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王厚开边事迹为何不显，北宋末年的政局见证了一切

史学界对于两宋的政治、军事有过八个字的概括，即所谓的"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也是这种情况，北宋名臣辈出，从赵普、寇准、包拯、吕蒙正到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但名将却只有寥寥数人，除去开国时的几位外就只有狄青了。但是真实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北宋时的名将也是不乏其人，王厚就是这种名声不显却真实建立了功业的军事将领。

一、 军旅世家

王厚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军人家庭，其父王韶就是一个弃笔从戎的班超式的人物。神宗年间，王韶上书提出了平定西夏的对策，以攻占河、湟之地来切断西夏的对于西部少数民族部落的控制来打击西夏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当时宋神宗与主政的王安石的支持。

其后王韶常年征战，完成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不仅攻占了河湟之地，还收服了该地区附近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对西夏完成了战略包围，更是北宋一朝少有的对外战争的胜利，也是少数为北宋开疆辟土的军事将领。

王韶因为这些功绩官至枢密副使，其子嗣也因为家族的飞黄腾达而加官进爵。身为王韶次子的王厚就是依靠这种关系进入官场，加之从小跟随在父亲身边，对于西夏前线的情况十分熟悉。可以说王厚进入仕途较之常人是十分容易的。

二、北宋当时的政治背景

1、 新党与旧党

宋神宗即位之初就迫切的希望通过改革来缓解北宋面临的实际困难，即"冗官、冗兵、冗费"。在启用王安石主持了变法后虽然在财政上有所缓解，却也因为变化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而被抵触，再加上王安石本人的原因造成用人不当和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操之过急，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在宋神宗对王安石失去耐心和信任后，王安石被贬谪外放。原本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的官员纷纷趁机利用此事打击王安石和王安石任用的官员。由王安石任用的官员被称做"新党"，即奉行新政之臣党。而持保守意见的官员则为旧党。这便是北宋末年的"新旧党政"。王厚的父亲王韶因为当初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收复河湟，自然被看做新党一派。

2、 新旧党争下的毁于一旦

受王安石牵连，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韶也被贬谪外放，并于神宗元丰四年去世。五年后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时初年仅九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重用旧党一派官员，而旧党在得势时便对新党一派严加打击，王韶也在清算名单之内。旧党全面否认新政，对于新政主持下对西夏的战争中收复的河湟之地也弃如敝履，主张彻底放弃。

王厚当时多次上书，为父亲鸣冤并阐述了河湟地区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高氏和旧党的认同，河湟地区再次沦丧，王韶的毕生心血付诸东流。王厚也因为此事屡受打击。此时的王厚似乎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不会再有任何翻身的机会。而对于北宋的文官集团来说，一个武将的儿子在他们严重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地方。

三、王厚的军事成就

王厚之后又经历了哲宗亲政后的新党得势、徽宗初年的旧党反复及徽宗主政的新党再次掌权，每一次都是新党得势则王厚得势，旧党掌权则王厚被贬。王厚也被众人看做了新党。而王厚两次得到重用时，都重新对西北进行了军事行动，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第二次于徽宗崇宁三年时的鄯廓之战，更是为北宋开启河西走廊一线，几乎完成了联通西域的壮举。

1、 熙河之战

宋哲宗元符元年，王厚在宰相章敦的支持之下，借吐蕃内讧之际与另一名将领王赡出兵西北，打败瞎征部又迫使陇拶部投降。收复了湟、鄯二州。后因两州守卫力量不足，将两州之地赐予投降的陇拶部首领赵怀德。

2、 崇宁西征

宋徽宗崇宁初，在宰相蔡京的主持之下重新对西北地区开始擘画。蔡京将备受旧党打击的王厚官复原职，令其主持西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但是受北宋"阴御武将"做法的影响，徽宗委派宦官童贯为王厚军队的监军，作为对王厚的监视。正式用兵之前，王厚为摆脱掣肘之忧，向童贯陈说利害，说服童贯同意了他的用兵方略及对于军队的指挥权，于是王厚最辉煌的一次出征正式拉开帷幕。

王厚主动分兵两路夹击湟州，却对外宣称自己的兵少，只能驻守边界，对于被吐蕃各部包围的赵怀德爱莫能助。然后迅速出击，趁敌军没有防备之际攻入湟州。该战王厚身先士卒，打破诸部，吐蕃首领多罗巴仅以身免。王厚彻底收复了湟州之地。

