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冤案之“李久明案”，二级警督蒙冤867天，真凶出现才平反

监狱干警家遭血洗

2002年盛夏的一个午夜，一声女人的尖叫却划破了这片宁静祥和。2002年7月12日凌晨2点10分，唐山市公安局南堡盐场派出所的接警电话突然响起，一个小女孩语音颤抖地在电话里哭着说：“我爸爸妈妈被人砍伤了……”原来，在冀东监狱家属院仁爱楼8号楼307室，有人被歹徒刺杀。

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往案发现场。到达现场后，只见房间内一男一女浑身是血倒在地上，只有微弱呼吸；房间的门厅、餐厅、墙壁和阳台上到处血迹斑斑，布满了杂乱的血足迹；一名年轻女子和一个小女孩蜷缩在地上，惊恐地望着众人，不停地啼哭。在公安民警的安排下，两名被害人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与此同时，民警们通过询问年轻女子和小女孩得知，被害人是冀东监狱干部王忠和、宋淑丽夫妇。

这位小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凶杀案发生时她正在睡觉，被打斗声惊醒后跑出卧室一看，发现妈妈倒在厨房里，睡衣上全是血，爸爸则赤身倒在北阳台的血泊中。看到这骇人的场景，小女孩被吓坏了，赶紧打电话报警，随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小姨。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小女孩的小姨——被害人宋淑丽的妹妹宋淑红。宋淑红也在冀东监狱工作，就住在家属院内不远处的13号楼115室。接到外甥女的求助电话后，惊慌失措的她立即赶到了姐姐、姐夫家。民警问小女孩当时有没有看到凶手，小女孩哭着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看到。民警又问宋淑红在赶往案发现场的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员，宋淑红想了一会，也摇头否认。

很快，南堡公安分局的现场勘查人员也赶到了现场。他们首先对案发现场的每处细节进行了拍照，随后对整个房间及楼梯、窗外、楼前小院等外围区域进行仔细勘查。勘查人员发现，该住户的门厅东墙靠门北侧、南侧墙面挂衣服处、餐厅门表面1米以下范围内有喷溅血迹，在门厅地面和阳台靠北侧碗橱门下侧也有不同形式的血迹存在；

阳台上遗留了一双41码棕色皮凉鞋和五根沾血毛发；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刀柄带有血迹的黑柄匕首和两条带血迹的领带；对凶案现场外围进行勘查的人员则在该栋楼三楼、四楼楼梯拐角处的扶手上发现了一根质地粗糙的尼龙绳，并在13号楼楼前小院门口东侧的一个破碎玻璃鱼缸的北侧，找到了一把警用匕首。现场勘查人员将现场情况制作了勘验笔录，同时提取了现场血迹，并将所有可疑物证都装入物证袋内带回公安分局，以供后续检验、鉴定。

此时，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两名被害人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其中，宋淑丽已经苏醒，但王忠和因为伤势过重还处于昏迷状态。闻讯，南堡公安分局的侦查人员立即前往医院，向宋淑丽询问案件情况。

躺在病床上的宋淑丽忍着剧痛，向侦查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惊险一幕：这天凌晨2点多钟，已经睡下的宋淑丽起来到厨房关窗，突然看到一个身穿迷彩服的人站在她家阳台上，他蒙着面，用她家厨房的窗帘布包着头。宋淑丽下意识地尖叫起来，歹徒立马窜进厨房，用左手扼住她的脖子，右手拿着一把刀向她的左胸、左胳膊连扎数刀。

宋淑丽的丈夫，从武警边防部队转业到冀东监狱的王忠和闻声立即从卧室跑出来。看到身强体壮的王忠和，歹徒随即放开宋淑丽往北阳台跑去。王忠和追到北阳台，抓住歹徒与之厮打起来。奈何歹徒年轻力壮，还有凶器，他上来就向王忠和的头部、脖子、肩膀、胳膊等处扎去，王忠和倒地后歹徒还踹了他腰部几脚，最后从北阳台跳下去逃走了。

大致摸清了凶手的作案过程和逃跑路线后，专案组开始为该案“定性”，希望梳理出凶手的作案意图——是为“谋财”，还是专为“害命”？他们发现，案发现场并没有物品、钱财被盗的情况，这似乎说明，该案并不是一起“谋财”案件；相反，凶手作案手段残忍，刀刀刺向要害部位，“害命”意味甚浓。由此，专案组的侦查焦点汇聚到王忠和、宋淑丽夫妇的“仇家”身上。

于是，陆卫平带人再次前往医院向宋淑丽了解有关情况。宋淑丽只是表示：“那个人我不认识，因为他蒙着面、用窗帘布裹着头，实在看不清面貌样子。但好像身高1米68左右，中等身材。”陆卫平等人考虑到宋淑丽刚刚经历了生与死的瞬间，还处于惊慌恐惧、情绪不稳定的状态，想不起来案件的具体细节很正常。

他们耐心地启发宋淑丽，提醒她没必要非从面容角度入手，体貌特征方面的特殊之处也很有价值。经过侦查人员如此“点拨”后，宋淑丽左思右想、反复回忆，越来越觉得凶手的身高、体态和走路姿势很像自己的同事——同在冀东监狱工作的李久明。那么，李久明是谁？他可能是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吗？

二级警督婚姻越位

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与王忠和、宋淑丽夫妇是多年的同事，但同时，对夫妇二人来说，李久明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是宋淑丽的妹妹宋淑红的情人。在外人看来，李久明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他的妻子名叫张芳涛，在这里的一个盐场工作，其父母都是冀东监狱的老干部。

