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客·伏月拾书

（图片来源:IC Photo）

云也退/文

No.10

《动物与人二讲》

（法）吉尔伯特·西蒙东/著 宋德超/译拜德雅丨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今天大城市人对于猫狗的普遍善意，是可以不断向上追溯的，西方古代人一开始思考动物，主要目的是要为人统治动物、主宰世界找出依据，证明某种神的意旨，然而当基督宗教成为压迫性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颂扬动物的现象，作为对之前护教二元论的复仇，动物成为一个对人有着“教诲作用”的神话：“或是关于纯粹，或是关于奉献，或是关于灵巧，或是关于为了发现目标而展露出的适当的智慧。”再后来，古希腊传承出来的科学精神重燃，像笛卡尔这样的人，就会琢磨动物到底在想什么，作为探究真理这一宏大抱负的一部分……此书很短小，却内涵丰富，了解了先人的想法后，我们面对动物的眼光和态度也会有所变化。

No.9

《帝国代理人》

（英）诺埃尔·马尔科姆/著 余福海/译文汇出版社 2021年2月

“地中海学”是最有意趣的学问之一，精研地中海周边各民族交往的人，对于“两点之间一条直线最短”这一数学公理的内涵会有深入的理解：越是最短的路径，在现实中越是容易被切断，而不得已之下的迂回，则衍生出了花色繁多的交往方式，刺激了个体从某个现实目的出发继续冒险的欲求。《帝国代理人》讲的是16世纪巴尔干地区，主要是阿尔巴尼亚地方，如何成为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沟通的中介，突出写了两个家族在其中的活跃；其中涉及的主题极多：对海战和海盗感兴趣的人，对波兰人、哥萨克等等在地中海世界的活动感兴趣的人，对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固然都会有所获，但这幅知识地图可以轻松地扩大，例如可以看到因16世纪的法国对教廷的庇护而燃起的一系列战火。读后我有一种印象，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互为了解一定要以战争和冲突为前提，任何一方想要以和平的方式“演变”另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No.8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英）基夫·班福德/著 曹金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后现代主义的法兰西一线诸君中，利奥塔的存在感最弱，福柯、罗兰-巴尔特、列维-施特劳斯、德里达、德勒兹都在他前面，但是读这本书，会感到他与《景观社会》的作者居伊·德波有很多相似：都是绝对的少年老成，也都对于自己在他人或公众面前呈现出的形象深感怀疑，并始终处在不安之中。班福德说，要把利奥塔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是有很大风险的，在他生活和作品中都“存在不少断裂”，只能针对他的一个个个别的时刻、个别的兴趣、个别的表述中，去做出彼此较为分离的评价。和利奥塔说话的朋友们，也多少是以一种保持流动、不被定格的方式在说话的，例如书中引用的米歇尔·布托对他的回忆：“在拉弗莱彻普瑞塔尼军事学院所在的那个小镇上，石头和人们的心都碎了。”

No.7

《设计自由》

（英）斯塔福德·比尔/著 李文哲/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对我来说这是本有启发的书，让我看到了控制论和系统论不但不深奥，而且很有意思，在很多时候，它只是反复揭示一些永恒悖论的存在，因此更类似于训练头脑的“智慧”而非表面看来的科学。我说的悖论，比如“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比如出版领域里既保持行文的规范、可理解，又要兼顾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还有比如“家庭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讨论年轻成员的自主性”，只为在集中决策和赋予充分的分权和自由之间形成平衡并存。比尔谈到，科学技术可能威胁到社会中的个体，但他立刻回到“人的大脑是一个有限的工具”这一点上，说我们作为个体，不幸地生存在了一个“严重限制了必要的变数”的文化里面。比尔坦言他没有什么答案可以给出，只是努力把问题提好；因此在看过分析之后，对书中给出的那些薄弱的回答，比如“通过民主的过程来控制科学的应用”之类，都大可以忽略不计。

