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过朔州，脱下汉服时留下戏种“耍孩儿”

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拜汉元帝。汉元帝下诏曰：“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则将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元帝本纪》)王嫱，就是王昭君。《后汉书·南匈奴传》还进一步记载了昭君出塞后的生活：“生一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生二女……”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双方的政治大事，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汉匈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上都损失很大，百姓苦不堪言，因而双方都不愿继续战争。呼韩邪单于自愿与汉和亲，昭君挺身而出，化作和亲纽带，为汉匈人民带来了60余年的和平，芳名传千古。多年来，经众多专家先后实地考证后提出，昭君出塞不但途经朔州地区，而且埋葬于朔城区的青钟村。

匈奴单于偕其敬重莫比的准阏氏昭君北归，场面隆重排场，乘舆车马众多，随行人员自然不少，路线的选择当然极其重要。当时可供选择的不外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中路，由关中(长安)东来，经蒲津桥(今永济西蒲州镇与陕西大荔朝邑镇间)东逾黄河，循涑水河、汾河、桑干河三河谷道北上，经句注(今雁门关)、杀虎口出塞，是秦汉以来我国政治中心西移关中后形成的通向塞北的一条大道。另有西路，由长安循泾水河谷西北行，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取秦直道北上，经当今陕甘交界的子午岭至五原北去。还有一条东路，是由中原循太行山东麓即今京广线参差北上，至井陉口折西北到句注，直至杀虎口出塞，这是先秦时中原通塞北的传统大道。

众多专家们分析，上述三条道路，东路显然因屈曲悬远不会选用; 西路距离、行程虽近于中路，却横亘着广袤的毛乌素沙漠，人畜行旅维艰，还须乘舟北渡黄河天堑，“无风三尺浪”，大有风险;中路则不独无沙漠之虞，免黄河舟船之渡，更有涑水河、汾河、桑干河三条河谷用水之便，且大队出发时正值初春时节，中路的风沙又轻于西路，再加西路人烟稀少，比不得中路郡县相接，居民凑集，沿途红火热闹。因而取道中路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当时汉匈双方的选择无疑也非此莫属。

这个分析与朔州地区的历史记载及传说也非常吻合。千百年来，相传昭君路经朔州后，在朔州地区留下了不少相关遗迹，甚至还产生了独特剧种“耍孩儿”。

据传，当年昭君出塞临近杀虎口，因为出了杀虎口就是匈奴地界，昭君回马南望，只见群山叠嶂，长城蜿蜒，惆怅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不禁哭出声来，后人就把此岭叫“啼哭岭”。也有人说是因马也体察到女主人的心理踟蹰徘徊，久伫成窟，人们便称此处为蹄窟岭。对此，清雍正《朔平府志·右玉县》记载为：“东古城，在县东南五十里，相传汉王昭君栖迟之迹。……盖因出塞，道经此岭，岭路石上有马蹄痕迹，至今尚在，故名。”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记载：“蹄窟岭在右玉县东五十里，连左云界。相传昭君出塞道经此。”民国《左云县志》也有相关记载。

《应县志》中记载“耍孩儿”剧种产生的原因是：相传，昭君出塞时在句注塞举行了换装仪式。当昭君换上胡服，由婚轿改乘坐骑时，望着眼前一片荒凉，思汉心切，禁不住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哽咽不止。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她而模拟其悲切凄怆之调，配上叠褶回复的歌词进行演唱，代代辗转流传，形成独特的剧种，取名“耍喉儿”，后演绎为“耍孩儿”。现在，这一剧种已成为祖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

流传更为广泛久远的是，雁门关北侧紫荆山边塞之下的青钟村，据说就是昭君死后栖身之地，这里有一座民族友好的纪念塔—— — “青冢”。自古以来“青冢”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王昭君墓。传说昭君出塞时路过一个叫旧堡的村庄，见这里春花初开，青草遍地，牛羊遍野，眼前紫荆山，起伏连绵、紫气升腾，彩云缭绕、气象万千，因而命人将村名改为青庄村(今青钟村)，并表达了逝后葬在此地的意愿。昭君“大命方尽”，单于当即派人奏报大汉王朝，而飞书汉帝的奏表却迟迟不见回音，单于回思昭君生前意愿，就下令把昭君葬到汉匈边境的青庄村。昭君埋在此地后，改名“青冢”。

