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博争夺狂想曲：杨师厚待价而沽，李存勖火中取栗

朱温去世之后，杨师厚就用武力夺取了魏博控制权。

在朱友珪、朱友贞兄弟争夺皇位的时候，杨师厚又待价而沽，拥有了更多权力。

从表面上看，杨师厚支持朱友贞夺位，是因为朱友珪非法上位。

实际上，杨师厚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朱友贞的开价更高，或是杨师厚支持朱友贞，可以拥有更多利益。

就杨师厚这种乱世崛起的大佬，估计不会知道忠君爱国几毛钱一斤，如果弄死朱温，就可以让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不用别人动手，他也会抢着动手的。

如果支持朱友珪对自己有利，杨师厚才不会管他是如何上位的；如果朱友贞上位会威胁自己的利益，就算朱温明确表示朱友贞是自己的合法继承人，杨师厚也不可能支持他的。

在残唐五代，本来就是自古皇帝轮流坐的时代；谁能当皇帝，那得说自己的实力、背后的支持者有多少。什么你是皇帝的嫡子、庶子、兄弟、姨父、姑父、战友，那都是用来扯淡的。

只要大家觉得你上位符合他们的利益，随便找块黄布披在你身上，你就是皇帝了！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有人认为杨师厚这种人，会把忠君爱国当回事，也把杨师厚说得太了不起了。

总的来说，杨师厚在朱友珪、朱友贞兄弟相争之际待价而沽，最后卖给朱友贞，真可谓卖了一个天价。

因为在朱温活着的时候，杨师厚的地位虽然很高，但实在称不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杨师厚说自己在梁朝的人臣中排行第二，估计没有人敢说自己能排行第一。

末帝即位，封师厚鄴王，诏书不名，事无巨细皆以谘之，然心益忌而畏之。

杨师厚割据魏博，而且在中央政府拥有的发言权越来越大，难免会让梁末帝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因为这样发展下去，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魏博随时会完全脱离梁朝的控制；再大点的问题就是，魏博有可能和李存勖联手进攻梁朝的。

但是，也算上天保佑梁末帝。所以梁末帝上位后不久，就传来一个好消息，杨师厚死了。

听到杨师厚死亡的消息，大梁帝国表面上自然是沉痛哀悼，但是在私底下，大梁帝国的权力中枢，那实在称得上欣喜若狂，并纷纷向梁末帝表示祝贺。因为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有机会收回魏博的控制权了。

但是如何收回魏博控制权，依然还是一个大难题。

杨师厚用武力夺取魏博控制权后，又恢复魏博的牙兵牙将制度。一个地方实行牙兵牙将制度，其实就等于实行自治了。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敢加强相关地方的控制权，随时可能捅了马蜂窝。

牙兵牙将这种制度，简单的说，就相当于军区所在地建立了军事贵族政治。这种制度存在，可以说军区实行民主政治了。

节度使由谁来当，皇帝说了不算，牙兵牙将集体选举说了算；节度使工作干得不能让大家满意，不用皇帝说话，牙兵牙将就可以让节度使下台，如果节度使不服，当场就会被杀掉。

基于军人集团的角度，自然喜欢牙兵牙将这种制度。甚至是基于普通读史者的朴素思维习惯，也认为牙兵牙将制度是一种合理的制度。

第一、看到皇帝派几个文人、甚至是太监进入军区，居高临下的指挥军队高级将领，普通读者也会感觉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总而言之，这是皇帝瞎指挥，长此以往，帝国肯定会衰亡的。

第二、看到高级将领不能让广大将士满意，依然能高高在上的管理军队，普通读者也会认为这件事太没有天理了。总而言之，这种军队哪有产生巨大的战斗力。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看到某个军区，就是由军人集团说了算；而且谁想当军区司令，首先得获得广大军人的爱戴，基于人们朴素的思维习惯，自然会认为这是一种好制度。

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时，阻力重重，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放到桌面上，这就是军阀制度，但是放到具体情景中，支持这种制度的人实在太多了。

晚唐开始后，藩镇割据制度一直维持，主要是因为基于军人集团的角度，他们就是希望中央政府承认军区的自治。

只要中央政府承认他们这种权力，什么也好说，他们也会履行自己作为军事机构的基本义务；只要中央政府敢否定他们这种权力，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反抗，而折腾来折腾去，从普遍意义上，皇帝总得承认他们这种权力。

只要我们能明白牙兵牙将制度意味着什么，自然就会知道，杨师厚死后，谁来出任魏博节度使，是由牙兵牙将说了算，中央政府的发言权，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中央政府强行派人到魏博当节度使，十有八九会坏事的。如果牙兵牙将不接受他，自然会用武力赶走他、甚至是杀了他；就算牙兵牙将接受了中央政府派去的节度使，这个节度使在牙兵牙兵的支持（或是控制）下，也十有八九会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