No.6

《我们不会告别》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著 董树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让消融的冰雪像泪水一样，/从静默的青铜眼帘下流淌，/让监狱的鸽子在远方咕鸣，/让船只在涅瓦河静静游弋。”每一部阿赫玛托娃诗集，只要覆盖了她早中晚的每个阶段，读感就不会偏离从奔放炽烈到痛彻心扉再到含泪振臂的流程。这部诗集以《安魂曲》为核心，在“我扑倒在刽子手脚下，/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孽根”的悲号中达到巅峰，而之后又有因为二战战局扭转而来的一些颂扬英勇的苏联人民的诗，能看出诗人尽量把个人的痛苦深深镶嵌进去，深到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位于何处。而在其他的诗作中，阿娃仿佛把每一个能够写诗的时刻都写成了诗，半点情感都没有浪费。

No.5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 孙唯瀚/译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加拿大人对本国历史是没什么热情的，加拿大的历史比西汉更地广人稀，历史能激起的人们的热情少而又少，充其量，把18世纪的英法七年战争倒腾清楚，从而理解为何国内的法语人口总在闹事，历史学就可以刀枪入库了。麦克米伦的学生对她说，很羡慕她能有这么一份教历史的职业，因为历史都是死在那里的，备一次课就可以一年年地讲，一劳永逸。

“我们会以各种方式来利用历史”，“历史会让那些自称无所不知的领袖露出马脚”，“在意识形态的手中，历史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本书中的各种断言，显示了麦克米伦对她日常听到的话语多有不甘。她的基本做法是，先设下一个醒目的反论，即历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主宰公众讨论，然后提出种种关于历史被滥用的证明，这种滥用不可避免，因为每个个体，或者民族，或者国家政权，都想证明自己眼下的做法是对的。

书中的第七章最为有趣，作者分析了在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缺少历史的英联邦大国，一些人是如何设法挖出斗争、歧视、分裂的往事以充实历史叙述，而在英国本土，人们则不断地讨论到底该选择哪些历史来教授给孩子，因为他们手里的货比较多。

No.4

《发明个体:　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

（英）拉里·西登托普/著 贺晴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结束对“黑暗中世纪”的偏见，这件事已有太多学者做过，我所知和读过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而西登托普特地提到他对此书尚有不满。他自己的角度是，从基督教会漫长的统治史中梳理出一条“发明个体”的线索，找出世俗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萌芽。业绩较为重大的几位教皇，如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他们的教令得到了西登托普的重新解释，展示出其产生的、那些在发布教令时未能预期到的效果；在中世纪的几位主要哲学家，如圣保罗、阿伯拉尔、奥古斯丁、奥卡姆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都被从神学这一范畴中解脱出来，成为世俗主义思想沿革中的有功之人。

圣保罗在其卓越的基督教神学构建中，将希腊人所主张的以人性为伦理学基础的观点，同主耶稣之下众生皆为一体这一思想结合到了一起。然后，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探讨了如何在此世做一个好公民，同时又不接受此世的价值观，这与圣保罗的思想互相呼应、组合，为自由主义所依据的良心自由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存在的基督教机构，向北方的野蛮人武装显示了一种超越部落认同和宗派主义的治理方式，这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发展，这一点伯尔曼也提到，但西登托普继续说，灵魂平等的概念和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在教会中引起了紧张的关系。他的结论之一是：基督教不应该反对那些尊重良心自由的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所奉行的原则正是源于基督教思想。

No.3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 2021年3月

1964年的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授予了这本书，这个事实，是那个年代之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又一个注脚。同主题的书，在今天出版的话一定是“专著”或“通俗专著”但在当时却完全可看作一部“泛文学”。

谈反智主义，就要谈“智识主义”，霍夫施塔特捍卫后者。他为殖民和建国时期的清教徒辩护，说他们对教育和知识研究有过庄重的承诺，但是，17世纪末美国福音派活动的激增带来了宗教和智识主义之间的冲突，福音派看重让人皈依，对皈依后如何就不怎么讲究了。然后，大片农耕社区无法获得书籍和教育，人们开始厌恶那些被富裕的地方重视的东西——知识，从而更易于接受那些更为简单、更不讲求知识的传教。