1987年，经人介绍，李久明与张芳涛相识。那时，李久明刚从河北滦县师范学校毕业，在唐山的一所普通中学当老师。文质彬彬、书卷气息浓厚的久明让生性泼辣、为人豪爽的芳涛一见倾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虽然久明爱安静，平时寡言少语，而芳涛好热闹，平日热情活泼，但性格互补的两人却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深深吸引彼此的闪光点。时间不长，久明和芳涛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不久，深爱丈夫的芳涛就托父母费尽心力地把久明调入冀东监狱工作。久明当上警察后，夫妻俩的小日子开始蒸蒸日上。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久明和芳涛一直很想要个孩子，但不知什么原因，芳涛就是怀不上。无奈，两人只好从久明的亲戚家抱养了一个。对这个可爱的男孩，芳涛视如己出，一口一个“咱儿子”叫得情真意切。小两口的日子虽然过得平淡，但也算幸福甜蜜。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久明无意间发现芳涛在婚前隐瞒了年龄，实际年龄足足比自己大5岁。他感觉“被骗”了，对此事怎么都难以释怀。于是，久明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开始把没有孩子的责任归罪于芳涛，常常借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架，把生活的重心全部转移到工作上，很少关心家庭，刻意冷落妻子。

而对这一切，全心全意爱着丈夫、心心念念顾着小家、有时过于大大咧咧的芳涛却毫无察觉，只以为久明是因为工作强度大、事业压力重才无暇顾及自己和孩子。

颇有才华、沉稳内敛的久明事业上进步很快，不久就当上了冀东监狱二支队的政治处主任，挂上了二级警督的警衔，可谓一帆风顺。对于久明工作上的成绩和政治上的成熟，一直任劳任怨操持着家庭的芳涛总是自豪地说“这军功章可也有我的一半”。对于妻子的这句玩笑话，本来内心深处的那个疙瘩就没有解开的久明很不爱听，有一次甚至说出了“你有什么军功章？你连孩子都不会生！”这样颇为过分抱怨话。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芳涛的心，她感到委屈极了。与此同时，芳涛也第一次感到了危机，她突然意识到丈夫似乎变了。至此，外表看起来恩爱如故、琴瑟甚笃的夫妻二人，实际上却开始逐渐生分起来。而正好在这时，宋淑红，一个既聪明又颇有野心的女人出现在了李久明的面前，引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家庭风波。

宋淑红的丈夫贾小连是李久明的同事。1998年春节期间，在贾小连的一家饭店的开业宴会上，李久明认识了宋淑红。一边是一直认为自己的婚姻很不幸福、长期没有感情寄托的李久明，另一边是深深被李久明的文雅举止和书生气度折服、对他频频暗送秋波的宋淑红，故事的发展可想而知，两人“顺理成章”地擦出了感情火花。

接下来，李久明“毫无悬念”地跨过了婚姻的既定轨道，背叛了芳涛和他们的家庭。巧合的是，几个月后，贾小连因为突发疾病意外身亡，宋淑红以干部遗孀的身份被照顾到李久明所在的冀东监狱二支队的图书馆工作。这样一来，两个人走得更近了，秘密幽会的次数也愈加频繁。但为了顾及影响，两人的关系被李久明严密保持在“地下”，不为任何人所知。

不得不感慨，李久明的“保密功夫”实在高超，作为妻子的张芳涛对丈夫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觉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芳涛发现，家里时常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无声”电话，丈夫的手机话费也陡然暴涨了许多，有时，他还会躲在厕所和阳台煲电话粥。

纵然芳涛是个粗线条的人，但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直觉，她隐约察觉到，丈夫在外面似乎有了别的女人。然而，在李久明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搪塞和掩饰下，绝对信任丈夫的芳涛并没有深究下去。

而宋淑红渐渐不满足于自己与李久明这种偷偷摸摸的“地下”关系，她想和李久明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于是，她提出要李久明和张芳涛离婚，和自己结婚。但对李久明来说，他之所以对婚姻不忠，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为了“逃避”家庭、“报复”芳涛。真的离婚？李久明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对宋淑红的这个要求，李久明迟迟未做表态。

他的迟疑态度让宋淑红内心很不安，她害怕李久明有一天会离开自己。为了尽快“完全且正式地”得到李久明，2002年初的一天，宋淑红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张芳涛的父亲。宋淑红对老人挑明了她跟李久明之间持续了4年多的情人关系，直言李久明根本不爱张芳涛，是顾及家庭的责任和双方的面子才勉强维系着这份名存实亡的婚姻。

她甚至让老人出面做女儿的思想工作，劝她和李久明离婚！直到这时，芳涛才从老父亲那里得悉了丈夫出轨的事实。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芳涛痛不欲生，她实在不能接受自己十多年来含辛茹苦相夫教子换来的竟会是这种结局。气头上的芳涛也曾想过“一哭二闹三上吊”，不顾一切地和情敌拼个鱼死网破。

不过，待情绪平稳下来之后，这个善良宽厚的女人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为丈夫的仕途着想、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她没有找宋淑红撕破脸，没有请亲戚朋友来评评理，更没有到丈夫单位反映情况，她只是静静地对李久明讲述这些年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忆从清贫日子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流着泪劝丈夫回头。见芳涛哭得伤心欲绝，想想妻子的深明大义，反观情人的无理取闹，李久明答应和宋淑红断绝关系。

但不久后，芳涛发现丈夫还是经常背着自己偷偷和宋淑红来往。她非常生气，一连摔坏了丈夫的两部手机，甚至摊牌向李久明提出了离婚。这一下，李久明慌了，他死活不同意离婚，反复向芳涛发誓，让她“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他一定会将此事妥善处理好。在丈夫的苦苦哀求、诚心悔过下，芳涛再一次心软了。

可是，虽然这一边的李久明已下定决心不再继续玩婚外恋这种危险的游戏，但那一边的宋淑红怎么肯轻易放手？她不断在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李久明，找各种借口骗他出来幽会……无奈，李久明只好找到王忠和、宋淑丽夫妇，请他们帮忙劝阻宋淑红。但是没有想到，李久明越是疏远和冷落，宋淑红就越是失去理智，行为更是一次比一次过激。

2002年5月的一天，凌晨5点多钟，她跑来李久明家，用石头砸他们家的窗户玻璃。6月一个雨夜的零点时分，她竟然爬上了李久明家的阳台护栏。不久后，她开始给张芳涛及其父母打恐吓电话，还数次把芳涛的自行车胎扎破。

