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队友丨填平世界的宁波商人

作者 | 良叔

来源 | 良大师

（ID:liang_da_shi)

个人微信号：liangshu0009(不闲聊）

提示：本文9000字，属于“商业故事”，献给那些具有深度阅读能力的朋友。
在写商业故事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宁波商人的影子，好奇心就这样被撩拨了起来。
商界有种说法，说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差不多有210万人，可宁波总人口也不过才800多万人。
所以，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宁波商人在中国商业史上，确实很难被忽视。
要知道，“宁波商帮”曾是中国最大的商帮，也干过很多牛逼的事。
比如，第一家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出自宁波商人之手。
而且，宁波人似乎拥有一种商业天赋，总能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之中，寻找商机。
比如最早搞五金、新药业、颜料，又搞航运、金融，现在开始搞互联网、信息工程、手机等等。
这大概就是一种遗传下来的经商基因。
你如果去过宁波，会看到三江口的一组雕像，名字叫“三江送别”。
雕像们都背着行囊，准备上路，他们相互辞别，没有感伤，反而带着一种祝福和喜悦。这可以看成是宁波帮外出经商的写照吧。
他们总是在不停的寻找新的地域或领域，填平那些别人看不到的间隙，从而也获得巨额的财富。

1

曾经的上海滩，是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方，毫不夸张的说，宁波商人，功不可没。
我曾看过一个数据，1920年，上海租界是最繁华的地方，往来皆富甲，其中共有华人68万，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
还有一个统计，30年代的上海，共有238家大型民族企业，创办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宁波籍的竟然占了25%，这是其他地方根本没法比的。
所以，当时的十里洋场流传着“无宁不成市”的说法。
而且与其他在上海谋生的商人不同，宁波帮始终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
比如，金融界有银行大亨严信厚、保险先驱朱葆三，还有俞佐庭、周晋镳、秦润卿等巨鳄。
医药界有，西药大王黄楚九、中国制药先驱项松茂。
消费品领域有，烟草大王金润庠、日化大王方液仙、火柴大王刘鸿生、汗衫大王任士刚......
虞洽卿
不过其中最牛逼的，当属虞洽卿，这位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几乎可以封神。
他似乎具备了宁波商人所有的特点：

善于学习、会计算，也特别会算计、会搞关系、也会玩手段，底层起家。

清末民初的商人，基本都有政界关系，比如盛宣怀、胡雪岩，而虞洽卿以及很多宁波商人都是地道的草根。
虞洽卿出生在宁波，家里很穷，15岁时“北漂”，来上海打工，在一家小染坊谋生。
这哥们头脑灵活、工作卖力，老板喜欢，18岁就被升级为高级合伙人，老板给了两成股份。
不过虞洽卿并不满足于此，当时很多洋人来到上海滩，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生意，他觉得只有学好外语，才能和这些生意沾上边。
虞洽卿之前没怎么读过书，只上过3年私塾，可他竟只用了2年功夫，便精通了英语，还能和鬼佬流利对话。
那时可没百词斩和流利说，这种自学能力你不得不佩服，就算放到现在，也能到新东方混个名师当当。
通过扎实的英语功底，虞洽卿进入到一家洋行当买办的助手，别看是助手，钱可真不少赚，换算下来，那时他的年薪差不多好几百万。
虞洽卿在这洋行干了九年，像如今多数外企高管一样，一边拿着高薪水，一边利用比较宽裕的时间投资理财。
那时没有股市和基金，虞洽卿的投资很简单，就是炒房。
100年前和现在也差不多，有钱人都懂得“放水”的威力，于是纷纷把钱变成不动产。
上海滩热闹街区的楼房最抢手，因为好转卖，好出租嘛。
但是虞洽卿却没急着下手，而是拿了光绪二十七年的人口普查表，研究了一下。
发现当时上海150万人口中，只有20%是“常住人口”，其余都为外来，而且趋势还在快速发展。
虞洽卿就寻思，上海滩这块弹丸之地哪能容纳这么多人？而且，上海滩的房价已经被炒得很高，溢价空间几乎没有。
于是虞洽卿跑到鸟不下蛋的闸北，一口气买了63栋破旧的房屋。
随后的1912年，闸北设市，还有了市政厅，房地产也开始暴涨，虞洽卿便拆掉老房子，把地切成很多块，分批高价卖掉，赚了个六亲不认。
投资的底层规律自古不变，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有足够的“溢价空间”，就像多年后的深圳，涨幅最大的不是罗湖、福田这些成熟的区域，反而是宝安、龙岗这些曾经“脏乱差”的关外。闸北老照片
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流量，就有钱赚，其实虞洽卿当时就明白这个道理，不过那时没有互联网，所谓的“流量”就是“人流”。
哪里有“人流”呢，当然就是上海滩的码头，前面说了很多宁波人来上海做生意，主要靠坐船。
当时的沪涌线（上海到宁波）是最火的航路，虞洽卿就想做这条航路的生意。
不过这哥们很精明，先是做了一轮竞争分析。
当时这条线主要有三家竞争对手：