在这种背景下，梁帝国中央政府，就试图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并用的方式肢解魏博。换而言之，把魏博分为两个军政地区，中央政府控制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梁末帝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魏博逼反了。所以人们难免会认为，如果梁末帝承认魏博的独立性，就不会有这种事。问题是，哪有说的这样简单？

其实呢，在藩镇割据的百年历史上，魏博镇说自己是第二牛的藩镇，还真没有哪个藩镇敢说自己第一牛。这种地区，你加强它的控制，自然有可能逼反它，但是你任由它发展，更有可能失去控制的。

杨师厚死后，梁帝国中央政府派贺德伦当魏博节度使，但是贺德伦显然受制于牙兵牙将，换而言之，贺德伦愿意站在魏博牙兵牙将的角度管理魏博政务，他自然就是位高权重的魏博节度使，如果他敢代表中央政府试图控制魏博，分分钟钟都有可能啥也不是的。

贺德伦处于这种位置上，估计随时会变成杨师厚第二的；或是随时会被火并出局，而由牙兵牙将推举出一个新的魏博节度使。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背景，自然就会知道，梁帝国想趁杨师厚刚死，而且牙兵牙将制度刚刚恢复不久，解决魏博的割据问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

但是，梁帝国显然还是低估了魏博的军人实力。

梁帝国肢解魏博的政令刚下达，魏博就炸了锅。

梁帝国肢解魏博的公开理由，自然不能说魏博割据二百多年，为了便于管理，所以必须把魏博肢解成两部分。问题是，不管梁帝国把相关的理由说得多冠冕堂皇，魏博的牙兵牙将也不会接受。

于是，牙兵牙将很快就胁迫节度使贺德伦给梁末帝写信。总而言之，我们可不是吓唬你，你继续这样胡折腾，小心我们率军渡过黄河收拾你！

面对魏博牙兵牙将这种大逆不道、大言不惭的恐吓，梁朝中央政府又是安抚、又是解释，就是拒绝放弃分割魏博的计划。总而言之，我们这样做，全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

魏博牙兵牙将一看梁末帝这样一意孤行，就又胁迫节度使贺德伦给晋王李存勖写信，总而言之，梁朝皇帝就是一个大傻Ｘ，任由下面无知小儿瞎挑唆，所以我们要跟晋国亲善友好。

魏博军人的叛乱，从某种意义上，是梁晋争霸战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李存勖成功夺取魏博控制权后，晋国才正式成为与梁国势均力敌的对手。因此从此以后，晋国控制着山西、河北二省；梁国控制着河南、山东两省。

因为凤翔李茂贞的存在，关中地区虽然控制在梁朝手里，在梁晋争霸中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凤翔李茂贞的存在，就够关中的梁军应付了。

晋王李存勖接到魏博军人的邀请后，马上就亲率大军进入魏博。

进入魏博后，晋王李存勖先给了牙兵牙将一个下马威。于是那个领头煽动魏博投降李存勖的牙将，被李存勖当场就绑了起来，总而言之，一通云遮雾罩的罪名套在头上，当场就被杀了。

看到李存勖这种做法，把魏博的牙兵牙将当场吓坏了，但是李存勖也知道，统治魏博必须得依靠这些人，如果不能取得这些人的支持，魏博再突然倒向梁朝，那是一点悬念也没有的事。

所以，李存勖先给魏博军人一个下马威后，又开始和牙兵牙将表示亲近、信任。于是李存勖穿着轻便的、毫无武装的衣服，让魏博牙兵牙将全副武装的左右护卫自己出行。

你们如果想杀我，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我相信，你们绝不会这样干的；因为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我这样对你们，你们怎么会背叛我呢？

当然了，在这种简单的表演之后，李存勖自然得继续保持、甚至是提高魏博牙兵牙将的待遇。

倒向李存勖后的魏博牙兵牙将，依然有多牛，我们只要知道后面的一件事就可以了。那就是，李存勖后来之所以会崩盘，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魏博牙兵牙将再度叛乱。

李存勖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只能让李嗣源去平叛，结果李嗣源进入魏博，就在魏博军人的拥戴、逼迫下，半推半就的率军向帝国都城进发了。面对此情此景，李存勖虽然英雄盖世，也是顿时连北也找不到了。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李存勖接管魏博后，魏博的独立性已开始渐渐削弱了。这里的标志性事件，是一个叫孔谦的人出场了。

孔谦在五代历史上，是一个帮助李存勖做坏事的大奸臣。因为类似的原因，李嗣源取代李存勖后，就把孔谦杀了。

孔谦之所以是奸臣形象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后来是李存勖经济主管，而且权倾朝野。

孔谦的出现，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作为经济主管权倾朝野，意味着中央文职系统控制力增强了，因为这种官员的权力越来越大，意味着帝国的经济权力渐渐会收回中央政府。

随着经济主管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越来越高，军人势力被瓦解就是迟早的事了。听到我这样说，难免有人会说了，既然这样做，就可以瓦解军人势力，以前的皇帝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原因太简单了，在中央政府控制力有限时，如果敢这样干，皇帝肯定是不想干了。因为皇帝这样侵犯军方大佬的传统利益，没有考虑过军方大佬的感受吗？

