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 人口问题，该如何化解？（上）

2021.6.8下午

【公共话题论坛】人口问题，该如何化解？（上）

主 持 人：

朱 丹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邀主持人

参会嘉宾：

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韩家寰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还有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场人口问题论坛，我们论坛的主题是人口问题如何化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朱丹，非常高兴成为这次论坛的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就这个话题探讨交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场论坛请到的三位大咖嘉宾，首先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先生，欢迎您。有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韩家寰先生，欢迎您。有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教授，欢迎您，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这次论坛叫人口问题如何化解，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家都特别关注的热点话题了，因为5月11号我们国家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各界的反响，印发了大家的很多思考和讨论，各种解读也不一而足，之所以有反响，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七普数据的结果跟我们有很大的反差，另外七普数据的发布时间刚好在我们国家要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由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人口问题肯定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探讨，我想今天在座参会的各位朋友，还有场位的三位大咖嘉宾一定都有自己的解读，首先先抛个砖，我对七普数据有哪些看法，我从中看到了什么，至少有这么四个方面，第一方面，从人口的基本盘来看，人口基数大，14.11亿人，劳动力资源丰富，8.9亿劳动力人口，是指从15岁到59岁区间的人口，总体来说，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增长的通道，这是我国人口规模的一个基本面。第二个方面，我感觉是红利仍然在，但是在变化，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的数量规模红利正在向结构性红利转变。我们看到七普数据当中关于人口的区域分布，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关于人口的素质分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方面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我感觉是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两高一低，两高就是两头高，我们0到14岁的少儿人口是2.5亿，65岁以上的人口1.9亿，两头的比例占的非常高，中间的比例很低。第四个问题了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人从哪里来我们从人口的出生率来看就非常的清晰，2020年人口出生新生儿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260万，总和出生率是1.3，这已经是一个很低的出生水平了，比欧美国家要低很多，比日本还要低，日本是1.4。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的流向，人口集聚的规律。中国人户分离数目前已经达到了4.93亿，其中流动人口3.76亿，十年的时间增长了差不多70%。另外一个城镇化率不断的提高，十年的时间增长了14%，达到了六十三点八几，这样一个比例，可以说城镇化率有进一步提升，这些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布局与经济总体趋势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和指标，这是我从七普数据当中看到的，接下来我抛完砖之后，想听听三位大咖，你们在七普数据当中看到了什么？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前面的数据我觉得朱丹和陈总都非常熟悉，已很细致地娓娓道来，我就不重复了。这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出来以后，感觉不出意料，它只是在印证着已经有基本共识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非常明显这个判断，在整个人口结构这方面的挑战性问题，显然需要我们的人口政策做出更积极的一个调整。我来的路上就想，今天要参加这样一个主题讨论，要讲什么，想了一下自己还真的形成了一个自认为有一定条理化的认识框架。

对于人口增长的表现，过去有马尔萨斯“人口论”，它适合人类社会不太发达阶段的状态，基本论点是说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而满足人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算术级数，所以整个社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势必需要以战争和瘟疫等等来消灭一部分人口，才能达到平衡。在不发达的情况之下这很有道理，但是后来怎么样变化的呢？在生活资料这方面，由于科技进步等等原因，它已不是简单的算术级数增长了；而在人口这方面，有了避孕手段的普及，还有现在妇女地位提高而更多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她们的生育意愿就明显降低，也不是简单的几何级数了，所以对这个马尔萨斯基本的认识框架必须做出修正了。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过去有一个“妇女半边天”的传统认识，妇女的地位提升是相当明显的，城市妇女在家里几乎都是“领导”，都不用说，要不要孩子，男方是起不了太大的主导意见作用的。

但为什么中国在前些年却出现了跟其他国家的轨迹明显不一样的情况呢？我国要以全球独一无二的最严厉的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来贯彻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实行了这么长时间，原因何在？我是这么看的：中国在传统体制下有三重因素，造成了后来中国很独特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第一，我们那时候特别强调整个发展是“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后面更重要的是“重生产轻生活”，这种整个产业链结构推动发展的重心倾斜，就使生活资料短缺。这种短缺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为实行非常严格的票证供应，可能年纪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是怎么控制的——控制得非常细致，非常严格。这是一层因素，它的表现就是我们传统体制下，还没到“三年困难时期”，就已经不得不做非常严格的生活资料控制了，否则这个社会生活就过不下去。