这些只是一小部分，书中内容太丰富，作者抓住了美国人对平等的热爱和尊重知识与知识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做文章，谈及了杰克逊的进步主义，谈及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政治精英遭到的反击。当知识和求知被公认为精英阶级的标志的时候，缺少相关机会的人就会反智。这部写于六十年前的书，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No.2

《燃烧的原野》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著 张伟劼/译译林出版社 2021年1月

总是忍不住要提提这本书最早的译名——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烈火平原》。其实写的是血腥的内战，就算浪漫，也是人相残杀的血色浪漫，基督教非但无法安抚人，反而在平原上的村庄里形成一股引发恐惧的力量，成为污秽行为的包装；那些最愚昧的农民也最虔诚，最穷苦的人也最暴戾，如果升起了希望，则它一定要被打灭，就像书中的短篇《都是因为我们穷》里写的，一户穷人家把仅有的财产——一头小牛留给小女儿当嫁妆，结果还被洪水给冲走了。

书中的卢维那村的景象是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彻底性”的一个典型写照，它与鲁迅的《药》所写的辛亥革命同期发生，在农村的效果也是完全对应：农民们根本不知革命是什么，拿起枪去闹腾的农民，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在老婆的肚子里多种一个小孩。虚伪邪恶的宗教势力没有受到冲击，与农民利益最为相关的土地革命，其果实落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这种写作使得鲁尔福一下子超过了像马里亚诺·阿苏埃拉这种对革命持正面态度的作家，那些无产者文盲说的话，暴徒罪犯说的话，都是从燃烧的原野的泥土里刨出来的原生态的语言。

No.1

《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

（俄）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邦达连科/著 杨明天/李卓君/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10月

“布罗茨基写过许多无用的诗歌，”邦达连科说，这个看法让我疑云顿消，不再困惑于为何自己经常对布罗茨基望而生畏。作者接下去解释说，标杆性的俄语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只在“诗行被情感操控”的时候才写诗的，而布罗茨基相反，他是“无一天不能没有诗歌”，因此写下了许多冷漠冗长、多义空虚、难以阅读的诗作。

邦达连科还说，他读过的很多诗人访谈也是无用、无意义的，布罗茨基的很多话是含糊其词，他不想说的，无论谁问他都不会直说，而那些绕弯子的话也会徒增读者的愤慨。在十足地热爱，且从不吝惜用“伟大”之类的词来形容布氏作品的同时，邦达连科大胆指出诗人的不足，他遗憾地说诗人执拗地拒绝身上的犹太性，也没有如他自命的那样成为一个杰出的预言家，而对他的唐璜性格，邦达连科又抱有一定距离之外的同情，常常将这一点化入到对诗人的灵感源泉的解释之中。

书中充满了实地考察的感触，例如作者自己去到了诗人曾住过的科克捷别列，叙述见闻，谈到那里的人对诗人的回忆，将其与诗人自己的相关作品放到一起。作者凭着一种俄国人的热血，肝胆相照般的赤诚，否定了诸多学府中人对诗人的刻板解读，改用一些富于情感的词句来重述诗人的时光。他根本不屑于从“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来谈诗人和政权的对抗，并指出诗人自己也绝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说诗人的基督教主题诗歌光彩照人，这一点同他曾经受洗固然有关，但更大的成因则在于诗人自己对受洗一事并无清楚的记忆。

邦达连科偏散文的笔法令我印象深刻。假如他赞誉一些学者，比如为诗人作传的列夫·洛谢夫的工作，他的赞誉绝不仅仅是因为洛谢夫描绘出了一个和他自己心目中形象一致的诗人，而更多地落在了一种认识并同情诗人处境的迫切性上。邦达连科也是出于这种迫切性来写这本书的，布罗茨基诗作的价值，让他感到为其写作是一件不容推卸的责任，正如布罗茨基把写出那样一种格局宏大的诗视为他自己的天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