7月初的一天，她甚至在李久明家门外放了一把火。这一次，忍无可忍的芳涛终于爆发了，这个骨子里带着一股刚硬劲儿的女人选择向冀东监狱的保卫部门报了案，并且打电话给宋淑红的父母让他们“管教好自己的女儿”，不然，“杀了你们全家”。

遭遇嫌疑虎落平阳

专案组侦查人员根据被害人宋淑丽的推测和怀疑，认为李久明有重大犯罪嫌疑。虽然他们也自我反问：作为冀东监狱二支队的政治处主任，堂堂一个副处级干部，李久明可能会是杀人凶手吗？但是专案组成员一致同意——侦查初期，任何一个可疑线索都不能放过。因此，他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抓捕李久明。2002年7月12日上午，李久明照常来单位上班。9点多钟，专案组的张建业局长、杨策军副局长带着五六名刑警突然来到他的办公室，把李久明带回公安分局接受调查。

在公安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侦查人员一上来就问李久明，你知不知道昨晚你的同事王忠和、宋淑丽夫妇在家遭到歹徒刺杀的事情？李久明沉默了一下，想了一会才回答道：“听说了。”侦查人员觉得他的态度有些刻意回避，着实很奇怪，马上追问：“昨天一天你都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李久明遂向侦查人员详细讲述了自己7月11日至7月12日的活动情况——7月11日下午，他开完党支部会议后，去监狱组织干部处办了点事，大约5点左右回到家。到家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接到二支队办公室主任老邹的电话，让他到金茂鑫源饭店吃饭小聚。

这顿饭吃到晚上8点多钟就散伙了。之后，李久明直接回了家，在家和孩子一起看了会儿电视，然后就洗漱睡觉了。李久明反复向侦查人员强调：“从7月11日晚上8点半到7月12日上班前，我都一直呆在家里。”“有谁能够证明？”“我的妻子张芳涛可以证明。”

此时，张芳涛其实也已经在南堡公安分局了——就在李久明被侦查人员带走后不久，她就被警察以协助调查的证人身份从单位带到了公安分局，但侦查人员却并未向她出示他们的工作证件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以履行正常手续。

但对于询问证人的持续时间问题，法律却并未予以任何限制性规定，这导致实践中长时间、无限期地询问证人的情况经常出现，造成实质上的变相拘禁或具有变相拘禁的嫌疑。

“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侦查人员问张芳涛。“听说王忠和、宋淑丽两口子被人砍了。”她倒是回答得很干脆。“昨天晚上，李久明出去没有？”侦查人员的话锋突然一转。“没有。”张芳涛非常肯定地回答。

事情就发生在头一天晚上，所以她记得很清楚。当时，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她起来喝水，看到卧室里的李久明还没有睡觉。张芳涛喝水的时候，李久明也凑到客厅站着看了会儿电视，但她没理李久明，接着看自己的电视。过了一会儿，李久明先回屋睡觉了。1点10分左右，张芳涛也起身到另一个屋睡了。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李久明还在家，没有出门。

“那你怎么确定李久明没有趁你睡着之后出去呢？”侦查人员警觉地从张芳涛的陈述中发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于是立马向她提出质疑。“我睡觉很轻，一点声响就能被吵醒。李久明如果夜里出去，我肯定能听见门响。但我昨天晚上并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张芳涛很快回应道。

透过厚厚的卷宗资料，我们发现，“协助调查”了整整36个小时后，张芳涛才被允许回了家。然而，仅仅一天后，她再次被戴上手铐“请”到公安分局，而这一次的持续时间则长达65个小时，但是张芳涛依然没有提供给侦查人员任何他们希望获取的证言。

从李久明和张芳涛夫妇的陈述中，侦查人员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线索。于是，专案组决定另辟蹊径，通过寻找实物证据的方法来发现案件的突破口。7月12日晚上11点，就在李久明和张芳涛还在南堡公安分局配合侦查人员的调查工作时，专案组的另一队侦查人员在他俩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迅速对他们家和李久明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

这一次搜查，侦查人员的收获颇丰——他们在李久明的家中发现了一支钢珠枪，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一套迷彩服，只是这套迷彩服上干干净净的，并未带有任何血迹。

面对李久明几乎毫无破绽的应对，侦查人员再次无功而返。第二天一早，侦查人员找到被害人宋淑丽的妹妹宋淑红，向她了解和李久明之间婚外恋的有关情况，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可疑之处。

宋淑红非常直爽地承认，由于李久明不肯与妻子张芳涛离婚，且这段时间以来对她很是疏远，气愤的她曾经采取过砸玻璃、敲窗户、打骚扰电话、扎自行车胎等过激行为泄愤。宋淑红还称，7月初她烧了李久明家的防盗门后，张芳涛曾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扬言”如果宋淑红再有类似行为，小心她杀了他们全家！

与此同时，宋淑红还向侦查人员透露了这样一个颇令人玩味的细节——惨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当宋淑红从外甥女的电话里得知姐姐、姐夫被人砍伤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打手机给李久明：“老李，我姐姐、姐夫出事了，得赶紧送医院，你想办法找一辆车过来。”

没想到，李久明接到电话后却很不耐烦地说：“出事了，报警啊；受伤了，打120啊！深更半夜的，我上哪里去找车呀？”说完他就匆匆把电话挂了。但是过了一会，他又把电话拨了回去，向宋淑红了解了凶杀案的大致情况后，他随即严肃地叮嘱她道：“待会儿警察来了，你可别乱说，千万别把咱俩的关系说出来！”

专案组的侦查人员听了宋淑红的讲述后，都觉得李久明要求宋淑红隐瞒他俩之间关系的举动非常奇怪，着实有些“此处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因此，专案组加重了对李久明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的怀疑。

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

首先，结合宋淑红的证言，侦查人员认为李久明具有作案动机：李久明与宋淑红长期保持暧昧关系，因为宋淑红要求李久明离婚与其结婚，李久明不同意，所以双方产生矛盾，发生了数次冲突。为泄私愤，同时警告宋淑红以后不要再做任何过激行为，李久明将宋淑红的姐姐、姐夫刺伤。

