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憋屈，死的窝囊——给李隆基打工，哥舒翰算是倒霉透顶

　　历史上关于唐朝最大的争议之一，就是对于“夷夏之防”不怎么上心，反而敞开怀抱、兼容并蓄。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唐室大有胡气，更多的人则指责唐朝的统治者过于纵容和包庇胡人，才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巍巍盛唐由是毁于一旦。

　　这个观点我是不怎么认同的。毕竟最后亲手终结了大唐王朝的是个名叫朱温的汉人（就算再往前扯那也是黄巢），而此后的宋明等朝对异族防范得那叫一个严实——前者宁可割地赔款当孙子也不肯让契丹人混淆了血统，后者就算皇帝被俘、国都三天两头被围堵也不愿意跟瓦剌或鞑靼人交易几口铁锅。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比唐朝死得更惨？

　　事实上，但凡是摊上李隆基、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败家玩意，甭管哪朝哪代都没个好。就算当时反的不是安禄山，也得是王禄山、李禄山。而且我们弄不好还得庆幸——多亏安胖子这货是个胡人，否则其结果恐怕就不仅仅是毁掉一个盛世，没准大唐王朝都得提前150年寿终正寝。为啥？毕竟胡人玩造反还能玩得挺热闹的史上唯有五胡、侯景、安史这么寥寥几出，而汉人间的内讧不但数量上多到无法统计，而且其号召力和破坏性更是前者所没法比的。

　　另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史实，则是在安胖子起兵造反前不断怂恿唆使、起兵造反后跟着起哄架秧子的竟然大多是汉人；相反，那些在很多人眼中“其心必异”的胡帅蛮将们，则大多坚定忠于李唐王朝，纷纷出兵平叛。比如与郭子仪同列、号称大唐中兴双壁之一的李光弼就是个契丹人；比如满门忠烈、功勋不亚于郭李的仆固怀恩就是个铁勒人；再比如跟安禄山同族还有亲戚关系的安思顺也坚拒招揽，毅然率军平叛。

　　可惜将士再忠勇，也经不起已经彻底昏聩了的李隆基的瞎折腾。在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等汉胡名将已经基本稳定住混乱的局势、只待择机发动反击之时，李隆基却听信谗言冤杀封高二将，并强令哥舒翰贸然出关，终使20万唐军一朝丧尽。

　　而一代名将哥舒翰也因此被俘，最后窝囊的死在了洛阳。

　　许多人之所以听说过哥舒翰这个名字，可能是源自于李白的一首诗：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

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在这里，诗仙嘲讽哥舒翰拿数万唐军将士的鲜血，给自己染了件紫袍（按唐制，官五品服绯、三品著紫）——这场石堡城之战说起来确实尴尬，与潼关之败一起成了哥舒翰永远摆脱不了的非议。

　　而这位大唐名将的一生中，最不缺的就是非议。

　　哥舒翰，复姓哥舒，名翰，安西龟兹（音qiūcí，今新疆库车）人，出身突厥突骑施哥舒部。他的祖父哥舒沮曾在太子左清道率任职，父亲哥舒道元曾出任安西都护府副都护、赤水军（今甘肃武威）使，所以身为一个二世祖，哥舒翰从小在锦衣玉食之余就没干过啥正经事，在当地成了个土霸王式的人物。

　　直到开元末年老爹去世，其留下的位置按例应由哥舒翰来世袭。不过大唐王朝对胡人也不是一味的优待，所以哥舒翰要想接班，上任前必须亲自跑到长安接受为期3年的“忠君爱唐”教育。

　　不过大唐帝都的盛世繁华固然差点晃瞎了哥舒翰这个乡下土 包子的眼，但是他的这趟“岗前培训”之旅过得并不怎么愉快。话说大唐虽然是史上对外最开明包容的王朝，但要做到汉胡一视同仁也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长安——哪怕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帝都人民看待外地人还有着一种与生自来的优越感呢，更何况是在唐朝？于是因为身份和血统的缘故，哥舒翰遭到了长安县尉的羞辱，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从此，这货就走上了反唐雪耻的道路？

