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读《书楼觅踪》：为何藏书 如何藏书

读《书楼觅踪》：为何藏书 如何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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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楼觅踪》一套三册，百万余言，是藏书大家韦力的大作。

韦力踏足大江南北，遍访书楼古迹，记述书人旧影，《书楼觅踪》一书荟萃明清以来重要的私家藏书楼，兼谈艺林掌故、版本书目、人文历史，这一番心思，这一番力气，真的很难得。韦力在序言里说，他是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来做撒网式调查的。

全书以省份分卷，每个人物独立成章。韦力说到书楼寻访的收获，“使我在地理概念上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来中国古代文化的集中与分散”，本书的编排确有此效。接下来，韦力提到他所找到的书楼，几乎四分之三都处在江浙一带，再扩大一点范围来说，那就是中国的江南地区。换句话说，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从藏书楼的分布就可以看出，江南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繁荣地区。时光久长，有些书楼如今成了名人故居，让后人瞻仰、游客观光；有些书楼作了百姓住宅，危房倾颓，摇摇欲坠；有些书楼大门紧闭，窗户蒙尘，人去楼空。

韦力条分缕析古籍中的记载，然后走街串巷，探幽析微，重新发掘了淹埋的故事，这是本书的一大价值。比如，韦力说到王灏和括斋，称其为“少有人提及的北方藏书大家”。韦力在偶得的藏品，一件清抄本的《颜鲁公文集》中，看见“括斋”字样，先有资料查找，随即实地寻访，他惊讶地发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定州区的王灏括斋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藏书楼。《括斋藏书目》记载有四部之书12080种，132040卷，版本自宋元明精刊、武英殿诸刊、清朝各硕学大儒所校古籍、通行之本，无不完备。除此之外，王灏还组织人力刊刻出了大部头的《畿辅丛书》，收入184种书，总计刻了3万多片版片，这部丛书所倡导的“以经证史”的方式对后来的顾颉刚等人都很有影响。

《书楼觅踪》总共164章，“大鱼”和“小鱼”尽力一网打捞。不过，有栋著名的藏书楼却“漏网”了，那就是——天一阁。打捞是一功，收罗亦是功。或许，天一阁名气太大，人人皆知，韦力觉得没有必要写？非也。过云楼、铁琴铜剑楼、万卷书楼……哪个不是鼎鼎大名？韦力没有省略笔墨。因此，我想，韦力不写天一阁，大概另有原因。

虽无专章描述，侧影不时掠过。书中有两章，其一写薛福成的传经楼，标题名为“上万言策，仿天一阁”；其一写黄澄量的五桂楼，标题名为“仿天一然开放，拆藏本编明文”。薛福成在宁波任职期间，经常到天一阁看书，并请来钱学嘉等人重新整理《天一阁见存书目》。薛家的书楼建造之时，就是按照天一阁的制式仿制的。黄澄量的五桂楼号称“浙东第二楼”，位于余姚市梁弄镇五桂弄，地理位置与天一阁不远，其楼阁建筑也与天一阁类似。显然，天一阁就算不正式登场，仍然到处是它的“传说”。

读《书楼觅踪》，每每唏嘘，人与书聚散无常。积年累月，百般追索，万金易籍，方能聚书成楼。比如，钱谦益的绛云楼盖好仅十余天就意外烧光，徐时栋的水北阁二毁三建几耗尽钱财，都让人倍觉遗憾。所谓“天一”，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意。作为古代藏书楼防火之典范，天一阁的建筑格局之构思非常巧妙，本文因篇幅和主题不做展开论述。《书楼觅踪》对防火甚少谈论，说到天一阁，只约略小议范氏的严密管理。

余秋雨写过《风雨天一阁》，想必很多人都读过。文中提到几件轶事，比如范钦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这样的分法是为了保证藏书的世代传承。文中还讲到钱绣芸的悲剧，这位范家媳妇一生望楼而兴叹，终至郁郁而终。天一阁门极少开启。范氏族规，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开门必须各房一致同意，只有应黄宗羲这样的大学者的恳求，这样的例外方才小露门扉。范钦的初衷，大概是尽量杜绝藏书的流散，尤其防止自己身故之后一生心血的白费，然而，这等严苛的守书，隔绝人与书的接触，又让藏书之意义何存呢？