其次，现有的指向李久明的不利证据很多。例如，被害人宋淑丽指名道姓的猜测，从李久明家中发现的钢珠枪，从他办公室搜得的迷彩服，以及在宋淑红家楼前小院东侧发现的可疑警用匕首。侦查人员分析，虽然李久明对钢珠枪的存在进行了解释，但考虑到他在工作中一向小心谨慎，很少出现差错，一般不会做出忘记上交枪支这么疏漏的事情，因此不排除这是李久明的故意狡辩。至于迷彩服上之所以没有血迹，则可能是因为李久明已经洗过了衣服，或是他故意放置一件干净衣服来迷惑侦查。

再次，针对张芳涛提供的李久明不在场的证明，专案组成员认为，张芳涛是李久明的妻子，虽然李久明背叛了他们的婚姻，但张芳涛一直很爱李久明，不能保证她不会因护夫心切而提供虚假证言，因此她的说辞并不可信。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李久明确有趁张芳涛睡着后再偷跑出去作案的可能性。

经过认真讨论，专案组初步得出结论，综合现在掌握的所有证据与情况分析，李久明确有重大嫌疑。因此，在没有发现指向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之前，必须将李久明作为首要破案目标继续跟进，实现突破。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审讯李久明，要争取拿下他的口供。张建业局长特别指出，此案的“口供突破”工作将非常艰难。因为，作为警察，李久明肯定具备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同时，作为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又正是以思想政治工作见长。

通过这几天与李久明的接触可以发现，除了审讯初期，他可能因为紧张而显得有些迟疑和不自然之外，接下来他在平稳心态后，面对侦查人员的各种提问甚至刁难，都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对自如，可见很不好对付。如果这起凶杀案真是他干的，那他必定会顽抗到底，所以审讯人员要做好“持久应战”的充分心理准备。

而另一路则负责继续搜索、寻找物证，并通过物证鉴定的方法得出“有科学保障”的、能证实李久明确为凶手的可靠证据，以此辅助审讯人员，攻破李久明的心理防线。“在‘铁证’面前，任凭他李久明再怎么口若悬河、舌灿莲花，肯定也只能百口莫辩、哑口无言！”王建业局长信心满满地说。

不过，以故意杀人罪来说，现有证据确实不足，而且都是需要经过层层推理才能得出有罪判断的间接证据，远远达不到以“涉嫌故意杀人”施以刑事拘留的标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专案组决定，先以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将李久明刑事拘留。7月16日，李久明被刑拘，并送入唐山市第二看守所羁押。

非法证据埋下隐患

2002年7月21日，也就是李久明被拘留后的第6天，专案组开始了对他的第一次讯问。这天上午9点，杨策军、陆卫平来到看守所，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李久明提讯到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的一间办公室里。

其实，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65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对于提讯地点，《刑事诉讼法》却并未作出详细规定。但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6条规定：“提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提讯证》，在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讯问。”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审讯工作发生在看守所之外的羁押场所，这是因为近年来看守所从设施设备到监管水平都有了很大改进，审讯人员难以通过在看守所的提讯得到“令人满意”的犯罪嫌疑人口供。

应当承认，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羁押后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被提到“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询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滋生刑讯逼供的温床。某些当事人被刑讯后，看守所在收押时或者对其伤势视而不见或者听从公安机关领导的统一安排，使得每起刑讯逼供最有力的证据——犯罪嫌疑人的伤情记录被刻意隐匿，归于消失。

讯问前，侦查人员制定了详细的审讯方案。他们认为，首先必须打压李久明认为自己是二级警督、副处级干部的这样一种“优越”心态。因此，聂荣东大队长在讯问一开始就问李久明：“你听说过李真吗？”“知道。”

“他堂堂一个正厅级干部，到了这里狗屁都不是，最后不也什么都说了吗？你跟他相比，更是狗屁都不是！听清楚了吗？”但是，李久明仍旧不承认是他对王忠和、宋淑丽夫妇下的毒手，还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作案时间，公安机关推测的所谓“作案动机”也是站不住脚的。侦查人员觉得李久明还没有端正态度，还在狡辩抵赖。

于是，专案组决定启用第二套审讯方案，即让李久明认为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证实他有罪的充分证据，以端正他的认罪态度。王建业局长厉声问李久明：“你相信科学吗？”“我相信。”“那很好。

你要是相信科学，就应该心知肚明，案发现场的证据已经清楚地表明——这案子就是你做的，铁证如山！所以，赶紧好好交代，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但令专案组意想不到的是，李久明竟请他们拿出所谓的“科学”证据来。

这样的“恶劣”态度更让侦查人员认为他很不配合侦查工作。尤其是杨策军副局长，他是个急性子，看到李久明这般刀枪不入、油盐不进，他非常生气，于是冲着他吼道：“案子就是你做的，你不老实交代的话，就让你脱三层皮！不信？！你好好听着，你李久明今天要真能死扛着不说，我这个副局长就不当了！”

随后，侦查人员轮番上阵，采取车轮战的战术“对付”李久明。终于，7月21日晚上10点，被不间断地审讯了整整13个小时后，李久明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承认：“案子是我干的。”听到这句话，侦查人员总算暗暗松了一口气。聂荣东大队长看着李久明说：“其实吧，我挺喜欢你这样的性格。”随后，他递给李久明一支烟，又让他喝了点水。接着，聂大队长说：“烟也抽了，水也喝了，你现在该讲讲作案过程了吧。”

李久明供述说，作案时，他把绳子拴在王忠和、宋淑丽夫妇家楼顶房沿的一根铁棍子上，然后顺着绳子从顶楼下到三楼，推开纱窗进入他们家的南阳台。被王忠和发现后，他先是在阳台上用匕首朝着王忠和的肩膀、肚子各扎了一刀，还有一刀不知道扎哪了，随后又在门厅扎伤了宋淑丽。最后，他打开屋门冲出去逃跑了，把作案时穿的迷彩服扔在了他们家门口，穿的球鞋则随意扔到了半路上。