　　这真是想多了。就像如今还有不少国人为了弄到一张大洋彼岸的绿卡不惜做舔狗一样，当年的大唐朝在胡人眼中，那绝对堪称是世界文明的灯塔、落入凡间的天国。因此如果说他们是宁可在大唐要饭，也不愿回家称王可能有些过了，但过得也不会太离谱。

　　所以哥舒翰受到刺激后做出的反应，就是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世袭官爵，转而去了河西从军。

　　当年的大唐朝早已打得四夷宾服，唯一还不安分就剩下了个吐蕃，一直在河西地区跟唐军反复拉锯。所以哥舒翰想要建功立业一雪前耻，选择河西也是无可厚非。

　　而等到他跑到河西投军时，已经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了，这时的哥舒翰年近40，算是个油腻的中年大叔。

　　不过不得不服人家突厥人就是天生的战士。哪怕已经荒废了大半生，但哥舒翰一抵达河西前线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但治军有方、号令严明，而且轻财重义，令三军将士服服帖帖，都愿意追随他打仗。这就引起了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重视，先是将其提拔为牙将，很快又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哥舒翰也不负众望。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的积石山一战中，他设伏大败吐蕃，将来犯的5千敌骑尽数歼灭，匹马不得还：

“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馀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翰有家奴曰左军，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旧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五十四》）

　　自此，哥舒翰名震宇内，遂成一代名将。

　　只可惜，尽管王忠嗣、哥舒翰功勋卓著，但河西边事却并非是他俩能说了算的。

　　到了晚年的李隆基尽管沉湎于酒色，但好大喜功之心仍丝毫不减。不过大唐盛世承平已久，几乎战无可战，所以他只好拿老对手吐蕃人及其附庸解闷。

　　在西域，他没完没了的征伐诏书一路撵着高仙芝、封常清等人的屁股，将其一口气撵过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尽管高仙芝在怛罗斯一不小心打了场败仗，但无碍于大局，紧接着封常清便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攻破大勃律的菩萨劳城（今克什米尔的巴尔提斯坦），继续保持在中亚地区的扩张之势。至此，从长安行抵大唐西陲的旅途长达1.2万里，经略西域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纪第三十二》）

　　既然西域没得打了，李隆基又盯上了河西的石堡城。

　　石堡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湟源县石城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控制湟水流域与青海湖地区的必取之地。为此，唐蕃两军围绕这一战略要地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就算死一地人也不肯罢休。

　　身为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的王忠嗣自然也想拿下石城堡。不过他反对李隆基强攻硬打的计划，认为这样会造成惨重的伤亡、得不偿失，不如等待时机再说。这就让已经昏聩的李隆基非常不高兴，干脆绕过老王直接下令给将军董延光强攻石堡城。

　　结果老王一语成谶，董延光果然铩羽而归。不过后者为了摆脱罪责，诬指王忠嗣故意拖延导致战败，奸相李林甫又趁机进谗，诬告王忠嗣勾结太子李亨图谋不轨。于是李隆基大怒，将王忠嗣下狱拷打。

　　老王被抓，河西唐军群龙无首，李隆基便打算让哥舒翰接替。不过在上任之前，按例哥舒翰还得进京见驾，接受皇帝的面试。

　　话说想要升官发财，搞死上司是最简单粗暴也最有效的手段。不过哥舒翰是个厚道人，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冒着遭李隆基厌弃的风险拼命替老王求情，最终使后者逃过一死：

“其冬，玄宗在华清宫，王忠嗣被劾。敕召翰至……仍极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帝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旧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五十四》）