英资太古的北京轮，招商局的江天轮，以及中法合资的立大轮。

北京轮和江天轮走高端路线，收费1元，立大轮走平价路线，收费0.5元。
竞争已经很充分了，一个新进入者，如果不靠低价，很难有生存空间，可是0.5元已经没有太大的利润，怎么和立大轮抗衡呢。
此时虞洽卿办了一件拍案叫绝的事儿，他联合了很多宁波商人，找北京轮和江天轮交涉，说：

你们为啥那么贵，这不是欺负我们宁波商人吗？你们应该像立大轮一样，降到0.5元。

这事一闹，原来的竞争平衡被打破了，北京轮和江天轮背后，是实力强大的太古和招商，双方纷纷向立大轮施压：

“你为啥要那么便宜？这是恶性竞争，来来来，大家统一阵线吧，都按1元收费。”

随后立大轮对外宣布：由于成本原因，从即日起，船票涨至1元。
价格真空出现了，得知此消息的虞洽卿，迅速召开了宁波商人联合会，发表了一段字字珠玑，一针见血的讲话，指责三家公司沆瀣一气，绑架消费者。
正当在场众人纷纷义愤填膺时，虞洽卿宣布：

“我们宁波人要成立自己的轮船公司，我来牵头，先出18万，有没有想入股的？20元一股，钱多钱少，量力而行。”

就这样，没花啥力气，虞洽卿就募集到150万元，成立了“宁绍船运”，专跑沪甬线，票价0.5元。
这起商业事件，由于融入很多情怀的元素，被媒体也广为报道，虞洽卿和他的宁绍，也获得了足够的曝光。
“众筹”完后，宁绍船运开始公开招聘，不要求学历、经验，只需要付押金就能入职，最少400元，应聘职位越高，押金越高。
靠这种方法，虞洽卿又收了40多万，业务还没开展，就已经入帐200万，而虞洽卿的撬动资金仅为区区的18万。
而且，谁也不知道这18万到底有没有真的掏出来过，不掏自己的钱，才是商业的最高境界。
虞洽卿凭借自己的经商天赋，把宁绍船运经营的风生水起，很快打败了原来的3个竞争对手。
他自己也名声大起，结交了很多贵人，成为宁波帮的领袖。
功成名就的虞洽卿，很快就觉得沪甬线太小打小闹，又成立了三北轮船公司，把生意做到了全国，甚至海外。

而且，这个过程中，虞洽卿发现了来钱更快的方法：抵押融资。
简单讲，三北船运专门找破旧的船，修复后投入使用，而且，先付3成的钱，剩下的分期付。
而这些船又被虞洽卿拿到银行抵押，一下能拿到7成的贷款，单靠这些巨款的时间差，就能办成不少事儿。
为了贷款方便，虞洽卿还联合宁波人周晋镳，一起创办了四明银行。
条条大路通罗马，怎奈罗马是他家......
靠这种融资方式，三北轮船的现金流变得非常充裕。于是快速扩张，跑马圈地，最后还收购了不少外资船务公司，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
而虞洽卿也成为中国民营航运第一人，商界巨富，宁波商帮第一人。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虞洽卿的发迹路线：

通过炒房，积累“资金仓”：
拥有一大笔钱，用不用不重要，但最起码给了你干大事儿的勇气；

通过宁绍船运，建立“流量池”：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打造自己的IP，这样旗下的业务更容易得到曝光，本人也更容易结交高端的人脉；