显然，李久明这份有罪供述中所描述的作案过程和细节，包括从哪里入室、如何行凶、从何处逃跑、作案穿着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办案人员的现场勘验笔录和被害人的陈述不相符合、矛盾重重。侦查人员认为李久明没有老实交代，很有可能是在故意试探侦查人员查案到底查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王建业局长再次来到李久明面前，跟他讲政策，让他把行凶杀人的事情交代好。没想到，头戴钢盔、昏昏欲睡的李久明却说，“我听不见你讲话，我耳朵聋了！”王局长被激怒了，他觉得李久明到了现在还如此这般负隅顽抗，真是死不悔改，于是对他呵斥道：“你很清楚自己讲了多少实话，30%都不到。我劝你收回你那些‘小聪明’，不要存什么侥幸心理，更别抱什么幻想。你企图继续跟我们耗着，那我们就陪着你玩‘持久战’，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这一场“持久战”最后足足打了4天3夜。7月24日上午，在侦查人员不断“提醒”和“帮助”下，已经筋疲力尽的李久明终于供述出一份在他们看来“比较完整的”、“能与案件中已知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的”、“基本符合案件客观事实”的口供。当天下午，李久明被送往唐山市玉田县看守所羁押。

那近十份讯问笔录的背后究竟发生了多么激烈的心理和生理对抗、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审讯故事，从那生冷、僵硬、格式化的语言表述中我们难以觉察出任何端倪。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李久明的命运已经被这份有罪供述彻底改写了。

侦查人员再次来到李久明家里，提取了他的两双皮凉鞋，其中一双为42码棕色“金猴”牌，另一双为42码黑色“欢鸟”牌，以通过足迹鉴定的方式确定案发现场找到的那双棕色皮凉鞋是不是李久明的。

期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当侦查人员拿着现场找到的那双41码的鞋问李久明“这鞋是不是你的”时，李久明很干脆地回答说：“不是，我穿42码的鞋。”侦查人员让李久明试试能不能穿，李久明表示穿不进去，但侦查人员却使蛮力将李久明的脚硬挤进鞋里，并拍照留证。

随后，侦查人员又前后两次来到玉田县看守所，分别提取了李久明的阴毛和血样，以通过DNA鉴定的方式确定案发现场发现的沾血毛发是不是李久明的。但是，关于血样的具体提取情况却并未留下任何《提取笔录》予以记录和证实。

不久，承担送检任务的侦查人员带回来两个天大的好消息——足迹鉴定结论表明，在案发现场提取的皮凉鞋的步法、磨损等特征与李久明所穿皮凉鞋的对应特征一致；DNA鉴定结论则表明，在案发现场提取的毛发的DNA与李久明血样的DNA一致。

拿到这两份物证鉴定结论后，侦查人员觉得案件的侦破工作已完成了一大半。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的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可能也未曾意识到：应当掀开这两份外表笼罩着“科学”光环、似乎“绝对可靠”的物证鉴定结论光鲜的“外衣”，从鉴定原理、检验程序、逻辑推理等各方面对之进行一番认真而完备的审查。

一旦审查，侦查人员就将发现，这两份物证鉴定结论漏洞百出——足迹鉴定结论上没有载明具体是用哪两双鞋做对比进行的足迹鉴定，而且结论落款处居然没有鉴定人的签名或者盖章。DNA鉴定结论则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李久明的血样是何时送检的？其具体与案发现场发现的哪些毛发进行了检验？这些重要信息在鉴定结论中都没有记载与说明。更难以置信的是，鉴定结论上所标注的人体基因链对比数字竟然是不完整的！

2002年8月初，自认为本案的犯罪事实已基本查清、且有查证属实的证据表明该犯罪事实确为李久明所为的南堡公安分局报请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李久明。8月26日，检察院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事实上，本案中还有诸多细节存在疑点，尚待核实。例如，根据李久明的口供，他作案时用的警用匕首是从他弟弟李虎松那里得来的，可经过调查，侦查人员发现李虎松从未拥有或者接触过任何警用匕首。再如，关于作案工具尼龙绳，李久明供认是他在南盐巡警二中队南边的一家废品站偷来的，但侦查人员调查后发现，南盐巡警二中队周边根本没有废品站。

8月26日这天，拿到路南区人民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后，王建业局长来到玉田县看守所口头宣布以故意杀人，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对李久明执行逮捕。随后，王建业局长在看守所召开了专案组紧急会议。会上，王局长表示，李久明在7月24日之后的几次提审中都一直翻供，坚称自己“没有杀人”，导致很多细节无法核实，案件陷入瓶颈。现在，李久明刚刚获知自己被批准逮捕了，思想上正处于严重波动期，可谓是开展审讯工作、彻底攻下他的心理防线、突破其口供的最佳时机。

他的心理防线、突破其口供的最佳时机。于是，当天晚上8点，专案组再一次在没有履行任何提讯手续的情况下，把李久明从玉田县看守所带到玉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间审讯室里，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开始了长达7天8夜的审讯。

在这7天8夜里，一直戴铐被困于那把小小的提讯椅上的李久明究竟遭受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9月3日，当漫长的审讯终于结束、李久明被重新送回玉田县看守所时，浑身多处肿胀甚至化脓糜烂、双手已失去知觉的他竟然使原来监室的号长因害怕担责任、受连累而向管教干部表示不愿再接收李久明，但看守所的领导对此却并未作出任何表态。

外部力量介入案件

李久明被抓后，妻子张芳涛焦急万分。纵然，她也恨，恨李久明一时风流闯下这么大的祸，但这位善良的妻子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清白无辜的。她认准了特别简单质朴的一个理——“李久明对我再不好，我也绝不能让他受冤枉！”除了张芳涛外，还有一个人也始终相信李久明不会是杀人凶手，他就是季桂峰。

季桂峰和李久明20年前曾是河北滦县师范学校的校友，后来又在冀东监狱成了同事。在李久明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公安机关带走的第二天，冀东监狱的同事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的季桂峰。听到这一消息，季桂峰非常吃惊，凭同事在电话里的初步案情介绍以及他对老友李久明20多年的了解，当时季桂峰就判断——抓错了，凶手肯定不是李久明。于是，季桂峰和张芳涛一起，开始了漫长的营救李久明的行动。

