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黄坚：李膺和郭泰的相逢与殊途

全世界的兄弟们

要在麦地里拥抱

海子《五月的麦地》

一，一场普通送别，竟会如此轰动

李膺和郭泰在延熹年间的那次见面和送别，成为当年京城里轰动一时的事件。范晔《后汉书 郭泰传》（以下凡引自《后汉书》者，只注篇名）记载了事情的经过和情景：

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郭泰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里，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述。

“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是说两人一见面，就十分投缘，并在京城引发巨大轰动。到两人分别时，轰动效应仍在持续发酵，“车数千两（辆）”，即使一车一人，也有几千人，如果一车坐两到三人，则有大几千甚或近万人，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万人空巷之类的形容词。要知道，这些人可不是社会上那些习惯于围观看热闹的各色闲杂人等，他们都是当时有身份的人，所谓“衣冠诸儒”，就是清一色的读书人，并且他们都是主动驱车前来，所谓“送至河上”，行为目的十分明确。而这次送别，不过是朋友间一次普通分别，郭泰只是“后归乡里”，并非像当时某些名士的归葬吊祭，或是第一次“党锢”期间，范滂出狱后返乡，如英雄凯旋般受到沿途士大夫的盛大欢迎，动辄汇集成千上万的人群。郭泰不过在外游荡久了，想要回家了，一点不含有任何具体特殊和刺激性的事件背景，却也引发了“衣冠诸儒”、“车数千辆”的壮观景象！这里必须再强调一句，这是一次纯粹的文人知识分子大聚集，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是满城百姓争送“万民伞”之类，那自然又另当别论。而聚集的事由，只是朋友间的平常分手，一位从乡下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又要回乡下去了（原因不外是离家日久、思亲心切，要不就是盘缠不够了），却上演了一场数千人围观送别的壮观景象。

从这个角度说，这场送别，是空前绝后的，不仅东汉或两汉时期，一时之间，我想不起能与之相提并论者，就是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好像也难觅同例。

这次送别场面的核心景观，或者说这一场面中最为众星捧月的“月”之绝对主角，无疑是李膺和郭泰二人，以及两人的耀眼表现。上引《后汉书》中那一句，“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堪称整段文字的句眼，成为当时场景的一帧亮丽摄影。

李膺、郭泰同舟共济的景象，不仅在当时制造了如此轰动眩目的场面，还给后世留下了一大堆大同小异的文学名词：

仙侣同舟，仙舟，元礼（李膺字元礼）仙，元礼同舟，同舟李膺，李仙，李膺仙，李膺舟，李膺船，李郭仙，李郭同舟，李郭同船，李郭小船，李郭游，李郭神仙，李郭舟，膺舟，舟上欲仙，舟中是仙，郭泰舟，郭泰船，郭舟，等等，等等。

它们成为唐宋以后诗词歌赋里一再出现的典故用语。

但《后汉书》的这段记述，真是当时实景吗？南朝梁的《殷芸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有所不同的版本，请看：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簿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太平广记》引《殷芸小说》，中华书局，2020年，P1013）

相比于《后汉书》的记述，以上文字有几处明显不同。首先是送行的车辆数，《后汉书》说是“车数千两”，《殷芸小说》说的是“送车千许乘”，“数千”与“千许”显然有所差别。车的数量不同，必然相关到送行人数的不同，《后汉书》里既然说“车数千两”，那怎么都得有个几千人（否则难道有自动驾驶的空车？），而《殷芸小说》先是说“送车千许乘”，后面又说“观者数百人”，这前后之间，就多少有点不太对称，除非你说两个数字都是指八、九百。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余嘉锡的《殷芸小说辑证》，把“观者数百”的“百”，径直改成了“千”（《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P303），于是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十倍。

更值得注意的，范晔笔下最光彩夺目的一句，“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在《殷芸小说》里不见了踪影，代之以“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簿笨车，上大槐坂。”大槐客舍，应该就是郭泰临行前寄宿的旅馆之类，所以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之语，李膺也是众人中一人，“独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记述得十分具体而清楚，是“共载”而非“共济”，并且紧接其后，就是一句“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这句话跟《后汉书》中的“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字词不同，但玩其句意，却又可以说是颇为神似，神韵相通。不过视线的聚焦点，毕竟一个在水上，一个在岸上。