通过三北轮船，打造“融资壳”：
富人做生意，都会用大杠杆，但你起码要有个“支点”，你去看看现在的商人，基本也是这个套路。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虞洽卿能悟到这些窍门，你只能用天赋异禀来解释。
而且，不得不说，那时的宁波商人非常抱团，虞洽卿经商生涯的背后，都有宁波人黑白两道的支持，当时青帮头目张啸林也是宁波人，和虞洽卿关系很不错。
虞洽卿也是个讲义气的人，成为宁波商帮头号人物后，也很关照圈子里的人，即使是一些宁波的小生意人，也会得到他的提携。
比如小染坊主邵玉轩、小五金商董瑞昌、小鞋帽商包兆龙，这些宁波小商人都得到过虞洽卿的帮助。
在当时，这三人都是无名之辈，不过，岁月却没有冲刷掉他们的名字。
邵玉轩的儿子叫做邵逸夫，日后是香港影视大亨，创立了邵氏影业和无线电视。（后台回复：邵逸夫）
董瑞昌的儿子叫董浩云，受到虞洽卿的鼓舞，日后成为“一代船王”，董浩云的儿子叫董建华，是香港第一任特首。
包兆龙的儿子叫做包玉刚，也是个“船王”，香港四大家族之一，海岸城就是他家的。
我写过他的故事（后台回复：包玉刚），他的女婿叫做吴光正，也是宁波人，曾和董建华竞争特首一职。
有点意思吧，香港特首之争的背后，竟然是两个宁波家族在掰手腕。
事实上，如今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父母也是宁波人。
宁波的波，辐射面积真大。
吴光正和董建华

2

在研究香港商业史时，我发现香港富豪基本就是两波人：
一波是广东籍的，比如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郑裕彤、郭德胜、刘銮雄、吕志合等等。
另一波就是宁波籍的，比如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安子介、曹光彪、邱德根、邵炎忠、王守业等人。
这个现象比较好解释，广东离香港近，战乱时，大批人流涌入，所以成大事的基础概率大。
上海商人要跑路，也多半会选文化和经商环境最相似的香港，而上海商人中，宁波人又占多数。
两帮人，有过不少合作，比如，李嘉诚联手包玉刚，击败英资财阀，收购九龙仓。
霍英东也曾为董浩云的公司注资，甚至帮助董建华上位。
当然，生意上的竞争也不少，比如航运业、纺织业、电子业，本来都在粤商的统治下，宁波帮一来，反客为主。
尤其是航运业，如今香港前10大公司，有7家都是宁波人的。
香港老一代船王是顺德人许爱周，后来这个称号被宁波人董浩云取代。
许爱周这个名字众人可能会比较陌生，他孙子比他名气大，叫许晋亨，娶了李嘉欣。
许爱周在香港做航运，发迹于上世纪20年代，那时董浩云还是个不满20岁的毛头小子，在天津一家航业公司当秘书。
这家公司背后的大老板叫顾宗瑞，是民国航运大亨，也是宁波人。
董浩云工作勤奋，人聪明，长的也帅，顾宗瑞非常赏识，干脆把女儿顾丽真许配给了他。
董浩云也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联想到李嘉诚和郑裕彤，也是卖力工作，娶到了掌柜的女儿，实现人生从零到一的突破。
所以，上班时间别摸鱼了，努力工作，搞不好，你那千金待嫁的老板看上你了呢。
我不是说董浩云全凭老丈人，事实上，董船王一直是独立发展，先后在上海、美国、台湾、香港成立了自己的船运公司。
但是同在一个行业，你要说董浩云完全不依靠岳父，也很难让人信服。
顾宗瑞和董浩云都是在1949年前后来到香港，顾宗瑞成立了香港万利轮船公司，董浩云也从此扎根在香港，业务上多少都会有些呼应。
只不过就日后的发展来看，女婿更青出于蓝。
事实上，董浩云一开始很不顺利，即使有老丈人的关照，但做大生意，最重要的还是政治这一关。
1950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董浩云有两艘船去美国送货，货卸下来，船却不给走了。
为啥呢？
因为台湾欠了美国不少钱，还不上，所以台湾商人的财产就要冲抵，而董浩云这两艘船是在台湾注册的，所以要“充公”......
船王差点哭晕在甲板上，可人家是世界警察，没道理可讲。
当时船王总共只有3艘船，吓得他赶紧把最后一艘注册地改为香港，挂上了米字旗。
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出于战略考虑，美国和台湾又和好了，以前没收的东西，原路退回，包括那两艘船。
像TM做梦一样，船王激动的差点晕倒在甲板上，和世界警察打交道，还真是刺激。
我总觉得董船王在这起事件中，应该悟到了什么真经，此后也开始时来运转。
由于朝战，各国军备运输需求猛增，于是船王出巨资，在英国订制大型货轮，来承接这些生意。
没多久，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原来的航线都要绕道，船一下不够用了，石油运价也大幅飙升。
董浩云又一次下重注，从日本定制了几艘大型运油船，又一下赚了个七荤八素。
紧接着，60年代到来，香港及东南亚迎来了经济腾飞，海上贸易非常活跃，董船王又没船用了。
没想到，美国竟然雪中送炭，卖给董浩云12艘旧轮船，一共只收100万美元，每艘折合港币仅50万元，这和白捡的差不多。
这么便宜的事儿，美国官方给的说法是，弥补当年扣船的损失。
民间很多人不屑，说那些船都很破旧，欧洲日本都不要，才卖给香港。
具体怎样，没有答案，但是这些船被董浩云用了十几年，赚的利润都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所以他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当然，这便宜也不是谁都能占的，事实上，董船王的政商关系一直搞的很不错。