　　不过即便哥舒翰救得了老王，也无法改变李隆基非得拿下石堡城的决心。而且后者还从朔方、河东等地调来了10多万大军统归哥舒翰指挥，几乎是一副举倾国之力也要拿下石堡城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又能咋办？王忠嗣可是贵为李隆基的养子，跟皇帝关系之亲密可不是他一介突厥蛮子能比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王抗命都差点被砍了脑袋，换成哥舒翰弄不好就得被活剐。与其抗命被撤职定罪，再换上个不了解河西军情、甚至是个无能之辈来打这一仗，还不如哥舒翰自己去拼拼运气呢。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就是因为反对攻打石堡城，才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所以说，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对哥舒翰的指责其实毫无道理。这位一生落魄、几乎与仕途绝缘的诗仙，弄不好是道听途说、或是受了某位“反战人士”的蛊惑，才被误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而即便是硬着头皮强打石堡城，哥舒翰也没有一味的服从皇帝的瞎指挥，而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哥舒翰未战先谋败，在吐蕃人的眼皮底下修筑了神威城和白石城两座要塞，牢牢扼制住了由石堡城进出青海湖的要道。这就使得即便强攻石堡城失败，唐军也可以据城坚守，不至于被吐蕃军一波流搞得溃不成军。

　　其次，哥舒翰还在神威城建成后故意卖了个破绽诱敌来攻，然后伏兵尽出，大获全胜。这一战既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极大的挫败了其士气，使得“吐蕃自此遁逃，不复近青海（湖）十年”（《册府元龟·卷三百九十八·将帅部·冥助》）。

　　最后，即便掌握了战场主动，且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哥舒翰也没有孤注一掷将全部筹码压上赌桌。他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外围或二线，直接拿来攻击石堡城的只有6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了像突厥阿布思部这样的仆从军。

　　然而一俟开战，此前谨慎保守得一塌糊涂的哥舒翰却突然发了疯——在猛攻数日不得进展的情况下，他竟然要砍了先锋高秀岩、张守瑜等将官杀鸡儆猴。最后在高、张等人的苦苦哀求下，才宽限三日务求破城。这下没了退路的唐军将士被迫发起一波波的攻势，终于用尸山血海铺出了一条通往石堡城的道路，又将其一击而下——而王忠嗣的“乌鸦嘴”也显了灵，唐军共付出了伤亡数万人的惨重代价。

　　那么取得的战果如何呢？史书凿凿：吐蕃大将铁刃悉诺罗以下400人被擒。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

　　咱先不说就凭石城堡那巴掌大的地方，如果铺上几万具尸体的话，唐军还有没有插脚的地方以供进攻。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一支军队要是伤亡达到了三成，基本上不崩溃就有鬼了——就拿唐军伤亡“数万”这个数字的最小值2万人算，也达到了总兵力的三成，而且唐军中还混杂着为数不少的战斗意志非常可疑、尤其擅长跑路的突厥兵。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非但没溃散掉，还一举拿下了号称天险的石堡城，莫非他们是开了挂？

　　再者吐蕃军的伤亡数字也不靠谱。在此前王忠嗣跟李隆基就攻打石城堡一事扯皮时，曾提到过“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这句话在《旧唐书·卷一百三·列传第五十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五十八》和《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唐纪第三十一》均有一致的记载。那么吐蕃的“举国”兵力有多少呢？在吐蕃人自己搞的史书《五部遗教》中，称当时吐蕃有“军士四十六万二千四百人”，这还仅是其“四如”（大致相当于中原的禁军）的数量。当然，小小的石城堡肯定挤不下近50万人，吐蕃人也至于这么不靠谱，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能靠猜。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士大夫的嘴，骗人的鬼”。类似这种通过夸大或是缩水伤亡数字以达到贬低战争价值、崇文抑武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发生在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应州之战，明武宗朱厚照跟鞑靼达延汗巴图孟克领着10多万人大战了5天，战况激烈到了一度连朱厚照都得亲自上阵厮杀的程度，结果呢？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这样拙劣的瞎话，拿来骗3岁的孩子都费劲。

　　所以很可能是当时的史家比明朝的要高明些，就用了“春秋笔法”——唐军可能确实伤亡数万，吐蕃人可能确实也被抓了400多俘虏，但弄不好也死了一地人。可是那些文官们就是假装没看着，只记载了他们愿意记载的数字，以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

