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驱逐案：联邦调查局的污点，时隔20年依旧反对卓别林入境

卓别林驱逐案：联邦调查局的污点

信仰犯罪中有一条叫政治信仰犯罪，这是几乎每时每刻都存在的一种犯罪行为，换言之，只要政治存在，政治信仰犯罪就永远不会停止。客观来讲，政治信仰犯罪与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大环境和每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的政治信仰犯罪，或许在下一阶段就不再属于犯罪行为；

而原本不属于犯罪的行为，也可能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成为犯罪行为。目前，大多数政治信仰犯罪的主因来自于犯罪者的主观因素。大体上可以将其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智能水平来构建属于自己的“伪公平”和“伪正义”，试图让自己凌驾于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之上；

或者试图让他自己所认为最“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来代替现有的社会体系，而他们之所以会犯罪，就是因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忽略了整个社会的真实状况，这类信仰犯罪者的数量较少。另一类则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及腐朽的寄生生活方式而犯罪，严格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政治信仰，只是打着同样的幌子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就如同经常发表反社会制度言论的一些人，一方面他们可能受雇于国家内部真正的信仰犯罪者或者国家外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故意发表类似的言论，希望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某些特殊的社会团体雇用自己，或者掏出钱来让自己息事宁人。

FBI，全称为美国联邦调查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是美国最大的打击犯罪机构，可以说有过赫赫战功，但建立之初的联邦调查局却和后来打击犯罪的模范形象截然不同。“肥裤子、高帽子、小胡子、大鞋子，再加上一根从不离身的拐杖”，这样的描述一出现，很多人都会想到20世纪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查理·卓别林。

即便在中国，卓别林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无声电影的年代，卓别林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是一位世界级的喜剧大师。20世纪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全球的经济萧条，而当时的发展新秀美国也未能幸免地席卷其中，整个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直线攀升，普通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极速下降。

伴随着收入降低的却是物价的暴涨，在此消彼长之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跌，对于国家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于是工人阶层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恰逢此时，卓别林横空出世，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思想性演绎以及滑稽的舞台表现，迅速吸引了大批拥护者，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美国明星。

公正地说，卓别林的表演使得在经济危机中几乎被击垮的美国普通民众首先从心情上得到了平复。然而，这位在舞台上滑稽地挥舞着文明杖，迈着刻意而搞笑的八字步，为普通民众带来无限欢笑的大明星，同时也被其他一些群体密切关注着。

首先是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卓别林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他当作榜样式的人物。对于左翼人士是好事，也就意味着在右翼人士眼中成了灾难。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党对于美国统治阶层来说就如洪水猛兽一般。于是，卓别林就开始被殃及池鱼了。

虽然FBI的职责范围是肃清全美的犯罪行为，但查办威胁国家安全类的犯罪也是他们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FBI针对卓别林的调查和监视也随着其名声的日益高涨而徐徐展开。1922年，联邦调查局对于卓别林有记载的调查就始于这一年。

调查局派出数名特工到卓别林的电影工厂当卧底，每天观察他的一言一行，试图发现其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系。不久之后，这些监视内容就以报告的形式被递送到了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伯尔恩斯的办公桌上，报告中出现了美国政府最害怕的东西。根据卧底们的观察，卓别林的电影工厂里有着大量的“布尔什维克”，这些“电影界的激进分子”最喜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在电影中宣传革命教育和工人运动”。

这份原本不太可信的报告在伯尔恩斯这里却有了更加扭曲的解释：“宣传工人运动”被解读成“为共产主义做宣传”。所以，伯尔恩斯以“电影宣传共产主义会对本国民众的思想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国家安全”为由，对卓别林开始了更加严密的监控。

为了有充足的理由实施这一计划，调查员们罗列了大量的关于电影思潮的资料，通过电影界出现过的各种激进活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不久之后，对于卓别林来说更加倒霉的事情发生了。在联邦调查局担任重要职位，同时也是未来第二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候选人的胡佛也把目光集中到了卓别林身上。

很显然，如果能够坐实卓别林的罪名，那么对于胡佛来讲就是一项非常有力的政治资本。即便胡佛自己没有野心，他的职责也会促使其开展之后的各种行动。被前后两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密切关注，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喜剧大师来说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

于是，在胡佛的努力促成之下，本来就已经相当严密的监控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估计就连卓别林上厕所的时候隔壁都会蹲着一个调查局派来的特工。经过深入而严密的调查，一则令他们兴奋的消息送到了伯尔恩斯的办公桌上，有消息称卓别林匿名向美国共产党捐了1000美元的政治献金。

如果这则消息能够被证实，那么就能以此事大做文章，甚至可以抓捕卓别林。为此，伯尔恩斯特批了大量的资源进行调查，结果忙碌了几年之后依旧一无所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捐款人就是卓别林。

按照常理，经过长时间的监控却没有发现丝毫有用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应该放弃对卓别林的监控才对，至少也应该放松一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卓别林的表演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胡佛就任了联邦调查局局长。

此时的联邦调查局开始遭受大量的非难，因为其直属于联邦政府，所以州政府和州警局显然不愿意凭空出现这样一个“顶头上司”来分割自己的权力。再加上此时的联邦调查局还不像后来在打击犯罪方面战功赫赫，而是自成立以来似乎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打击犯罪没有丝毫建树，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建议解散联邦调查局了。

即便面临如此困境，对于卓别林的监控依旧没有丝毫放松，胡佛对于卓别林的态度执着得让人难以理解。此后事情的发展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联邦调查局闹了好大的一场乌龙戏。