他和英国皇室关系很好，也是摩纳哥王国驻香港名誉领事，1981年，董浩云访美，里根还亲自接见了他。
董浩云也非常在乎政商关系，凡事都爱把面子做足。
1982年，其第150艘船“宪章号”在台湾准备下水，董浩云请来了摩纳哥王子夫妇参加加冕礼。
然而，当王子夫妇到香港当日，董浩云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第二日去世，享年71岁。
坊间有传言，董浩云本来计划去机场迎机的，但港英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没有允许，董浩云认为是莫大的侮辱，所以才旧疾发作......
无论怎样，船王都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反观他的生涯，做事勤勉，才会起步；大机遇下重注，才能有特别的发展；良好的政商关系，才能走上巅峰。
董浩云在业内被称为“大海之子”，他自己解释说：

“因为出生在靠海的宁波，所以一直有征服海洋的欲望。”

这话应该挺有代表性，老上海从事航运的宁波人曾经不计其数，比如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40年代战乱，蔡天铎的船有的沉了，有的被没收了，无奈才跑到台湾当了名律师。
正是在那个年代，宁波商人纷纷远赴他乡，如今遍布全球。
只不过也有背道相驰的，比如倪光南的父亲，就在战乱时期从香港回到上海。

3

倪光南，联想创始人之一。

倪光南的父母都是宁波人，早年在香港从事金融行业，1939年倪光南出生于香港。
40年代初，倪光南随父亲来到上海，小时候的倪光南和熊晓鸽、许家印一样，喜欢折腾收音机等电子产品。
不同的是，倪光南一直走在这条路上，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
80年代初，倪光南发明了一款“汉字微机系统”，命名为“LX-80联想”，这款产品就是“汉卡”的原型，能够帮助用户用中文来操作电脑，所以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1984年，研究所成立了一家公司，主要负责的人就是柳传志，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柳传志请来倪光南担任总工程师，这就是联想的开篇。
那是联想发展最快的10年，凭借着汉卡和微机业务一下打开了市场，成为中关村最炙手可热的企业，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高达46.7亿。
而倪光南也在当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然这不是美好的开始，而是急转直下的铺垫。
随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导火索是柳传志没经过倪光南的同意，就换了他的司机，倪老少有的大发雷霆，并公开对柳传志表达了愤怒。
从此两人矛盾升级，经常在一些会上剧烈争吵，最狠的一次，一位在场的副总裁都给吓哭了。
换个司机至于吗？其实司机、秘书这些岗位蛮关键，而且一个小事件，往往承载着暗流涌动的信息。
后来，倪光南向组织上反映柳传志的问题，结果是，柳传志没有被查出问题，反而，联想解聘了倪光南。
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联想总部召开大会，宣布对倪光南的免职，柳传志上台发表了一段动情的演讲。
演讲稿是事先写好的，大概内容是，如何珍惜和倪光南这段共事之情，如何无奈之下做的这个决定......
演讲过程中，柳传志数度哽咽，当念到“让我的眼泪尽情自由地流淌吧”时，柳总不禁泪流满面，并掏出手绢来擦拭。
台下的人也纷纷震惊、感动、鼓掌。