　　而且人家只是“漏记”而非胡说八道，谁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第二种可能性则应该接近于史实。以王忠嗣的人品和经略河西多年的经验，他所说的在石堡城“吐蕃举国守之”应该不是瞎扯。不过吐蕃人的战略应该是以少数精兵坚守于城内，而将主力部署在外围策应和牵制唐军，并寻机攻反其后路。这就可以解释为啥哥舒翰置李隆基派给他的大部分援兵于不顾、就带着6万多人去攻打石堡城——将主力用于围点打援了呗。而他打着打着突然发疯、拿砍脑袋威胁高秀岩、张守瑜等将官拼死攻城，也很可能是外围打援部队陷入了苦战，甚至随时有崩溃的危险，所以他才不惜代价也要尽早拿下石堡城。

　　所以唐军的“数万”伤亡可能大部分损失在了外围阻击战中（当然吐蕃人的伤亡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否则除非拿机关枪突突，打一个小小的石堡城哪能死那么多人？

　　而且哥舒翰要是真打出数万对400的交换比，李隆基又怎么可能在战后兴高采烈的将其拜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并加摄御史大夫？

　　更难得的哥舒翰凭此战收获的民心：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全唐诗·哥舒歌》）

　　即便到了今天，唐人为其所立的《哥舒翰纪功碑》仍耸立在甘肃临洮城内以供万世瞻仰。哥舒翰的丰功伟绩，不是几个书生玩弄的文字游戏所能抹煞的。

　　打仗哥舒翰是把好手。但下了战场他就是一贯的不着调了。

　　石堡城之战后，哥舒翰继续在河西大杀四方。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他又再次大败吐蕃，占据九曲之地，将唐蕃分界线推进到青海湖以西。同时，哥舒翰又在新占之地设洮阳（今甘肃临潭）、浇河（今青海贵德）二郡，并新创宛秀、神策二军——神策军后来立下过救驾之功，荣升为禁军，成为唐中后期所倚仗的一支主力部队。

　　立下如此大功的哥舒翰，李隆基也没亏待他。先是授其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不久又再进封为西平郡王、拜太子太保并兼任御史大夫。

　　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哥舒翰，还没来得及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被长安城的大佬盯上了。

　　此时的大唐朝堂之上，已经沦为李林甫和杨国忠厮杀的战场。为了扩张势力，二者纷纷将目光锁定在了手握兵权的边将身上，其中李林甫看中的是安禄山，而杨国忠则属意哥舒翰。

　　廷臣勾结边将向来是国之大忌。这要是换个深谙此道的汉将，就算不敢得罪李、杨这样的大人物，估计也不会轻易就范。可安禄山和哥舒翰这俩蛮子哪知道这些道道？就算知道恐怕也不会当回事，于是很快跟各自的老大打得火热。

　　话说自唐朝立国以来，对于武将、兵权，尤其是外族将领的控制手段一向极为出色。在不影响战斗力和前线将士积极性的前提下，有效的将兵权牢固的控制在朝廷手中，边疆想要控制军队，进而形成祸害简直是难如登天。

　　只可惜摊上李隆基这么个不靠谱的皇帝，再靠谱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第三十二》）

　　在这种情况下，李林甫、杨国忠不但公然勾结边将，尤其勾结的还是胡将，脑子里已经不知进了多少水的李隆基首先想到的不是防范打压，反而是和稀泥——这货居然将关系形同水火的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一起召入朝中，试图让他们握手言和。

　　因为当时李林甫已遭罢相，而且命不久矣。于是很有危机感的安禄山就想趁机跟哥舒翰搞好关系，毕竟大家都是胡人嘛，应该很有共同语言不是？

“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这下两人的梁子算是再也解不开了。所以后来哥舒翰被俘，安庆绪在洛阳兵败后非得先砍死他才逃走，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脑子不太够用，哥舒翰也管不住自己的身体。

　　当了大半辈子的纨绔，好不容易在受辱后立志要建功立业。可谁知出人头地对他而言是如此容易，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位极人臣、名满天下。哥舒翰觉得自己这辈子是没啥追求了，于是故态重萌，不但嗜酒如命，而且好色如命。

