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大国复兴之路——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
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转化成了实力，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又使得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机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一个良性循环，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胀的主力。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胀掩盖了4年的美元流通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1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后来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不能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问题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际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达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制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

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地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惜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制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地去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元，总体看来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显而易见，这种游戏是不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元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地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整个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以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也有了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此前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10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3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进而会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而这有悖于美国利益，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美国必然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限”。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基本上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国家领导人会面，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政府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在中国工业化道路走向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中国从中美合作中获益已经到达上限，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得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用的成分逐步地提高了。
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争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它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得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定期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及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存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它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其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又会反过来恶化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地从道德角度来评判，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必然会存在。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率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地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实如此。
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这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得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也是非常高的，一旦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能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单独算作一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改善了资源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聚集使得中国成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在为欧美国家提供大量低价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突破口。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以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地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的表现，为日后中国整合东盟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双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与第三世界国家“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比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来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此延长它们的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把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改变成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这就是在“授人以渔”，我们现在对第三世界所做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这种“双赢”的结果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就业问题由第三产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它们走出“死循环”，就是为将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成为这些区域的流通货币——通胀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时，那么当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客观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油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吨的油份额。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其价格通常不过每桶十几美元（美国的原有进口中份额油占40%，价格仅为个位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2006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本文节选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国博弈》，作者王伟，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