总的来说，各种客观条件成熟前，皇帝敢随便提升经济主管的权力，那就是他不想继续当皇帝的前兆。因为这种权力，一直是军方大佬传统权力，皇帝随便叫两个酸臭的文人、小人，就从军方大佬手里接管这种权力。

就算军人表面上不敢反对皇帝，真到皇帝急需军人的时候，皇帝坐在那里慢慢等着吧！皇帝到那时，再说想把相关权力退还军人，黄瓜菜也凉了。因为军方大佬不联手给这种昏君点教训，后来的皇帝，肯定会以为军方大佬就是传说中的杨白劳。

在残唐五代初期，帝国最有影响力的人，通常都是军方大佬。所以中央政府一开常委会，坐在前排的大都是军人出身、而且还是现役军人的大佬。

后来，权力中枢参与决策的文职官员地位渐渐越来越高。在开始，这种文人出身、且非现役军人的高级官员，只能占据少数几把交椅，他们通常是以皇帝机要秘书、参谋的身份出现。

但是后来，这种人就越来越多。到了宋代集权成功后，中央军委开会时，通常就是清一色的这种文人，军方大佬几乎被排斥在外了，因为按当时的官话所说，军人的小名就是爪牙，爪牙听大脑指挥就可以了，懂得多了，那就是一种罪过。

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军人挤入了权力中枢，通常也会成为异类，并且受到各种无端的猜忌，原因通常只有一个，他是军人。

关键是，政府还会从日常细节上强化文职高于武职的天条，这样一来，武人不要说造反了，就是想在政府内大声说话，都有点太难了。

当然了，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经济主管的地位越来越高。经济主管的地位越来越高，意味着钱袋子渐渐收归中央政府、并归文职系统管理。

这样发展到最后，军方大佬，其实就是日常负责训练管理军队的职业军人了。

第一、军方大佬无权插手经济权力。

第二、军方大佬无权插手军队内的重要人事调动。

第三、日常管理之外的军队调动，都是中央政府文职系统负责的。你别看你是司令，没有文职官员的批准，你随便调动一个营出去行动，也得给中央政府足够的解释，否则，给你套一个杀头大罪，你也别嫌冤枉。

第四、军队日常管理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以文职官员为主，军方大佬通常只是副手。

到此为止，军方大佬就是标准的打工仔了。

在唐玄宗之前，皇帝是与牛气冲天的豪门贵族共同管理军人，刻意压低军人的地位。在那种年代，帝国上层社会说某个人是军人出身，常常都带骂人的意思。

真正的豪门大佬，通常都是儒雅风流的形象，就是刘裕那种神勇无敌的武人，后来混成为帝国首席大佬，也不敢以武人自傲，相反到了老年，还得开始练习书法。

甚至在豪门势力刚刚崛起的三国时代，各方大佬组织军方扩大会议时，坐在最前面的，通常都是儒雅风流的文人，武人能挤进来开会的，那是屈指可数，就算挤进来，通常也不在最前排。

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人们常常都有一种错觉，那就是关羽、张飞打了一辈子仗，被世人誉为万人敌、虎将，但说到指挥打仗，也不如刚出茅庐的诸葛亮。

其实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里，军人势力普遍比较低，所以纯粹的军人，总给人一种傻大憨粗的印象。

进入残唐五代，军人势力崛起，所以谁也不敢说，军人是傻大憨粗的代表。在那种年代，如果有人敢让刚出身社会的青年文人，居高临下的指挥百战功成的军人，他肯定是不想混了。因为在军人势力崛起的时代，人们肯定会觉得，一个人脑袋没有让驴踢过，就绝不会干这种事。

众多百战功成，打了一辈子仗的高级将领，说到打仗，竟然不如一些刚出身社会、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只会纸上谈兵的青年文人？你这不是扯淡吗？千万不要跟我们说，他们是天才。你敢让高级将领无条件地听这种人的指挥，本身就证明，你也真是一个天才。

但是到了宋代，文职系统地位越来越高，皇帝自然也开始刻意压低军人的地位。在那种年代，武人混到顶级，常常也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因为军人的小名就是爪牙，而且还有一种没人管，就会造反的原罪。

当然了，我们可以说，这是皇帝猜忌人，问题是，翻开晚唐五代的历史，人们自然就会知道，军人这种力量，一旦脱离了文职系统的控制，那就是无法无天的。

言归正传，魏博毕竟不是一个拿手就可以抓住的东西，所以魏博倒向了李存勖一边，李存勖也无法一下控制住的。

因为这是六州四十三县的广阔地区，很多地方，还被梁朝控制着，而且梁朝也不会甘心魏博丢失，所以大批梁军自然会纷纷进入魏博地区，于是围绕魏博的争夺，遂开始了。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梁军大败，于是彻底丧失对魏博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