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约定次年来问斩，年后回来多少人？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潜夫论?述赦》

春秋时期，管仲提出以法治国，并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从此法治制度正式走上历史的政治舞台。

至唐朝，法治制度不断得到更新完善，但其本质还是受到君主的影响。魏征就法治作出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他称一个国家就好比一匹正在奔跑的马，而它则是被骑在马上的“皇帝”而控制。由此可见，古代虽提倡以法治国，但还有个前提，那就是皇权至上，皇上控制住法律，也影响着法律。

唐太宗在位期间确实做了一件破受人争议的事，他将来年秋后问斩的390年死囚放回家过年，与他们约定年后至问斩日前归来。

他这一做法受到两方面的不同评价，一方面觉得法外容情，他这个做法非常宽容大度，深得民心；另一种说法就是法不容情，如果这么做，法的威严何在，百姓还会因害怕犯法而约束自己吗？

但唐太宗一意孤行，执意下令死囚们回家，那么这些死囚们明知来年回来就是赴死，如今他们有机会离开监牢，他们还会回来吗？

浏览卷宗，至天牢视察犯人

唐太宗在位期间善用人才、兢兢业业，开创了历史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开元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也被尊称为“天可汗”。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时临新年，唐太宗按照惯例浏览死囚名单和卷宗。这些是由刑部报上来的资料，而决定这些囚犯之死的则在于唐太宗本人。

在古代，春天不宜杀生，据《礼记》有言：“仲春之月…恶肆掠，止狱讼”。秋天又本是肃杀之节，死刑大多放于秋季，唐朝就有律文大致规定为，从立春开始到秋分，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之人，均不可春季执行死刑。因此唐太宗看的这一批死囚名单只是提前做批示，要等到来年秋天才可以对他们执行死刑。

唐太宗仔细翻阅这些死囚名单和卷宗，看完之后他并没有直接下笔定下这些人的生死，简单解决这一宗事务。唐太宗看完资料后决定到牢房看看这些犯人现状如何，于是带着大臣们浩浩荡荡地来至天牢。

恻隐之心，放犯人归家过年

监狱里环境恶劣，阴暗潮湿，但唐太宗丝毫不避讳，真的走入牢房之中仔细观察。日久被关于这黑暗之中的犯人们看到一群人到来，自是非常好奇，都起来看热闹。

看着被众位大臣们毕恭毕敬簇拥着、穿着明黄龙袍的人自是知道皇帝来了，于是都大声叫喊、哭诉悔过之情，希望能得到皇上的赦免。

随后他们被官兵集体带到牢房外面的空地上，其中皇帝就坐在正中间，他们非常慌张，以为是提前处决他们，纷纷跪倒在地，有的人还怕得浑身发抖，可见古代人民对于皇权的敬畏程度。

然而令他们非常意外的是，皇帝并没有想象中的严肃可怕，而是用极温和的语气与他们说话，让他们不要害怕。然后他又说到如今离秋后时间还远，现在又准备过年了，他们也都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所以和他们做个约定。

他放他们回家过年，顺便春季时节帮忙家里耕种，然后在秋后斩刑前回来，继续执行死刑。这些死囚不承想还可以回家见家人、与家人拜别，自然忙不迭地答应了。

在场大臣听到唐太宗如此“率性”的话吓了一跳，急忙制止。他们觉得这些人本就是穷凶极恶的犯人，已经确定了死刑，如今放他们回家岂不是放虎归山，有机会逃走谁能保证他们还会乖乖回来受死？但唐太宗一意孤行，不听劝阻，直接下明旨，准许这390名死囚回家过年，主要他们在秋决之前回来即可。

皇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大臣们再是不同意也无话可说，只能尊令行事。而这些死囚们得以回家自是欢声雀跃，高呼万岁，之后直接离开牢房，匆匆赶回家中。

尊约守时回来受刑

时间过得飞快，半年过去了，随着秋决日子的临近，大臣们也开始有些担忧，怕这些死囚不回来，到时候不禁皇帝颜面上过不去，对于朝廷治安也是非常不利的一面。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390名囚犯竟一个接一个地回来，当第389人回到监狱，限定的时间即将到来，然而还缺了一个人，官府已经认定这人逃亡，准备派官兵抓捕。

正当官府派兵点将出发之时，第390名犯人也到了。原来他是因为路上生了重病，因此耽误了路程，为了遵守约定回到牢房，他请求别人用牛车将他拉来。如此，390名死囚全部守约归来，唐太宗一面施行了仁义，又不至于失了面子。

唐太宗年后听闻这些死囚们全部回来，甚至重病在身也坚决回到牢房，不免也有些惊讶。他认为这些死囚在有机会逃亡时能坚守约定回来，说明他们已是真心悔过，所以回来接受惩罚。因此他大手一挥，直接下旨将这390名囚犯释放。

囚犯们听到被释放的消息，禁不住欢声震天，十分感激唐太宗的恩德，唐太宗在民间的仁义名声更加深入人心。

结语

唐太宗释放死囚一事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他这是假仁义，因为他释放了这些囚犯，那些被囚犯伤害的人又该如何自处。欧阳修就曾因此事抨击唐太宗，他称“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他认为信义应该用在君子身上而不该用于小人，唐太宗作为天子此做法无视法度，有沽名钓誉之嫌。

但其实唐太宗做这事是另有深意，因为他之前因一起诬告的贿赂杀人案件雷霆大怒，众多官员卷入其中，一时人人自危，导致贞观六年死刑人数大幅上涨。为了安抚人心，唐太宗才故意做了这么一出纵囚的戏码。

但法律应是保护无辜、惩治坏人而存在，不该用于“政治”权术中，以自身喜恶来制定，否则对于那些受到伤害的、无辜的人将会是更深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