瞿秋白是失言了。
陈碧兰的回忆更有一段邓氏后期的行踪，说：
邓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到他的历史。当我于1923年秋到上海时，他仍旧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但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他便离开上大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劳工部的干事。虽然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离我们的住所很近，但他从不来我们这里（只有一次来找施存统）；同时，由于他的工作的调动，他就不属于上大支部了，因而我们之间便很少接触。直至1927年4月末，我们才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相见，双方甚为喜悦。但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他于1928年去苏联参加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便留在职工国际，因他被选为红色职工国际委员，他在那里写了《中国职工运动》小册子。回国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枪决。他是我于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汉所接触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
关于1929年后的邓中夏情况，是颇少见于著述的。但周国全所著的《王明传》有所记载，该书有专章细述王明对邓中夏的排挤和无情打击：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中夏，也因为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残酷打击。王明上台后，中央在2月20日的决议中说：“中夏同志当时（指三中全会时——本文作者注）也没能接受国际代表的意见来反对立三同志的错误，反而到鄂西以后尽量去发展立三路线的错误。”决议还说：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于邓中夏、李剑如、余笃三同志回国工作不久即派往苏区负责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适的”，并说周恩来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3月10日，王明等人又以党中央名义致函湘鄂西特委，除指责邓中夏执行了立三路线外，又硬说他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带领二军团“上山逃跑”的错误，并很快派其宗派集团成员夏曦，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取代邓中夏在苏区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邓中夏的殉难，《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所述之细节颇详，有云：“1933年5月15日，中共重要领导人邓中夏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但身份没有暴露，宋庆龄受共产党委托进行营救，请史良律师利用租界内资产阶级法律程式，提出在租界内解决，不许移提，获得成功。但在邓中夏快要获释时，被叛徒出卖，蒋介石亲自下令强行引渡邓中夏至南京杀害。”
邓中夏的遗墨存世不多，这函札我也特别地加以珍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