细节记述有所不同的《殷芸小说》和《后汉书》，到底哪个更可信些呢？李膺和郭泰，究竟是“共载”还是“共济”了？恕我直言，我觉得看起来更可信些的，不是作为“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而是《殷芸小说》。当然，如果你非要让我拿出真凭实据来，那我哪拿得出！我只是出于一种感觉，基于一种生活经验。我猜想，当时的事实很可能是，李膺只是把郭泰送到黄河岸边，两人便就此分手，并没有像《后汉书》（包括《太平御览》引《林宗别传》和《资治通鉴》）里说的，二人还“同舟共济”了。要是照《后汉书》等书的说法，李膺既然也上了船，而且还“共济”了，那肯定没法中途下船，只能一直把郭泰送到河对岸，再独自一人坐船回来。这会更符合当时事实？不过后世读者，大概99.99%的人，都相信了范晔《后汉书》（还有《林宗别传》和《资治通鉴》）里的说法，从而共同参与构建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的美丽历史想象。这倒让我想起了海登•怀特的一句名言：

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

不过，《后汉书》和《殷芸小说》在细节记述上的差别，并非本文关注重点，我想它是版本文献学家们更感兴趣的事。我更感兴趣的，是李膺曾经确实在黄河岸边送别郭泰，并引起了相当眩目的群聚性轰动效应。尽管不好说，众多“衣冠诸儒”来到黄河岸边，就是为了要看一眼李膺和郭泰的同伴偕行，但如果没有李、郭的到场和同行（“共载”还是“共济”暂且不论），当年黄河岸边的热闹场面，肯定要大打折扣，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可能会消失于历史典籍的记载或《殷芸小说》之类的叙述中。至于说到轰动，即便河边送行的人数，只有数百，我觉得也够得上用轰动一词，何况这“数百”，其实至少是近千，更何况余嘉锡还把它直接改成了数千！这就更自不待言了。

为什么会这么轰动？

不就是一次普通送别吗？

二，越不同，越相逢？

追溯分别，得从相逢说起。

李膺和郭泰的相逢，本身就是件引人眩目的事。

因为这是很不相同的两个人。

怎么个很不相同？

首先是年龄不同。李膺比郭泰大了将近二十岁，可以说是差了一辈人。李膺早年交往的，基本都是年纪比他大的，像荀淑和钟皓，都是他的长辈，陈寔接近同龄，也比他大，李膺跟他们是一种师友关系，《李膺传》里说，“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下面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要想跟李膺结识和交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次是两人家乡不同。这也算一种不同？算的，很算。古人重籍贯，东汉人尤其看重，所谓籍贯，不单纯是指地理位置，它更核心的意义，在于血缘姓氏及人望，也就是郡望。李膺是颍川人。颍川在当时是什么概念？除首都洛阳外，颖川和帝乡南阳以及汝南一道，构成了东汉时期的近畿之地，冀朝鼎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里，称为基本经济区，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政治经济特区，它包含了诸如政治、经济、人才、技术、信息和舆论等多种社会要素在内的高强度聚集，是当时耀眼辉煌的人才高地和社会发育程度综合活跃区，大体接近如今的北上广深。而郭泰是太原介休人，介休在当时，不好说是穷乡僻壤，但跟颍川相比，肯定也差着意思了。

李膺和郭泰更重要的不同，是两人的家庭背景。李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当过太尉，父亲当过赵国相。按《东观汉记》里的说法，李膺的几位叔伯，都当过太守一类的官，就是说，李膺一家都是二千石。《三国志》（裴注）和袁宏《后汉纪》里也都说到：“元礼祖父在位，诸父并盛，又钟公之甥”。

郭泰的家庭呢？一言以蔽之，穷，再加一个字，贱，《郭泰传》里说：“家世贫贱，早孤。”说明郭泰家不是什么家道中落的破落户，是至少几代的一穷二白。——世，有世世代代、从没摆脱过贫贱的意思，还早早没了父亲，更是雪上加霜。

郭泰家穷，穷到什么地步？司马彪《续汉书》写郭泰到外地求学，期间“乏食，衣不盖形”，已是缺衣少食的窘样。袁宏《后汉纪》里不仅有相似说法，而且叙述得更加细致周详：

乃言于母，欲就师问，母对之曰：“无资奈何？”林宗曰：“无用资为！”遂辞母而行。至成皋屈伯彦精庐，并日而食，衣不盖形，人不堪其忧，林宗不改其乐。

《太平御览》引《郭林宗别传》也有相同的内容，不同的情节：

林宗家贫，初欲游学，无资，就姊夫贷五千钱，乃远至成皋，从师受业。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盖幅自鄣出入，入则护前，出则掩后。