　　俗话说“酒字肚里一把剑，色字头上一把刀”，诚不欺人也。很快放飞自我的哥舒翰就遭到了报应——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他在赴长安途中突发中风，后来虽然苏醒，但也落下个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同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打着奉君命征讨杨国忠的旗号率军一路南下，而承平日久的大唐内地郡县又疏于防范，这就导致叛军一路势如破竹，黄河以北几乎尽数沦陷。此时才如梦方醒的李隆基手忙脚乱调来名将封常清、高仙芝御敌，无奈敌我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唐军一路败退，连洛阳都沦陷了，只能退至潼关坚守。

　　李隆基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恼羞成怒下竟将封常清和高仙芝斩首。然后他又强令早已病废的哥舒翰出征，并加封其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兵20万出镇潼关。

　　当时的天下大势是李光弼与郭子仪连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安禄山回归老巢的退路。安胖子感觉有点慌，就准备东进，结果被张巡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想南下又被鲁炅阻于南阳（今河南邓州），回过头来再打算拼死一搏拿下长安，又遇到哥舒翰在潼关坚守，活活攻打了半年却徒劳无功。

　　别看哥舒翰人废了，但一上战场脑子就清醒无比。他敏锐的寻找到了胜机，那就是稳守不出，待敌自乱。因此面对李隆基不断催促他出关的命令，哥舒翰上书竭力劝说这个已经不可救药的皇帝：

“禄山习用兵，今始为逆，不能无备，是阴计诱我。贼远来，利在速战。王师坚守，毋轻出关，计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观事势，不必速。”（《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列传第六十》）

　　然而此时的李隆基早已被各地不断传来的捷报冲昏了头脑，再加上杨国忠因与哥舒翰间的关系已经破裂，所以不断的在皇帝的耳朵边吹阴风，终使得李隆基对哥舒翰失去了耐性。于是“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其状酷似南宋时赵构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之情景。哥舒翰无奈，他很清楚继续抗命就会是封常清、高仙芝那样的下场，所以只能“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本段皆引自《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唐纪第三十四》）。

　　可怜哥舒翰，在石堡城一战被李隆基逼着出兵，结果侥幸赢了一把；潼关之役再遭赶鸭子上架，但好运却与他无缘——叛军于灵宝设伏，将20万唐军打得就剩下8千人，连哥舒翰都被抓了俘虏，一世英名付诸东流。

　　更糟糕的是，也许是痛恨李隆基的乱命，也许是中风瘫痪以后更加怕死，哥舒翰被俘后居然在安禄山面前跪地求饶，丑态百出，还替后者招降李光弼等旧部，于是乎名声更加臭不可闻。

　　而灵宝之败导致长安近乎无兵可守，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李隆基仓皇弃国逃往蜀地，途中发生了马嵬兵变，导致其威信全无。于是太子李亨在灵武宣布即位，是为唐肃宗，李隆基被遥奉为太上皇。

　　到了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弑，唐军趁机集结重兵反攻，再加上仆固怀恩弄来了回纥骑兵相助，终于接连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大败逃亡之前，将哥舒翰等30余名被俘唐将尽数杀死。

　　事后，唐廷念及哥舒翰的既往功劳，将其追赠太尉，谥号武愍。

　　在初唐，一旦哪位武将开疆拓土立了大功，通常就会被调入中枢担任宰相，这就是所谓“出将入相”的由来。像是李靖、侯君集、张亮、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王孝杰等名将都有过这种在文职和武职间“反复横跳”的经历。

　　到了玄宗朝对外征战仍然很频繁。这时奸相李林甫为了稳固自己的相位，便唆使李隆基于边帅多用胡人：

“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第三十二》）

　　李林甫的初衷是杜绝边帅因功入相的通道。毕竟胡人就算再能打，可是多不读书，怎么能处置天下大事？虽然这货的目的不纯，还弄出了安禄山这么个大祸害，但实事求是讲，李林甫讲的道理大体上还是说得通的。

　　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大唐朝的十大藩镇中担任过节度使的共有30人次。其中出身胡人的有5人8次，除了一个安禄山，剩下的都像李林甫说得那样，“为朝廷尽死”了。

　　哪怕在安胖子造反以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们依旧“死性不改”，继续任用一大批“非我族类”的胡人将领。而事实证明，这些人经受住了考验，非但善战而且忠心耿耿。

　　其中号称“战功推为中兴第一”（《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六十一》）的李光弼自不必说，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仆固怀恩：

