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诞辰丨晋代的人口流动及影响

今天是陈寅恪先生诞辰。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作品。严耕望将陈寅恪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本文系陈寅恪先生于1947至1948年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讲稿，由其弟子万绳楠先生据当时的笔记等资料整理而成，略有删节。

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战乱相寻，天灾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以外（此种人产生的影响与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难。

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藉武力，强迫徙民。

由此出现了北方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

自八王之乱爆发，人口便已开始流动。《晋书》二O《李特载记》所记：

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引……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这支进入益、梁并在益州起兵的关西流民队伍，迁徙时间即在元康元年八王之乱爆发之后，永兴元年匈奴刘渊起兵之前。

北方人民的大规模流动，是从刘渊起兵开始的。特别是在晋怀帝永嘉七年洛阳陷落之后。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流徙的方向有三：东北、西北、南方。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归依于凉州张轨的领域。流向南方的一支，侨寄于孙吴的故壤。

影响所及，不独前燕、前凉及东晋的建国中兴与此北方的流民有关，即后来南北朝的士族亦承其系统。

西晋末年北方流民南迁图

01

向东北方向的流民

《晋书》一O八《慕容廆载记》有云：

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

建武初，元帝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像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由此可见，流向东北慕容氏治下的人民，在阶级上有士族，有庶民；在籍贯上，有冀、豫、青、并等州人。慕容廆分别为之立郡以统之，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辅佐。

载记称，慕容廆“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引，北海逄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儁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母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讃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慕容廆从流人中大批起用中州士人为谋主、股肱，对前燕的建国与推行魏晋屯田旧法，对东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燕部落解散早，比前、后赵进步，也与此有关。前燕立郡以统流人与东晋侨置郡县以居流人相同。

02

向西北方向的流民

《晋书》八六《张轨传》有云：

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

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那些逃到凉州来的中州人土，对五凉政权的建立，河西胡族的汉化与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像南凉，在秃发乌孤之时，“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引”。在秃发傉檀时，又曾起用“中州令族”裴敏、马辅，“秦陇冠冕”辛晁、彭敏。秃发利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

秃发傉檀与后秦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汉文化水平之高，竟使韦宗有“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之叹。

从南凉之例可以窥见，晋时中州流人对河西凉州地区影响之巨。这个地区的胡族本较落后，进化之所以快，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与中州流人的结合。

03

向南方的流民

至于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在避难的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

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而在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中，鲜能看到这个阶级中的人物。

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于洛阳的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大抵不以学术见长，而以武勇善战著称。

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土族及一般庶民，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不易南来避难。人数较前二者为特少。下面先说避难至长江下游的流人。

长江下游的流民

1、上层阶级

《晋书》六五《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夏，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元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资治通鉴》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云：“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

从“十六七”之言，可知中州士女逃向江南之多。东晋是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名宗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百六掾”则是东晋政权的奠基石。

中州士族逃命江左，“寄人国土”，喘息稍定，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其地点值得注意。《晋书》八O《王羲之传》略云：

（王）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吏部侍郎谢万书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

王羲之像

《宋书》六七《谢灵运传》略云：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

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

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

据此可知，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活动。然而，殖产兴利，进行经济的开发，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故此一带区域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之地。

上层阶级的领袖王谢诸家，之所以需要到会稽、临海之间来求田问舍，是因为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郡，都是吴人势力强盛的地方，不可插入。

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转而东进，求经济之发展。

2、中层阶级或次等士族

此等人多来自江淮以北，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的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但在政治文化上不占高等地位。

他们既不能亦不必居住在长江南岸新立的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的吴郡治所及其近旁。

而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却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且又在长江南岸较为安全的地方居住下来。地广人稀的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恰中其选。

据《元和郡县图志》二五《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条云：

新丰湖在县东北三十里，晋元帝大兴四年，晋陵内史张闿所立。

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闿创湖，成溉灌之利。初以劳役免官，后追纪其功，超为大司农。

《元和郡县图志》

《宋书》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略云：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

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晋陵太守领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万一百一十三。

《元和郡县图志》明言“旧晋陵地广人稀”，这正是江淮以北次等士族理想的避难处所。

张闿于大兴四年在晋陵修起新丰湖，给了江淮以北的流人在这一地域创建家园以便利的条件。后来这个区域发展繁盛起来，所依赖的正是此种流民的力量。

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的集团。换言之，即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的霸业的，都是此集团的子孙。这可从以下史料得到证明。

《世说新语·捷悟类》“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刘注引《南徐州记》云：“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

《晋书》八四《刘牢之传》略云：

刘牢之，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划。

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

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刘牢之等都是住在京口（北府）的江淮以北的流民或其子孙。谢玄建立的“北府兵”便是由此种流民组成。刘牢之等是主要将领。淝水之战，击败苻坚，北府兵功勋卓著。