众口一词，看来是真穷，又没一点像样的身份，纯粹的一穷二白，用今天的话说，属于输在起跑线上的那种人。

李膺和郭泰之间最大、最明显的不同，在人生履历和社会身份。如果让李膺填一份履历表，政治栏里会有以下内容：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复征，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转护乌桓校尉；为尚书；复征为度辽将军。这些只是李膺在延熹二年以前的（部分？）官场履历，延熹二年以后的（同样让人看着眼花），下面会说到。

这样一份履历，让我们看到，李膺早年（其实是大半生）的官场经历，基本是一路顺风顺水，且文武兼备，文武兼备虽说在两汉时比较普遍，但也肯定不是人人都有的才干和机运。

这一看就是个为官场而生的人。李膺一生不在官场的时间很短，简直相当于间歇期的休假，尽管没做到三公九卿，所任职位也都是显职要职。反观郭泰，又恰恰相反，郭泰可能一天也没在官场待过，他以平民布衣终其一生。

因此，怎么看，这都是不一样的两个人，堪称互为异质。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这是两个分属不同社会集团和阶级层次的人，天生适合用来作对比和比较。正常情况下，这两个人相逢的机会，是很小的，——除非李膺正好在郭泰的家乡当官，有一天刚好在同一个菜场里碰上，又或者是在一辆公交车上偶遇，否则这两人在同一时空点相遇的可能，几乎为零，基本可以排除。

不仅如此，除去人生基本面如此大不相同，李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个著名的极其不好交往的人，门槛很高，像是天阶。

《世说新语》里有个故事，说孔融十岁，到了洛阳，听说李膺很有名，就独自去李家拜访，结果在李膺家上演了一出小小的精彩的室内剧。这故事的主题，当然是表现少年孔融的机智和聪慧，不过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这句话，“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乃通”！就是一般人他不让他进门。

这故事也记在了《孔融传》里，上面那句话写的是，“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意思要比《世说新语》说得更完整和清楚。

李膺这种不肯随便跟人交往的性格，前面引过的一句话里有个词，叫简亢，“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李膺传》）

什么叫简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高冷。

所以连生平至交荀淑最有才华的儿子荀爽，一次偶然给李膺驾了一回车，回家后，还喜不自禁地说，今天居然给李老师当了一回司机！

当时社会上有种说法，能跟李膺结识、交往的年轻人，被看作是“登龙门”。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 德行》）

郭泰看来是轻而易举就跃过了这道“龙门”。樊陵却成了个“倒霉蛋”，他想上门拜李膺为师，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李膺传》）

这位樊陵说起来还真不无名之辈，他爷爷曾经是轰动一时的名人。樊陵本人后来也做到了司徒和太尉。如果蔡邕写的颂词可信，那樊陵后来也为百姓做过实事，留下了好名声。从家庭背景来看，李膺跟樊陵显然要门当户对得多。南阳樊家是光武帝刘秀的外婆和舅舅家，樊陵家族正是南阳樊家的分支（血缘应该不会太远），而且李膺的祖父，曾经是刘秀表兄弟樊鯈的学生，李膺本人的好友陈寔，则是樊陵那位很有名的爷爷的入室弟子。

因此，李膺跟樊陵，怎么看，都像是同一个阶级和圈子里的人，跟郭泰就好像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但李膺却将樊陵拒之门外，反而跟素不相识、无从瓜葛的郭泰，乍看貌似天差地别的两个人，一见之下，倾盖如故，还在黄河岸边弄出那么大动静，“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这背后一定有说法。

三，不同为何会相逢？

李膺和郭泰如此相差悬殊，却一见如，原因何在？

让我们来摸摸。

一看长相和形象。

外貌永远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无论男女。

东汉尤其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李膺的形象，《世说新语》里有句话：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

刘孝标注引《李氏家传》说，“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又引华夏的话说：“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你也不必追问这些漂亮文雅的词语，究竟是啥意思，总之李膺是个形象感极佳的人就对了。

郭泰可能比李膺更符合美男的形象。

《郭泰传》说， “（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后汉纪》和《太平御览》里也有相同的描述。

《太平广记》引《世说》里有这样的句子：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1046页）

说到郭泰的形象，最有名的要数“林宗巾”的故事。

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郭泰传》）

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集体模仿秀。郭泰俨然就是那个时代最红、最流行的“真人秀”偶象。

二听声音和谈吐。

郭泰不仅形象出众，举止风雅，说话声音还好听，“声音如钟”（《后汉纪》），“美音制”（《后汉书》），并且还擅长谈论，“善谈论”（《后汉书》）。近人刘季高在其《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一书里，对郭泰的谈吐，有极尽赞美之词。