韦力在《书楼觅踪》里援引了洪亮吉点评藏书家的一段名言。洪亮吉把藏书家分成五等，第一等是推求本源的考订家，最劣等是掠贩家，“鄞县范氏之天一阁”点名评为三等，即收藏家。考订家最难得，他们慧眼辨析，讲究版本校勘学问，从古籍中发掘文化之根本，接续传统之脉络。掠贩家极力搜集古籍，大多因奇货可居，固然有抢救、捡漏之功，但无形中也抬高了古籍收藏的成本和门槛。那么，对天一阁这样的藏家而言，收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是韦力不断深思的问题。

韦力说：“天一阁登楼之难众所周知，藏而不用尽饱蠹鱼，令无数藏书爱好者扼腕。五桂楼则不同，黄澄量不仅将藏书对外开放，还向前来观书者提供食宿，于当时学子而言，可谓功德无量。”由韦力对后者的赞赏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很明确，藏与用应当兼而得之。此外，书中尚有多处相关论述。比如，韦力把陈寿祺和梁章钜作了比较。小嫏嬛馆与黄楼一墙之隔。韦力说梁章钜对于藏书外借几乎是来者不拒的，而陈寿祺却秘而不宣，还专门赋诗叮嘱家人：“买来万本皆清俸，不许儿孙更借人。”韦力直言陈寿祺小气、吝啬。讲到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之时，韦力援引张謇的评语，说徐氏藏书是为了家乡的人民，大公无私，这种藏书方式反而能将藏书流传万代。

藏书应当能用，这是根本。但过于注重实用的态度，也是韦力反对的。梁启超是否是藏书家？韦力说，梁启超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家，他不仅有自己的藏书楼，同时还有藏书目存世，他还担任过几家图书馆的馆长。不过，梁启超买书主要是为了实用和参考，因而他的藏书中鲜有善本珍籍。这是很可惜的。梁启超既然没这个心思，韦力为何替他可惜呢？我推测，大概韦力觉得，以梁启超之地位和学识，他有能力多保存一些古籍，也有能力推求本源，做第一等的考订家。

为何藏书、如何藏书，很多藏书家都有见解。杨寿楠在《云薖漫录》中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记为难；能记不难，能用为难。”任凤苞说自己的收藏经历：“初亦博取，无所择，既而病其泛也，则约之于乙部，又约之于地理，又约之于地理中之方志。”自从改了“病其泛”，由博返约，这才走上了收藏的康庄大道。

好的藏书家，功劳何止在藏。韦力说自己原先以为辑佚就是从古书中找出历史上失传的书，后来他读到冀淑英的一段话：“辑佚工作不是简单地抄录排比即可成书的，古人抄书有时并不完全照录原书，有些还不注出处，这就需要在编排时用一番考证、校勘功夫。”这说明，辑佚对学术功底的要求很高。韦力还谈到黄奭辑佚《汉学堂丛书》的功绩。美国汉学家艾尔曼评价说该书“重构经学与纬书的关系”。另有一事，亦能说明藏书之价值。清朝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内收的《太平寰宇记》传世抄本缺113—119卷，广泛搜寻民间而不得。后来，杨守敬在日本发现了该书的宋刻残本，补足了所缺的这几卷，足见收藏家对于保存、传播古籍的功劳。流芳百世，功在千秋。

由韦力的行文中可以体会，他很欣赏专精的收藏观，更欣赏能把藏化为最大程度的用。近些年来，韦力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做好的藏书家，不仅以藏书闻名于世，更促进了好的藏书理念的推广。正如韦力老师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而我的寻访，也正是要表现出我对这些藏书家的崇敬之情，让我自己以及这个社会上的爱书人永远铭记，正是因为有历代藏书家的存在，才使我们得以了解我们民族历史的灿烂与辉煌。”

（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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