与之相比，随后倪光南的讲话，冰冷而镇定，仿佛这事儿和他无关，讲完后，只有几处稀稀落落的掌声，都来自他带过的学生。
事后有人问倪光南听到柳传志的讲话是什么感觉时，他说：“那只是表演”。
两人决裂的原因，传言很多，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两人在战略上的分歧。
柳传志主张“贸工技”，认为市场更重要，产品应该适应市场，毕竟没有市场，就没有生意；
而倪光南主张“技工贸”，认为技术更重要，应该加强国产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建设。
这是一次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交锋，谁对谁错？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答案，不过从结果来看，前者战胜了后者。
事实上，倪光南对国产芯片的执着有目共睹，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加入了方舟科技公司，并于2001年，开发了第一个国产CPU“方舟一号”以及Linux操作系统。
这个有望取代Wintel联盟（微软与Intel联盟）的国产组合，让中国人很兴奋。
北京政府率先表示支持，全面采购方舟，把微软踢了出局，导致微软中国总裁辞职。
基辛格甚至给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施加压力，为微软说情。
那曾是一个让所有中国电子行业从业者都激情澎湃的时刻。
大家都以为“中国芯”要翻身时，然而，“方舟一号”却翻车了，BUG频出，各种崩溃，用户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el。
最终，倪光南和他的国产芯片惨淡收场，这也是他在日后被网友围攻的主要原因，不是说他没有真本事，就是说他骗国家的钱。
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我觉得梁宁的一篇文章值得参考，作为跟随过倪光南的人，试图还原一个正直，且拥有高远情怀的倪光南。
文中写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包括体制、资金和技术的制约，里面写到：

2003年，我离开了倪老师的联盟，走得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一场伟大牺牲战里的逃兵。

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失败、非议，倪老师还在坚持。

（这篇文章网络上可能找不到，你可以在后台回复“15”，我会发给你。）
无论怎样，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倪光南是个失败者，但我倒觉得，我们需要精彩的失败，更胜于平庸的成功。
如果说董浩云、包玉刚等人打破了地域的壁垒，那么倪光南试图打破的是，技术上和信息上的壁垒，只是这两道壁垒太坚、太硬。
然而，不是有句话说么，“壁垒就是用来打破的”，只要你拱啊拱，壁垒总有松动的一天。
就像宁波人张忠谋，在芯片行业硬是拱了30年，才成立了台积电，成为半导体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市值甚至超过了英特尔，技术的落差被摊平了。
也正如1996年的宁波人丁磊，酷暑午后的一天，坐上了一趟绿皮火车来到广州，成立了网易，于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网站，信息的壁垒被冲破了。
其实，我们从来不缺能人和能力，只需要长久的坚持和持续的精进，不要一次次为历史买单。