1941年6月，派去监视卓别林的特工再次找到了卓别林的“罪行”——卓别林曾经的一个仆人布莱克被认为是日本间谍。布莱克跟随卓别林的时间长达20年之久，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坐实了他的间谍罪名，那么胡佛就有足够的理由将这把火烧到卓别林的身上。

联邦调查局对外公布了布莱克的罪行：协助日本情报组织了解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及沿海的各种军事设施和发电站的位置。逮捕布莱克的新闻甚至登上了报纸的头条，当然这其中不乏联邦调查局炫耀功劳的成分，毕竟一直以来他们可以说是毫无建树。

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转折，就在联邦调查局试图通过审讯进一步坐实布莱克罪名的时候，来自上级的信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布莱克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卧底线人，他的被捕直接导致了海军情报处的一系列计划破产，他们竟然把自己派到敌对势力中的卧底抓了回来……

虽然联邦调查局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卓别林“有罪”的证据，但胡佛就是对他“情有独钟”，大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魄。1942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全美上下群情激愤，美国政府趁势对日宣战。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出于一个知名人士的爱国宣传义务，卓别林参加了大量的公共活动。

本来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却被胡佛看作抓住卓别林“罪行”的良机。长达数千页的调查报告中甚至包含了卓别林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卓别林每一次的公开言论。事实证明卓别林是无懈可击的，甚至该案的调查员们也开始相信卓别林是无罪的。

可惜此时的胡佛已经对卓别林“难以自拔”了，他不愿承认自己认为“有罪”的卓别林其实是完美无瑕的，即便不能定罪，他也要将卓别林驱逐出美国去。经过漫长的调查，机会终于在1943年来临。

卓别林曾经和自己旗下的一名签约演员产生过感情，但由于这个名叫琼·巴里的女演员的生活作风非常不检点，所以卓别林单方终止了这段感情，并且解除了合约。然而琼·巴里却不愿意就此离去，她希望可以从卓别林那里得到大笔的金钱。

愿望落空之后，这个女人又有了新的主意，她假称怀了卓别林的孩子，并将卓别林告上了法庭。这本来就是一起诬告案，后来的法庭鉴定和调查也证明了卓别林的清白。但“恰逢良机”的胡佛又怎会让机会白白溜走，于是在调查局的支持下，大量关于卓别林的负面新闻充斥在所有的媒体上。

美国的右翼组织也参与其中，开始进行大量打压卓别林的活动，试图在各个方面孤立卓别林一家。讽刺的是，即便是美国司法部，也只能在卓别林自己离开美国后趁机驱逐他。1952年9月17日，卓别林一家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伦敦参加《舞台生涯》的全球首映式。

在卓别林离开美国两天后，美国司法部趁机宣布卓别林的入境签证已经被取消，并且永远不会再被签署。因为尽管卓别林一直在美国发展，但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英国国籍。无法回到美国的卓别林在瑞士度过了自己的余生，直到1972年，通过奥斯卡颁奖典礼的邀请，卓别林才有了重回美国的短暂经历。

时隔20年之久，联邦调查局依旧强烈反对卓别林入境。虽然他们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但卓别林还是得在参加完典礼之后迅速离开美国。

【犯罪心理分析】

在本案中，通过联邦调查局30余年如影随形的深入调查，我们似乎反而更能看清一点——世界级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并非美国联邦调查局所怀疑的那种政治信仰型罪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的追查下来，唯一的结果却是证明了卓别林的清白。诸多事实证明，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是无懈可击的，就连该案的调查员们也开始相信卓别林是无罪的，旷日持久的跟踪调查似乎最终以一幕闹剧草草收场。但在现实生活中，封建迷信犯罪、邪教犯罪之类的信仰型犯罪却可谓屡见不鲜，不胜枚举，本案中涉及的政治信仰犯罪更是几乎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所谓信仰，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指对于某种主义、主张、宗教极度尊崇，并把它信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信仰犯罪，就是由指对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错误认知而引起的犯罪行为。就客观来讲，政治信仰犯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甚至是很多人所依赖的心灵家园，只要政治存在，就永不会停止。

而目前，大多数的政治信仰犯罪主要表现出如下心理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反动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关心国内外形势并发表见解，毫不动摇地传播自己的反动观点，并且逐渐由政治需要转为经济需要、由精神需要转为物质需要、由理想需要转为实际需要，作为一种对于代偿性满足的追求。

这类罪犯反动的政治需要在服刑前期很强烈，他们并没有因为被判刑而利用一切机会表现出很强的领袖欲、权力欲。他们对其他的政治性精神需要也十分强烈，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读书写作的爱好仍延续。二是具有明显的情感和意志特征，情感执着，倾向明显，意志顽固，自负却也无怨无悔，凭借“以偏概全”的片面认识对时局进行抨击。

三是独立型、支配型性格、双重人格突出，大多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随波逐流。四是智力和文化水平较高，会根据自己的智能水平来构建属于某些人的“伪公平”和“伪正义”。究其主观因素，正是因为犯罪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属于个人的意识行为，过于坚信某些东西或者事物，拿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或人生榜样，从而过分理想主义，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客观条件与真实状况。

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犯罪者只是出于内心的贪婪，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以享受腐朽的寄生生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政治信仰的幌子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甚至不惜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其实，人类意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自身缺陷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因此，信仰无疑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但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赋予人们自律的本性和意义，还能为道德行为提供动力，替自身确立价值目标。但是，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道德选择的基本坐标，信仰必须要不断得以修正，增强人们生活的信念，成为一盏指路明灯，照亮正确的前进方向。

【本文节选自《犯罪心理学揭秘》，作者曲楠，台海出版社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