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许渊冲逝世，翻译文学经典是如何炼成的？

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许老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60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他坚持：“译诗不是为了使诗人流芳后世，而是使人能分享诗人美的感情。”

这份深刻感悟，让人想起另一位翻译家谢天振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

翻译文学，经典是如何炼成的？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一部作品如果能够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吸引翻译家们对它进行翻译，推出新译本，意味着这部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这就为它的某些译本成为翻译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

同时，文学翻译因为存在语言老化的问题，所以，即使是翻译文学的经典作品，其“寿命”通常也就是流传一两代读者的时限，之后就会有新译作出现。

就像世界各国的国别文学、民族文学都会有自己的经典一样， 世界各国的翻译文学也会有自己的经典。国别文学、民族文学中的部分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它们深刻的思想性、高超的艺术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同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所言，它们经得起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的“创造性叛逆”。譬如《红楼梦》，思想性、艺术性当然是它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但经得起不同读者的“创造性叛逆”也同样至关重要：道学家看到里面有诲淫诲盗，政治家看到里面有阶级斗争，而普通读者看到的则是一曲凄美的爱情故事。

翻译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与上述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作品的经典之路也有相似之处。譬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 20世纪40年代赵瑞蕻就已经推出了第一个中译本，尔后在50年代又有了罗玉君的译本。自60年代后半期起，由于当时新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原因，《红与黑》的翻译被迫中止，已有的译本也被当作禁书，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

“文革”甫一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红与黑》的翻译立即迎来了“井喷”，短短几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二十种不同的《红与黑》译本，且其中不乏优秀译作。因此，《红与黑》的译本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作当代中国翻译史上的经典译作之一。我们无法把这顶“经典”的桂冠套在某一部译作上，这是文学翻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优秀的文学原作需要多部不同译作才能比较充分地展示它的全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所以，在《红与黑》的译作中，经典的桂冠应该由这一二十种译本中最优秀的几部共同分享。

《红与黑》的翻译之路让我们看到，翻译文学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首先与原作在其本土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与原作本身是否为经典作品有关。一般而言，原作本身就是经典，那么它的译作也就更有可能成为经典，尤其是当译文的品质不错，甚至属于上乘时。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的悲喜剧，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等等，会被译界推崇为翻译文学的经典。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原作的地位高低并非翻译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有时候原作并非世界文学史上的巨著，甚至在其本国也是没没无闻，只是因为译入语国家特殊的接受语境和社会条件，才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譬如《牛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关系―前者是后者主人公保尔最喜爱的读物―成为中国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人手一册的必读书，与后者一起成为新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经典。

但在其本国，《牛虻》却远远称不上经典之作。其实，即使是茨威格这样在中国备受推崇的作家，在其本国奥地利也并未被视作一流作家。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也有类似情况：《寒山诗》许多中国读者都未必读过，但它的日译本和英译本却在日本和美国流传甚广。美国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甚至美国汉学家书写的中国文学史，可以不收孟浩然，但肯定会收寒山。这是因为充满禅意的《寒山诗》正好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日美社会的学禅之风，而诗人寒山本人的形象又正好与当时美国嬉皮士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不谋而合。

由以上所述可见，译作成为翻译文学经典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外国文学经典转化而来的经典，另一种是由接受语境造成的经典。我们之所以将前者奉为经典，是因为它把世界各国的文学经典介绍给了译入语国家，通过翻译家精湛的译笔使得译入语国家的广大读者有可能一瞻世界各国文学大师的风采，领略世界各国文学精品的艺术魅力。而我们之所以将后者奉为经典，是因为翻译家把它们引入到译入语国家后，或是正好迎合了该国意识形态的需要，如《牛虻》；或是正好满足了该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如茨威格的作品；或是正好填补了某种文艺创作的空白（题材或手法等），从而对该国的文艺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翻译。

有人也许会问，译作成为翻译文学经典与其本身的翻译质量有何关系？翻译质量高的译作是否就一定能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呢？答案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翻译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首先要看它的原作是否经典，看它的原作在其本国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否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次要看它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与影响。如果一部译作翻译的质量不错，但其原作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平庸，在其本国，更遑论在世界文坛，评价都不高，那么，这样的译作就很难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能成为翻译文学经典的译作，其翻译质量通常都是比较高的。

另外，让认真严肃的翻译家备受鼓舞的是，译作因翻译质量高而成为翻译文学经典的例子，在翻译史上绝非个案。譬如王佐良翻译的培根的《论读书》，略显古奥但又浅近明白的中国文言，简约凝练却又与原文意思契合的语体和表达，尤其是全文平衡匀称的句子结构和一咏三叹的节奏，以及那种一气呵成通贯全文的气韵， 令其没有丝毫生硬牵强的痕迹，“读起来不像译本”。

与之相仿的还有夏济安翻译的美国作家欧文的散文《西敏大寺》。当我们读着“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云将暮，终日昏暗，我就在这么一天，到西敏大寺信步走了几个钟头。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 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相符；我跨进大门，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置身远古世界，忘形于昔日的憧憧鬼影之中了”，已经感觉不到这是美国作家的作品，倒像是美国作家自己在用中文写作。这些译作被译界推崇为中国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不断地被推荐、引用、阅读，甚至编入教科书，主要倒不是因为原作的地位，也不是因为译作对中国文学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纯粹是因为译作本身精湛的译笔，高超的翻译质量。

如前所述，文学翻译因为存在语言老化的问题，所以即使是翻译文学的经典作品，其“寿命”通常也就是流传一两代读者的时限，之后就会有新译作出现。譬如林纾的翻译、伍光建的翻译，在当时堪称经典，但后来也被新的译作取代了。不过，在中外翻译史上却有一些译作能打破文学翻译的这个“魔咒”，在世上长久流传，譬如中国文学史上的《敕勒歌》（风吹草低见牛羊），殷夫翻译裴多菲的“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等。英语世界也有同样的例子，如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神州集》等。

这些译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较多的翻译家个人创造的成分―当代译论称之为“创译”，且译作已经融入了译入语文学、文化。所以，这些译作与我们讨论的翻译文学经典还不能完全等量齐观。

本文选自《海上杂谈》

中国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随笔选辑

从“创造性叛逆”重新认识翻译

作者谢天振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者。本书选辑的三十三篇随笔，是其多年翻译研究心得的缩影。

书中精选作者对鲁迅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电影片名翻译，博士论文写作等各类热点事件的解读。作者以轻松笔法，将自身译学理念融入其中，呼吁社会关注翻译的新变化与新要求。

书中收录多篇作者对师友的追忆，生动呈现了贾植芳、方重、季羡林等一代大家的形象，展现了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一段鲜有人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