“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唐纪第三十九》）

　　然而这些胡人将领的下场，大多都很糟糕。

　　李光弼被吓死了，荔非元礼被部下所杀，高仙芝被斩，浑释之阵亡；安思顺被哥舒翰坑死，当然后者也没落着好，遭李隆基连坑，最后死的窝囊至极；不过要论黑化，谁也比不上仆固怀恩，这个倒霉蛋最终居然反了，还被《新唐书》载入《叛臣传》，继而遗臭万年。

　　为啥这帮胡人将领们一打仗就如狼似虎，不打仗就成了妖魔鬼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哪怕他们成了新唐人，却依然无法破除与土著唐人间的文化隔阂。

　　比如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安史之乱一平息，唐代宗李豫就打算收回兵权，可是怎么收呢？他想出了个很委婉又很“唐人”的主意，那就是让亲信去制造谣言，说有人想造反。

　　纯土著郭子仪对此心领神会，主动交出兵权，于是君臣一笑泯恩仇；而半土著李光弼就有点半懂不懂了，最终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装死——无论李豫怎么召唤就是蹲在徐州不肯动窝，最后还活活把自己给吓死了；至于“半兽人”仆固怀恩则压根就搞不清楚皇帝在玩什么花样，委屈得差点嚎啕大哭，没完没了的上书喊冤。

　　李豫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啊，就赶紧派个心腹宦官骆奉先去给这个不开化的家伙排疑解惑。谁知草原汉子都热情好客啊，仆固怀恩逮住骆公公就是一顿灌酒，直到把人家灌得头晕眼花想开溜。把客人喝跑了算什么事？丢不起这个人的仆固怀恩就按草原上的习俗将骆公公的坐骑给藏起来了，没想到却把后者吓得魂飞魄散——看来这货是真的要反，还想拿咱家的脑袋祭旗？

　　于是吓尿了的骆公公不但连夜翻墙、迈开11号就逃之夭夭，还在李豫面前一口咬定仆固怀恩居心叵测，非反不可……

　　于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仆固怀恩如果不想等死，也只剩下造反这一条路了。

　　而哥舒翰，则是面临着另一个问题。

　　在中原人的传统认知中，向来是生命诚可贵，节操价更高。所以“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这种论调从来都备受推崇，像跟哥舒翰同时期的张巡就是死守睢阳，城陷后宁死不屈，从而受到万世敬仰。

　　不过想让那些胡人出身的大唐将领理解并接受这样的理念，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大。

　　对于生长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胡人们来说，生存和繁衍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此，每逢遭灾受难，他们首先会抛弃掉的就是拖后腿的老弱，哪怕是亲生父母也毫不留情；为此，哪怕他们是天生的战士，也从不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去战斗，逃亡和迁徙都是家常便饭；为此，他们从不认为屈膝投降是一种屈辱，只要打不过又逃不掉，就会毫不犹豫的降服于强者，肯于接受任何屈辱的条件（当然，等他们强大以后也一定会加倍报复）；为此，被中原人视为无价宝的贞洁、操守在他们看来就是一文不值的玩意，随时可以弃之如敝履。

　　比如铁木真的老婆孛儿帖就曾被篾儿奇惕人抢走过9个月，夺回来时还怀上了个孩子。不过老铁对孛儿帖这个“二手老婆”和术赤这个“野生儿子”没有丝毫的芥蒂和嫌弃，非但毫不犹豫的接纳了他们，还一直心怀愧疚。

　　这是当时的中原人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事情，就像胡人也理解不了他们一样。

　　所以哥舒翰在被俘之后立刻就选择了投降，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甚至对他而言根本不认为这就是变节。哪怕在人屋檐下时哥舒翰做出了各种丑态百出的行为，但只要能逃出去或被放掉，他只会对安胖子父子打得更狠。

　　只是没想到安庆绪“不讲武德”，居然在哥舒翰投降了的情况下，还把他给弄死了。

　　不过这种事情在胡人中太常见了。“大有胡气”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基本也能理解，所以非但没追究，还在哥舒翰死后给他追赠了官爵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