昭君死后，到底身归何处，历来众说纷纭，各执己词，莫衷一是，已成千古之谜。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的昭君墓，一说23座，一说11座。据考古人员在对颇有影响力的“八拜昭君墓”和“朱堡昭君墓”考证时发现，这仅仅是两座汉代烽燧遗址。“达拉特旗昭君墓”也不是人工修筑的古代墓葬，而是一座天然的石山。而最具影响力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也并非昭君真正墓冢，经考证它是昭君的“衣冠冢”。

关于青钟村的青冢，除了传说，史志也多有记载。《辽史·太祖纪上》载：“(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马邑县志》与《云中郡志·陵墓》也都有关于青钟村昭君墓的记载：“青冢，在县西南三十里，阔四五亩，高三丈余，俗传汉王昭君墓。”金元时期著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雁门关外》诗：“云暗白杨连马邑，天围青冢渺龙沙。凭高吊古情无尽，空对西风数去鸦。”地点更直指朔州。其中的“马邑”，即为现在的朔城区; “天围青冢”指的是没有围墙的王昭君墓，正与青钟村的昭君墓地情形相符。

青钟村位于朔州市区南20公里处，原名旧堡、青庄、青冢。明万历、民国《马邑县志》与雍正《朔州志》记载均为“青冢”，传因有昭君墓而得名。后村民觉得“冢”字不吉利，遂改为青钟村。青钟村现存的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藏山大王庙记》云：“青冢村旧有藏山大王庙一座”、“恩膏紫塞，俎豆青钟”，记录了青冢与青钟村的名称变化。

1899年出土于敦煌千佛洞的唐代《王昭君变文》(以下简称《变文》)，也为研究昭君出塞路线及葬址提供了佐证。变文多是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不能作为史实依据，但其故事梗概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中提到，昭君归葬途中“一百里铺氍毹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表明送葬队伍已南行600里。可见，昭君的死处与葬址相距甚远。经考证，从呼和浩特市单于牙帐出发经右玉杀虎口到青钟村，其距离正好是600里，印证了《变文》的相关记载。同时，多年后，汉哀帝差使者杨少徵和番，返回途中走到番汉边境，看到昭君墓，宣读了皇帝的祭文。“汉使行至番汉界头，遂见明妃之冢……宣哀帝之命”，也应该就是指此。

另外，文中对昭君下葬地点的描述是“坟高咫尺号青冢……只今葬在黄河北”。青钟村王昭君墓正南方约100 米处有一道河，叫黄水河，现只存古河道，《马邑县志》有明确记载。这也与青钟村王昭君墓的位置相符。“黄河北”应是“黄水河之北”的略称。在古诗中，“黄水河”略为“黄河”，与李白诗“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把“玉门关”略为“玉关”是同一种常见的诗句表达形式。

2009年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考古专家曾在青钟村昭君墓地周围考察。经鉴定，从墓地地表拣拾到的“长乐未央”、 “千秋万岁”、 “万岁无极”等瓦当残片，断定墓葬建于汉代。残片中的壶、罐之类明显属于西汉时期，板瓦残片则属于东汉时期，同时根据板瓦形制推断，墓地当时应该有过大型建筑。现状表明，墓葬封土位于方形平台之上。对于这一发现，结合史志记载，2013年8月21日《山西日报》曾以《昭君坟茔今安在》为题，作了昭君坟茔在此地的专题报道。

历史上王昭君只有一人，而真实的昭君墓理应只有一座，当时雁门关附近的青钟村地属“番汉界头”，“明妃之冢”为青钟村的昭君墓，与史迹多处吻合。

两千多年来，王昭君已成为美的化身，和平的使者，精神的楷模和文化的符号。昭君精神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闻名中外的“昭君文化”。在朔州，由于历史上对昭君死后归葬的史事重视不够，探究也不深入，青钟村昭君墓与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的名气难以相比，但由于考古工作的进展，朔州的“昭君文化”研究，应具有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