之后王厚又采用招抚并用的方法对鄯、廓二地进行双重攻击。数月之间便将两地重新收复。《宋史·王厚传》对于这次崇宁西征的评价为"拓疆幅万余里"、"几重开汉唐之西域"。可见这次军事胜利对于当时的形势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的，如果北宋合理的开发运用这一地区完全可以通过与西域的联系获得大量战略物资，尤其是战马。

四、 为何王厚开边的事迹不显

如果将王厚及其父王韶的功绩做一个比较的话，可以说相当于汉武帝时期对于河西走廊的开拓。这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讲开疆拓土、连接西域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为何王氏父子的功业却不被人所熟知？又为何父子二人在宋代也是毁誉参半呢？

1、 两宋的新旧之辨

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因政见不和而屡屡互相攻讦。最初时由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个人操守和政治信仰还能有公心、立公论，对于具体事务可以做到准确的分析和公正的对待。可发展到后期完全就是以党见而党争，遇事只看是否为自己同党，不以是否应该为论。

王氏父子无论是入仕、升职还是对外用兵，都是在新党的支持和安排下进行的。无论父子的本心如何，都被冠以了新党的称号。而事实上王韶、王厚父子也确实参与了许多新党的擘画，甚至直接参与到了同旧党的斗争之中。只不过没有失去公允，二人都是对事不对人，对旧党摒弃河湟之地的做法不满而已。

2、 南宋得出"亡于新党"的结论

北宋最终被金所灭，南宋建立后对于北宋的灭亡得出了"实亡于王安石之新政"的结论。南宋的文官们认为王安石变法造成了大宋的虚弱，又开启了新旧两党的争斗，造成政治的动荡。而北宋灭亡时正是新党的人物蔡京等人执政，自然将新党看做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归为新党的王氏父子也就成为北宋灭亡的帮凶之一，他们的功绩也就可以一笔抹杀。

3、 宋代对于武将的轻视

众所周知，北宋开启了中国重文轻武的先河。到了北宋晚期这种风气已经越发浓烈，文官集团对于武将的轻蔑达到了完全视而不见的地步。王氏父子建立的功绩在当时人看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天子圣明，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其次要归功于主政的大臣，是王安石、章敦、蔡京等人的有力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后才是军事将领听从指挥，完全遵守了方针和指令才打赢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风气下，王氏父子建立的功绩并没有被用作对他们的表彰和宣传，而是被加在皇帝和文官的脸上贴金。但是如果打了败仗，二人是一定会被当做替罪羊的。实际上新党的文官集团对于王氏父子也是不甚看重，甚至有着防范之心，否则王厚崇宁西征时就不会安排宦官童贯去做监军监视他了。侧面也能看出真正的新党也对王厚有所防备。

4、 河湟之地的收复没有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

河湟之地位于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西汉就是通过控制了这一地区连接到西域，最终同世界产生往来的。汉朝的军队中向来不乏战马也是因为与西域的贸易往来换来了大量的战马。北宋建国以来就缺少优良的马匹来源，对于河湟地区的控制本来可以解决北宋缺少战马的缺陷，而对于商业繁荣的北宋来说与西域连接带来的贸易更是可观的经济收入。

可惜北宋对于辛苦得来的和湟之地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北宋的统治者宋徽宗此时已经沉溺于瘦金体、宫廷画和花石纲之中，无力施展更加雄伟的拓边与贸易往来；北宋的官员们以蔡京为首，将国家视作自己横征暴敛的工具，化公器为私产，只想着自身的财富。

收复了河湟之地对于北宋来说已经满足的统治集团的虚荣心，他们不会再"多此一举"的进行下一步开拓。这使得和湟之地本来的作用完全被浪费，对于北宋没有起到实质上的国力增强。

结语

徽宗君臣不会想到，当他们沉溺于享受安乐之时，这河湟之地的收复将是北宋灭亡的前兆。因为他们的腐败无能，将这难得的机会浪费。二十年后，当女真人挥舞着屠刀杀来之时，徽宗是否想过，当年如果合理运用河湟，就可以真正的收复燕云十六州，阻止北宋的花花世界被野蛮的女真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