四处奔走，但毫无成效；到处求助，却次次碰壁。眼看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张芳涛只好托季桂峰在北京帮忙寻找律师，但面对巨额的代理费用，他们一次次感到失望和无助。最后，季桂峰一位做律师的朋友朱鸿明听说此案后，出于同情，表示愿意义务代理官司。张芳涛和季桂峰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

2002年8月27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后的第二天，朱鸿明律师就赶赴玉田县看守所要求会见李久明。但此时，李久明却正坐在玉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某间办公室的提讯椅上，经受着侦查人员没日没夜的审讯，死守着自己的清白。面对朱律师的会见要求，看守所方面以需要等待领导签字等各式理由将会见足足推迟到了9月5日。而在这好不容易等来的会见中，专案组的两名侦查人员不仅全程监督，还不时警告李久明不要乱说话。

9月5日，在侦查人员的严密监视下，朱鸿明律师从玉田县看守所失望而归。离开前，他趁着侦查人员不注意，小声对李久明说：“这个案子定不上罪，你一定要坚定信心！”9月23日，朱律师和季桂峰又一次见到李久明。季桂峰一看到李久明就问：“事情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李久明的态度非常坚决。“那是不是你雇人干的？”季桂峰继续追问。“不是。我跟这个案子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李久明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次的会面，对朱律师和季桂峰来说收获很大，因为李久明向他俩透露了两个重要情况：第一，在案发当天半夜的时候，他曾接到宋淑红打来的电话，声称自己的姐姐、姐夫出事了，问他能否找辆车过来帮忙；第二，公安机关前段时间拿来一双41码的棕色皮凉鞋让他指认，还强迫他硬挤进去并提取了鞋印样本，他推测应当是供足迹鉴定使用。

朱律师认为第一个信息是李久明没有作案时间的一个重要证据。于是，他和季桂峰马上赶到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唐山市裕华道营业厅提取了李久明2002年6月和7月的通话记录，记录清单上清楚地显示：从7月12日2时10分49秒到2时19分22秒，在这短短的9分27秒时间段内，李久明与宋淑红频繁通话达5次之多。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外表弱不禁风的李久明来说，怎么可能一边实施着如此重大激烈的杀人行为，另一边又同被害人的妹妹保持着如此高频率的通话呢？这显然有悖常理，也不符合逻辑。

而第二个信息同样对李久明非常有利，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他无罪的重要证据之一。此时，朱律师和季桂峰不知道公安机关是否已经完成了足迹鉴定，更无从获知鉴定结论到底是什么。但他们认为，如果能证实李久明平时的鞋码数并非41码，那么无疑能减轻对他的有罪怀疑。因此，朱律师和季桂峰找到冀东监狱，请单位出具了一份“给李久明配发的警用鞋子均是42码”的证明。

拿着这两份沉甸甸的无罪证据，朱律师来到南堡公安分局，将其提供给专案组，希望他们能够认真核查并附卷。但侦查人员接到材料后，只是很随意地将其放在一边，说了句，“知道了，我们会好好处理的，你先回去吧。”

有罪证据、罪重证据与无罪证据、罪轻证据均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案件事实，所以，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应当搜集、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罪重证据，同时也应当搜集、调取其无罪证据和罪轻证据。不出所料，回去等候消息的朱鸿明律师最终并未等来任何回音。李久明的亲友和律师并不知道，此时的侦查人员根本无心更无力去审查核实他们送来的这些无罪证据材料。

而侦查人员认为是李久明作案工具的那把警用匕首上也并没有发现李久明的指纹；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侦查人员竟然在足迹鉴定后，“不慎”将李久明的那双棕色“金猴”牌皮凉鞋弄丢了！专案组好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时间转眼到了2003年，眼看李久明已经被羁押了将近半年时间，严重超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将本案拖延在自己手中的南堡公安分局终于在2003年1月6日，把案件移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随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先后由路南区人民检察院和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四次退卷补充侦查。

又过了5个多月，直至2003年6月，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还未对本案作出起诉决定。期间，作为警察、对刑事法律法规比较熟悉的李久明曾就超期羁押问题提出过控告，但却并未得到任何反馈。相反，侦查人员认为，他这是故意给已经深陷证据不足泥潭的侦查工作捣乱，给心头早已是一团乱麻的侦查人员添堵。

面对迟迟没有结果的李久明一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清理超期羁押的大背景下[插图]，唐山市政法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路南区“大小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会议，将本案作为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对其处理方式和预期结果定下了“基本主调”。

在唐山市有关领导部门的直接介入下，李久明一案的处理步调大大提速。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据有关会议精神，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3年10月29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

有罪判决疑点重重

开庭前的那一天晚上，李久明几乎彻夜未眠，他脑海里满是自己设想的公诉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反复斟酌着应当如何应对，如何回答，如何向法庭澄清事情的真相，如何向法庭表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李久明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之前是否曾经作过有罪供述？请回答是或者不是。”李久明很清楚，无论自己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无法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

然而，李久明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之前是否曾经作过有罪供述？请回答是或者不是。”李久明很清楚，无论自己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无法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他只能回答道：“我是作过有罪供述，但那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但公诉人马上打断他：“你不能这么回答，我就是问你是或者不是。”

最后，朱律师总结道：本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久明犯有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因此，请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

可以看到，朱鸿明律师的辩护意见围绕的重心非常明确——本案中存在大量非法证据，应被排除；同时，其辩护意见背后所指向的“谴责”对象也一目了然——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没错，朱鸿明律师的辩护意见一项都没有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上述种种非法证据均成为法院最终裁判的重要定案根据。

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久明因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接到一审判决书后，李久明陷入绝望的深渊。从一名监狱干部到一名经法院宣判的杀人犯，如此悬殊的身份落差和随之而来的更为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李久明不知道还能怎样洗清自己的冤屈，更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

判决书中描述的作案过程，对李久明来说就像一部小说一样，处处虚构，但又处处存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所谓”证据。李久明觉得，他不能再这么规规矩矩地待着，他是清白的，而只有反抗才能表现出他的冤屈！李久明突然产生出一个想法——用绝食来表示抗议！但是，在看守所干警的劝导下，李久明最终没有进行绝食抗议。在距离一审判决生效还有2天的时候，李久明提出了上诉——他选择再一次相信法律。

