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宝山出狱后去落户，得知至少等半年，心生不满打死办户口的片警

1996年３月１２日，３９岁的白宝山身上带着“释放证书”回到了北京。
入狱前，白宝山是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的一名装卸工。在工厂期间，因为他不爱说话，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到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
２３岁时白宝山结了婚。一年后，他得了一双儿女，龙凤胎。家庭生活的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蔫大胆”的性格，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开始了盗窃。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

１９８３年，他因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了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人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北辛安的两间平房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最初几日，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于是他在大弟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白宝山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片警接过材料冷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但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在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十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
白宝山出狱时曾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现在他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并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因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见此情况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粗铁棍，恶狠狠打向哨兵。待哨兵昏过去后，白宝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４月７日晚上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开枪打伤了哨兵余启明。但他不知道哨兵挂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４月８日深夜，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的，企图转移枪支继续作案。当面的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白宝山见势不妙，跳车逃跑，并连开九枪，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４月２２日凌晨他再次行凶，打死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夹。
白宝山连续作了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
据对“４·０７案”，“４·０８案”和“４·２２”案的现场勘察，警方确认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因此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击使用的均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射自同一支步枪。弹底标识均为７５－８１，从这点说明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的司机所提供与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专家们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本文节选自《大案实录：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人民日报出版社，作者杨颖，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