4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现在的宁波商人都不怎么搞实业了，喜欢玩金融，文中列举了私募一哥徐翔、马云密友钱峰雷等人。
但如果看看胡润富豪榜，名列其中的宁波人却多是做实业的。
比如，做光伏的王一鸣、做汽车配件的王剑峰、做铜业的楼国强......
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把手机卖到非洲的竺兆江。
他是宁波奉化人，和前首富丁磊是地地道道的老乡。
竺兆江生于1973年，据说小时候，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子，学习也不怎么好。
此人很神秘，网上没有过多材料，这些信息也无法查证了。但他高考时，只考上了南昌航空大学的大专。
所以，在倪光南面前，确实算是学渣，不过，人贵在善用所长。
很显然，竺兆江不属于那种专研技术的人，他对市场，对人更敏感，因此在步入社会之初，有幸找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销售。
毕业后，竺兆江加入了“波导”公司，负责BP机的销售工作，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波导”这个牌子，更没听过“手机中的战斗机”这个宣传语。
但在当时，“波导”算是中国很牛逼的一个品牌，所以竺兆江也非常珍惜和卖力。
擅于和人打交道的竺兆江，很快就适应了销售工作，连续三年名列前茅，后被晋升为华北区首席代表，几年后，又被晋升为销售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
当时手机已经在中国普及，但竞争也变得很激烈，竺兆江建议公司往非洲发展，那里有更广阔的市场，但是公司并没听从他的建议。
失落之下，竺兆江便联合几名波导的员工在深圳成立了传音，那是2006年，雷军还在金山累成狗，全然没有用手机改变世界的想法。
而竺兆江一伙便开始用手机改变非洲，定位之准，让人咂舌。
传音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也能证明竺兆江对消费群体深刻的洞察能力。
竺兆江首先明确，传音专注低端路线，高端玩不过苹果、三星，所以从一开始，传音的销售就直奔农村和城镇，农村包围城市，这招屡试不爽。
醒目的竺兆江还发现，广袤的非洲大地，竟然没有一个城管，而东亚证件公司也没占领这块宝地。
于是非洲的墙上、电线杆上、围栏上到处是传音的小广告，以至于当地媒体惊呼：

“有墙的地方，就有传音的涂鸦。”

只是，宣传手法LOW不LOW不重要，管用才重要。
传音在产品设计方面，对非洲人民也很友好，因为非洲有许多通讯商，不同家之间的通话费很高，所以非洲人都拥有很多张电话卡。
传音便推出四卡四待手机，让非洲人民感觉很奥利给。
为了照顾非洲人民对音乐的热爱，传音还设计了一款拥有巨大扬声器的手机，叫做：“Boom J8”。
这款手机的音响分贝和名字一样让人震撼，足以支撑20人以内的广场舞，而且买手机还赠送头戴耳机，因此上市当天就遭到疯抢。

细心的传音研发团队，还体察到非洲人民拍照时的痛苦，于是，专门优化了手机的照相功能，增强了曝光值，这个发明造福了全非洲人民，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被拍成乌鸡哥了。
传音的成功，让竺兆江被誉为“非洲手机教父”，并以130亿的身价挤进《胡润富豪榜》。
其实在手机研发圈，很多人看不起传音，大家觉得传音手机没有什么真正的技术含量，都是一些小改良而已。
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产品极致是一种极致，服务极致是一种极致，体验极致也是一种极致，没有谁高谁低。
把自己擅长的，发挥到极致，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没有不成的道理。

5

我不是宁波人，所以没在唱赞歌。
就是因为平时收集素材时，宁波商人的故事总能涌现出来，让我有种不得不写的冲动，仅此而已。
而且宁波商人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只是集中呈现了商人最独特的一面，那就是：

总能找到存在落差的地方，并试图填平这些落差。

虞洽卿填平了价格的落差；董浩云、包玉刚填平了地域的落差；倪光南、张忠谋填平了技术的落差；丁磊填平了信息的落差；竺兆江填平了体验的落差......
这也许就是商业最简单的底层代码，永远不要停歇，用脚步和智慧去填平一个又一个落差。
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请点个赞再走吧。
-END-
参考材料：《消失的宁波帮与风光不再的宁波城》| 土哥涅夫《一位戏精老板，一场资本运作的神迹》| 盘外招《超级大亨虞洽卿》| 刘夏《香港四大船王传奇风云录》| 杜博奇《香港的葬礼：逝去者，接班者，收税者》| 任小酒《船王易帜，董浩云破浪领航》| 祝春亭《芯片危机后的倪光南》| 郭儒逸《联想局》| 迟宇宙《传音竺兆江：非洲手机教父》| 王贺龙

作者简介：良叔，商业纪实文学作家，知名商业顾问，原500强高管。大学时开始种折腾，卖过贺年卡、摆过带鱼摊、倒腾过服装店。毕业后，开过饭店，当过职业打假人，后来进了500强在总部做管理。有一天，脑袋一热，又出来创业，现在做咨询和培训，空闲时写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