亲友律师四处取证

上诉后，季桂峰把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的同学、现为律师的王树洲请进了辩护阵营。随后，两人开始了分头行动。2004年2月，季桂峰先后找到曾与李久明在玉田县看守所同室居住的王守德、董兵、郭孝永，曾在李久明进所时为其检查过身体的刘建军以及玉田县看守所的部分干警，获取了“李久明的脸、屁股、大腿和脚面浮肿，手指上有血痂，有的手指往外渗着血水，脚趾头缝流着脓，有的脚趾甚至露出白骨”等证言。

白骨”等证言。同时，他还收集到记载着李久明身上有伤和具体伤情的玉田县中医院病历一份，杨策军副局长交给看守所干警400元钱用于给李久明治伤时留下的收据一张。这些相互印证的证据共同证明了羁押期间的李久明身体受伤、需要治疗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侦查人员确对李久明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

与此同时，王树洲律师在仔细审阅案卷材料后，开始对案发现场的环境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本案存在的更多疑点。例如，王律师经考察、测量得知，从被害人王忠和、宋淑丽夫妇所居住的冀东监狱家属院仁爱楼8号楼，到李久明居住的东庭小区26栋，最近距离为2千米左右，以最快速度骑自行车也需要7分钟的时间；

而被害人居住的仁爱楼8号楼3楼北阳台从中部起算，距地面的垂直高度为7.2米。据两位被害人关于凶手作案过程和逃跑路线的陈述可知，凶手是从北阳台跳下逃走的，但李久明一介文弱书生，从7.2米高的三楼跳下来怎么可能腿脚不受伤？又怎么可能再接着骑自行车或徒步一路狂奔逃离现场？

再如，王律师从冀东监狱了解到，被害人之一的王忠和是从武警边防部队转业到冀东监狱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而李久明斯文瘦弱，让人感觉似乎手无缚鸡之力。如果两人发生搏斗，王忠和一人对付三个李久明都不是问题。

李久明又如何能将王忠和打成颅骨骨折、左侧肩胛骨骨折、左眼眶骨折、鼻骨骨折、左上臂、左腰部多处受伤？同时还将宋淑丽刺成左胸、左上肢受伤？王律师还发现，根据王忠和的陈述可知，案发时他掐住了凶手的脖子，与之进行了殊死搏斗，但是卷宗材料中却并没有李久明在案发当天早晨被公安机关强制带走时身体有伤的记载说明。

王律师一开始认为，针对DNA鉴定结论这一不利证据，必须合理解释清楚“案发现场为什么会出现李久明的毛发”这一问题。他先想到的是，李久明与被害人王忠和、宋淑丽夫妇是多年的同事，又与宋淑丽的妹妹宋淑红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情人关系，因此，李久明应该去过被害人家里，那么，因此遗留下几根毛发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李久明却非常肯定地告诉王律师，他们家他没有去过，一次都没有去过！

综合自己和季桂峰的大量调查取证结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一审辩护意见中稍显简略、不太详尽的一些地方后，2004年2月18日，王树洲律师写成一封万言辩护意见书，提交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他在辩护意见中明确指出，公诉机关所列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一致、没有矛盾的证明体系，也不能得出唯一的、确凿无疑的结论，即证明李久明犯罪；

相反，所有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李久明没有实施犯罪。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据实体上漏洞百出、程序上严重违法的证据材料来指控李久明犯罪，其结果应该是，也只能是导致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李久明无罪。但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了错误判决。因此，请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宣告李久明无罪。

3月25日，河北省高院的法官来到看守所向李久明核实情况。李久明见到法官后非常激动，但还是条理分明地把本案中存在大量非法证据、自己没有作案时间和动机、被害人的前后陈述矛盾、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下迫不得已才作出有罪供述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认真、耐心地听完李久明的陈述后，法官留给李久明一句话：“你放心，我们会依法办事的。”

虽然没有开庭审理，但经过8个多月的缜密调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证据不能“卡死”，案件难以办成“铁案”。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院以“事实尚有不清楚之处”为由，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审裁定书对李久明和他的亲友、律师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他们决定再接再厉，一定要洗刷掉李久明身上的冤屈。6天后，一个不期而至的匿名电话给他们带来更加意想不到的巨大惊喜。

峰回路转真凶落网

8月17日晚上，季桂峰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是“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知情人士”的男子打来的匿名电话。在电话中，这名男子称：唐山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份从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分局发来的协查通报。通报上说，羁押在瓯海区看守所的一名叫蔡新武的犯人供认，2002年7月12日凌晨，发生在冀东监狱家属院某楼栋三楼一住宅的盗窃、杀人案是他所为，请予以查证。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从天而降的喜讯让季桂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老李的案子出现了转机！”他马上打电话给王树洲律师。与激动万分的季桂峰不同，王律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表现得相当谨慎：“一定要先查明消息的真实性。”于是，他们把电话回拨过去，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却一直没人接听，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公用电话。虽然情况尚不明朗，但对此时的季桂峰和王树洲律师来说，任何一点线索也不能放过。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起程奔赴温州取证，核查消息真伪。

蔡新武，男，1977年出生，唐山市乐亭县庞各庄乡人。现年27岁的他却已先后“四进宫”。从1993年6月至今，除去短短的52天外，蔡新武的人生均是在看守所或监狱中度过的。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1993年和1998年两次因盗窃罪被判入狱后，均是在李久明任职的河北省冀东监狱二支队服刑。这对“熟人”之间还有一点巧合，就是身高和体态颇为相似，都在1米70左右，都略微偏瘦。而这一次，他俩的人生因为一起凶杀案再一次出现交集。

2004年1月6日，温州市瓯海区看守所收押了涉嫌抢劫、强奸、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蔡新武。在侦查人员的审讯下，蔡新武很快承认了自己就是凶手，并非常痛快地供认了犯罪过程。经查证，蔡新武供述的作案细节与侦查人员已经掌握的相关案件情况完全吻合。于是，案件迅速进入到起诉、审判等常规环节。