第二条，是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过于激进，以后搞的人民公社更是走极端，从农业形成我们生活资料具源头意义的粮食等的提供这个角度来看，生产者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所以到了60年代，毛主席说我们是8亿人口7亿搞饭吃，还这么紧张，他搞不懂为什么斯诺说美国整个人口中只有5%务农，农产品还剩余，毛主席当年没有兴趣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条，我们僵化的体制，还加上空头政治挂帅，让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那些学习、运动、批斗这些事情上去了，到文革过程里面，更是登峰造极，生产率极为低下，我们的生活资料供给就更加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之下，文革的低水平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了不得不把将近1800万知识青年逼到逆城镇化的上山下乡，跟农民去抢饭吃，这样已造成的整个局面难以为继了，所以文革中间不得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控制人口了？那时候就不再维护原来批马寅初的“人手论”那个权威——批的时候曾说“人口”是吃饭的，但是还有“人手”呢，手是创造财富的，所以毛主席曾经说人多力量大，咱们有了人就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文革中后期，就不得不考虑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以后，很快就变成以中国特色的强力控制（“双开”），把体制内的人硬性规定到只能要一个孩子。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如我要敢要第二胎的话，面对的就将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全世界中它国还没有过如此严厉控制人口的政策。

那么搞这个政策，当时专家说是30年为期（有当时的测算依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咱们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大大解放了，生活资料这方面的创造机制几乎完全不一样了，本来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就不应以30年为期了，可能20年为期、25年为期，顶多这样了，但拖到30年为期到期时，由于部门的既得利益，硬生生又拖了五年，就是纹丝不动；再到要动的时候也非常的犹豫：从部门的存在感、从他的局部实权利益出发，哆哆嗦嗦推出的叫放开两孩——为什么不叫放开二胎呢？斤斤计较到如果前面是一个双胞胎的话，你就不能再要第二胎了，所以不叫放开二胎，只叫放开两孩。再哆哆嗦嗦到现在，放开三孩——干脆全放开吧？还不行。

整个生产力的财富创造机制跟传统体制下已经大相径庭了，所以我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正视：中国解放生产力的成就，使我们生活资料的有效供给现在完全可以支撑放开生育而不作任何控制，而且可能还真的要考虑有专家提出的是不是要回过头来鼓励生育了，这样来对冲我们人口明显的老龄化、长寿化压力，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更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和平崛起。这个事情如果要作更深入的探讨，当然就可能得罪我们一些管理部门，他们的脸上可能会更挂不住。咱们既然是讨论问题，把我的观点说得比较直率一点：

现在应该根据这套人口普查数据，作刚才的这套必要分析后，在数据应该引起学者反思以后，真的促进决策重新在人口这个方面形成一个新认识架构，即中国特定国情之下的独生子女控制政策那么严厉的双开控制搞了35年，是不得已的，整个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以后，我们现在就必须认识到生产力得到较充分解放以后，完全是另外一个参照系了，我们生活资料这方面完全可以支持老百姓幸福生活中多要孩子，今后多要孩子不光不会造成中国社会像过去担心的那样很多人抢饭吃、过不去，而且还能够扩大内需，使内循环得到我们本土市场的人力资本整个培育过程中，从眼下看来的先是扩大内需，以后又带来人口结构优化后支持增长后劲，这样整个全程的好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认为应该通过讨论，促使我们赶快下决心，完全放开生育控制，而且要积极讨论是不是应该在某些地方要鼓励生育。如果说原来其实还不是特别简单地按“独生子女”控制人口，曾经在全国搞了三个县域的特殊政策（这也是中国的厉害，对三个特殊的县域、人口的流动是怎么控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就是搞了放松人口控制，据说效果还相当好，这些经验从来没有见过象样的宣布），现在则意识到应该更多地考虑让人口不受生育控制地增加起来。刚才咱们已经提到的某些区域，总和生育特别低的区域，是不是可以先行试点？鼓励这些地方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多要孩子。

我就先说说自己的基本看法，后面可以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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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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