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之痛：一个时代的印记

几年前，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指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标志着户籍制度的新一轮深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天，小编分享一篇关于农转非历史的文章，网友可以品读这段户籍改革的沧桑巨变。

妈妈，对不起，我希望你和爸爸协议离婚，等我转成非农业户口，你们再复婚，因为同学都笑话我是修地球的。

——80年代初期某女孩写给妈妈的信

70年代初，知青中已刮起了“返城风”。兵团开展了“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运动，并不断地树立扎根边疆的知青典型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规定》强调：“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格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应适当控制”，要求几年内把市镇无户口的人员基本动员回农村。之后公安部具体出台“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此时距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已有十年。其间，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奔赴祖国的农村、边疆，在“广阔的天地”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

当年毅然决然放弃城镇户口，打算永远献身农村的知青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项曾被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竟会在短短十年间潦草结束。他们更不会料到，重新落户城镇竟比登天还难。

返城前奏悄然奏响

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当年春天，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起连锁反应。

一批批的知青返城了，大家再在一起合个影吧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为了返城落户，有一位已婚知青，见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到后来，“病退”条件越来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知青，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据统计，这个时期从农村转回城镇的知识青年有650多万人。

此外，已婚知青亦请愿不断。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像是上过中专的，无论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山乡小学，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回来了。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当地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诸如种种，皆为返城落户，到70年代后期，这种风头日趋强劲，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抗争最为出名。

云南知青“破冰”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窘困处境、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

其时，“四人帮”倒台，政治风向标开始转向，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疲态尽显。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到了该解决的时候。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提出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这封联名信按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后杳无音讯。11月16日，知青们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

恰在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要求立即组成请愿团北上，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强行抬过了澜沧江。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

出人意料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1978年赵兵（左一，当时负责保护老丁安全）同丁惠民（中）在北上请愿的火车上

在赵凡的最终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不久后，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上千万名知青在短短几个月里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然而真正回家的路远比想象中的艰难，当年轻易放弃的城镇户口，如今已成为部分返城知青心中永远的痛。它们就像被遗弃的空头支票，斜躺在历史的角落里。

户籍制度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户籍制度松动，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该收入高达250亿元。尽管如此，户口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保持不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户籍制度，依旧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后，成千上万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务工经商，尽管他们有机会在法律上进行登记(比如通过“自理粮户口”和试点城镇户口)，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国家的社会福利义务较少的城镇和小城市。他们可以被边缘性地归入“暂住人口”(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而获得在大城市务工的机会，但正式的迁移只对极少数富裕的农民或者那些拥有很高学历的人开放。

不配套的户籍法规与政策导致大量的人户分离现象，给国民经济发展、群众利益的保障及社会稳定等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痼疾必将继续存在且不断深入，如何改革户籍制度，要不要对它进行彻底改革成为了全民心中的最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