6月初，在等待法院判决期间的某一天，看着电视上播放的警匪片，蔡新武喜好夸夸其谈、经常吹牛的本性又显露出来，他撇撇嘴不屑地说：“这人也太笨了！我过去收拾一个男人的时候，几拳就把他打趴下了。

然后从三楼光着脚丫子跳下来跑了。”狱侦干警听说后，想到蔡新武正是在辽宁服刑期间吹牛暴露了其在温州作案的犯罪事实而被押解回温州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该消息。果然，经过耐心细致地讯问、教育和感化，蔡新武供认：2002年7月11日，第二次从冀东监狱刑满获释不久的他，为了迎接当天出狱的“狱友”，重回监狱附近。

但因身无分文，当天晚上，已是惯盗的他进入监狱家属院一居民家中行窃，没想到只偷着一把匕首而没偷到一分钱。蔡新武不甘心空手而归，凌晨时分，他又潜入家属院另一栋楼三楼的一处居民家中，正欲行窃时，不料被主人发现，双方发生了激烈搏斗。后来，他用匕首将二人刺成重伤后跳下阳台逃跑。

听完瓯海公安分局相关办案人员的介绍后，王树洲律师心里基本有了谱，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立刻托朋友搭乘飞机把李久明的卷宗从石家庄送到温州来。在关押蔡新武的看守所，一位周姓副所长仔细翻阅了李久明的案卷资料后只说了一句：“蔡新武的供述与卷中记载的情况基本一致。”虽然他并未直言蔡新武就是唐山凶杀案的真凶，但这个简明扼要的“基本一致”的判断对王律师和季桂峰来说已经足够了。至此，一直悬在他俩心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然而，王律师和季桂峰又同时获知了一系列让他们瞬间从喜悦的巅峰坠入焦虑的谷底的消息——其实，早在两个多月前的6月8日，瓯海公安分局就已经将协查通报发给了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请求唐山公安方面协助核查此案。

然而，蔡新武在温州所犯下的抢劫、强奸、杀人案的诉讼程序并没有因为唐山方面不了了之的调查而停下脚步。7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蔡新武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蔡新武表示认罪伏法，没有上诉。现在，该案已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他们只知道，一旦浙江省高院核准了蔡新武的死刑判决，那么他就随时有可能被执行死刑，而这意味着两年前发生在冀东监狱家属院的那起凶杀案的真相将可能永远石沉大海，现在还被无情地关押在牢房里的李久明将更难昭雪翻案！时间不等人，他们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8月29日，季桂峰飞赴北京。他拿着连夜赶写出来的案情材料找到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法学家夏家骏教授。得知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后，夏老气愤得拍案而起，当即决定上书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有关领导汇报此事。之后，夏老还亲赴石家庄，向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直陈李久明的冤情。

8月30日，王树洲律师将经调查了解的全部情况整理成《情况反映》，紧急寄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对蔡新武“枪下留人”，进一步提审蔡新武，以对2002年7月12日发生在河北省冀东监狱家属院的盗窃、杀人案进行彻底审查。

9月13日，中央领导把夏家骏教授递交的材料转给河北省省委书记，并作出批示：严查此案，不要冤枉好人，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刑事责任。至此，李久明一案终于迎来了转机——如此惊险戏剧、得之不易的转机！

柳暗花明劫后新生

9月17日，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开始了正式的调查工作：他们一路人马飞往温州提审蔡新武，另一路人马开赴唐山封存李久明一案的全部卷宗。不久，蔡新武2002年7月12日凌晨在冀东监狱家属院仁爱楼8号楼307室入室盗窃、杀人的犯罪事实得到核实。

知道这个消息后，两年来尽心尽力为李久明鸣冤洗冤、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情上的季桂峰突然病倒了。而一直吃不下睡不着，体重从150多斤直线掉到不足120斤的张芳涛那紧紧绷了两年多的弦也终于放松了。虽然她坚信李久明一定会被无罪释放，但是，那种迷茫的等待实在太折磨人。现在，芳涛把丈夫闲置了太长时间的警服重新拿出来，洗得干干净净、收拾得平平整整，时刻准备着去看守所接丈夫，让他穿着警服大大方方地出来、堂堂正正地回家。这一次，她没有等太久。

2004年11月26日中午，张芳涛突然接到冀东监狱领导打来的电话，让她马上到监狱招待所来——李久明出来了。原来，这天中午1点多钟，河北省公安厅、唐山市政法委、唐山市公安局及南堡分局的有关领导来到唐山市第二看守所，向被关押了整整866天的李久明宣布“无罪释放”。

唐山市第二看守所向他出具了《释放证明书》，上面写着：兹有李久明因涉嫌私自存放枪支和故意杀人罪，于2002年7月16日被刑事拘留。现因证据发生变化，无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经南堡公安分局决定，予以释放。李久明终于走出了看守所，恢复了自由身。

放下电话，芳涛甚至来不及去拿已整整齐齐挂在衣柜里的李久明的警服，就赶紧带着孩子，在家人和亲友的陪同下，赶到了招待所。眼看两年前那个英姿勃发的帅小伙变成如今这副小老头似的模样，芳涛只觉得自己的心被扯得生疼。李久明终于回来了，芳涛其实特别高兴，她想笑，但眼泪却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流。800多个日子里积聚“恨”顷刻间烟消云散。

孩子一见到爸爸也立马哭了。他上初三了，这两年来，学校里的同学、院子里的邻居、甚至完全陌生的路人，总会在背后偷偷议论他是杀人犯的儿子，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所以，孩子幼小的心灵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不让她更伤心难过，对这些他从来不说，甚至从来不问关于爸爸的事情，显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和懂事。此刻，父子相拥，无声却抵万语千言。

“交接”仪式后，芳涛把李久明接回了家。在他踏进家门的刹那，芳涛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久明，以前的事我不追究了，一切都让它过去吧。”但故事至此还远未结束。

【本文节选自《迟到的正义：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作者何家弘主编，中国法治出版社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