又《宋书》一《武帝纪》略云：

高祖武皇帝讳裕，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曾祖）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

（高祖）乃与（东海何）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于是与弟道规、沛郡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

然则，朱、齐、梁三朝的建立者都是住在晋陵郡的江淮以北流民的子孙。宋武帝刘裕是北府兵的将领，以打倒桓玄起家。他所依靠的力量正是北府兵。

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原籍为东海郡兰陵县，萧道成的高祖萧整始“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

梁武帝萧衍像

萧衍为南兰陵中都里人，其父萧顺之为萧道成的族弟。刘裕、萧道成、萧衍的先后称帝，表示晋朝由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南朝转入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

3、下层阶级

此等人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域。他们人数既少，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又很低下，不能成为强有力的集团，不敢与当地吴人相抗衡。

其后逐渐同化于土著的吴人。即与吴人通婚姻，口语为吴语。此等人可以陈朝皇室及王敬则家为代表。

陈霸先先娶吴兴钱氏女，续娶吴兴章氏即钮氏女。王敬则与士庶相接皆吴话。陈霸先的先世，虽不知在西晋末年为何地人，但避难南来，定居吴兴郡长城县，则是清楚的。王敬则的籍贯，本为临淮射阳，后侨居晋陵南沙县。

然则陈霸先、王敬则同为自北而南避难过江的伧楚。由于社会阶级的低下，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区，遂同化于吴人。他们的势力至南齐以后始渐抬头。

长江上游的流民

以上说的是南来北人至长江下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下面再说南来北人至长江上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

《萧颖达传》略云：

兄颖胄，齐建武末行荆州事，颖达亦为西中郎将外兵参军，俱在西府。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道过荆州。密敕颖冑袭雍州。

时高祖已为备矣，仍遣颖胄亲入王天虎以书疑之，山阳至，果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将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

阐文日：“萧雍州（萧衍）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

按此传最可注意之点为席阐文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一语。此点不独涉及梁武帝的霸业，即前此之桓玄、刘毅、沈攸之，后此之梁元帝、萧詧诸人的兴亡成败，均与之有关。

若欲明了此中关键，必先考察居住在襄阳及江陵的南来北人为何等社会阶级。

首先可以注意的是原来居住在南阳及新野的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

他们向南移动自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可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

这不仅是因为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比较安全，而且是因为江陵为当日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为占有政治上地位的人群所乐居。

北人南来之上层文化士族（如庾信、宗夬、刘驎之等），其先本居南阳带，后徙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后期渐次著称。梁元帝迁都江陵，为此集团最盛的时代。

宋武帝刘裕像

然而，西魏灭梁，此种士族与遭遇侯景之乱，自建业逃到江陵之土族同为俘虏，随征服者北迁。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结束。

其次为迁至襄阳（雍州刺史治所）的原来住在南阳和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及雍、秦流民。永嘉之乱以来，居于南阳及新野地域的次等士族与上等士族同时南徙，但次等土族多止于襄阳一带。

其后“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东晋孝武帝遂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以居流人。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

宋孝武帝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这里先说居住于雍州的北方次等士族。

如宗越、曹景宗、蔡道恭诸人本为北方中层社会阶级，即《宗越传》所谓“次门”者也。他们都有武力，居于襄阳雍州一带，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有武力者正同。

除了这种人，还要注意流寓于侨雍州的雍、秦流民，他们也有武力，因而在雍州形成了一个武力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当在“胡亡氐乱”之后，时间晚于东部京口晋陵地区的北府兵集团。

关于寄寓襄阳雍州地区的雍秦流民，在南朝史料中不难窥见其情况。如杨公则、席阐文、马仙琕、康绚等人，都是居于侨雍州的雍、秦流民。

他们迁居襄阳一带，当在“胡亡氐乱”以后。他们都有武力，因为南迁较，其战斗力的衰退也较居住在长江下游京口晋陵一带的武人为迟。

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南阳、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相当，即同属于中层社会阶级。

上述足可说明襄阳存在着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如果说宋武帝刘裕的兴起靠了京口北府集团的武力，则梁武帝萧衍的兴起，却靠了襄阳集团的武力。北府兵至宋以后，战斗力衰退，有力量的是襄阳的武力集团。

陈武帝陈霸先像

不过，到梁朝晚期，此集团的武力也不足用了，故梁武帝不得已而改用北来降将。至陈霸先则又别用南方土著的豪族，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的大变动。

以上东北、西北、南渡三线，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流民亦非一往而不返，有回徙的。

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大事不与徒有关。

本文原文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步印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编辑说明

编校 / 大屯骚客

封面 / 想穿拖鞋上班

排版 / 莉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