李膺是否也擅长谈论，这个不太清楚，但李膺非常愿意听人谈论，这是确切无疑的，当然也不是什么人谈论他都愿意听，他愿意听的，是那些特别会谈论的人的谈吐，比如符融。

李膺交往的几个朋友，荀淑、钟皓和陈寔，应该都是口才很好的人。少年孔融，更是一例，早熟和机智外，口齿伶俐，显然是孔融“征服”李膺，让李膺欣喜开怀的主要原因。

口才必定也是李膺对郭泰顿生好感的原因，李膺说：“其聪识通朗，高雅密博，今之华夏，鲜见其俦”（《后汉纪》）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两人一番深入细致和心灵相契的畅谈，李膺就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袁山松《后汉书 贾彪传》里有这样的话：

贾彪字伟节，游京师，与郭林宗、〔李元礼〕等为谈论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为准的。（见于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

这里要说一句，长相形象和声音谈吐，通常情况下，很容易被看作一个人的纯粹外表和能力，但在东汉，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的文人知识分子生活中，情况有所不同，或者说大不一样。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有“可以说明士大夫之个体自觉者，尚有二事，即重容貌与谈论而已”、“据此则容貌与谈论实为‘人伦鉴识’之重要表征”、“以见后汉士大夫注重容貌与谈论之一斑”等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P321-323）。钱穆在《论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一文中，对于东汉士风，则有以下表述：“（太学）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稚、黄宪，举世风靡，备受倾倒。”可见审美（特别是包括容貌形象和谈吐风度在内）是我们认识东汉历史，特别是东汉知识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决不可以虚浮外表等闲视之。

第三，识人眼光。

李膺和他的朋友，有一项显著特长：知人。荀淑是“而州里称其知人”（《荀淑传》），李膺曾感叹：“荀君清识难尚”。《陈寔传》里有十分详细的关于陈寔识人的故事。符融的识人本领，更加突出，正是他把初到京城，尚不为人所知的郭泰，推荐给了李膺。符融还曾识破两名号称高士的骗子，使他们身败名裂，落荒而逃。至于李膺本人，同样是个中高手。

识人，更是郭泰的特长！堪称看家本领和立身之本。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留到下面专门介绍。

除以上种种外，李、郭之所以一见如故，还有一个因素要被提到：政治。

李、郭相见，距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只有几年。在此前后，一份写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花名册”，在当时民间社会——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广为流传。名册上的人物，都是当时最著名或知名的精英人士，其中李膺位居“八俊”之首，郭泰排名“八顾”最前，而“八俊”和“八顾”，可以说是所有党锢名士中的真正中坚。

因此，这份名册上的人物，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会被看作是同一政治阵线的同志。事实上，政治，尤其是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的政治，很容易成为人际关系和情感的“搅拌器”和“助燃剂”，所谓“同志相见，分外亲热”，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电影镜头。从这个角度说，原本看似相距甚远、面目迥异的李、郭二人，他们的关系，顿时就会拉近许多。假如有人说他俩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大概也不能说是荒谬不伦的乱说。李膺拒收樊陵为门徒，《后汉书》说：“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看这意思，似乎李膺一早就已看出，樊陵跟自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但政治上同道，是否就是李、郭相逢的直接具体原因呢？恐怕未必。不说别的，单说那份名册上的几十个人，李膺就不可能跟他们个个一视同仁，热情交往。实际上，如果对李膺生平交往做一番细致考察，会发现明显呈一种两分化倾向，李膺“混”（这词用在李膺身上，真是极不恰当！）了一辈子官场，但从现有史料看，他极少结交官场朋友，或者是将官场关系，发展为私人关系，无论是官场前辈和同僚，如左雄、周景、刘陶、胡广、张奂和皇甫规等，还是那份“党人”名册上的诸人，莫不如此。然而与此同时，李膺跟另一些人的交往，则显示出极强的私人性，像荀淑、陈寔和符融，三人的共同特点，都是地方名士，博学，知人，重道德操守，尽管曾任职地方，但要么官小位低，要么时间很短，像是始终自觉与中心政治保持一份距离和有意疏远，甚至随时可以抽身告退，所以尽管只是地方性和政治边缘人物，却是名闻遐迩的文化和道德上的声望之士。

郭泰无疑也符合这一基本特征，而且更为纯粹和卓著。

换句话说，李膺和郭泰的相逢，从一种直接、具体和个人的角度来看，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未必有那么大的绝对性。记得好些年前，前高雄市长陈菊说过一句话，哪有那么多的政治。说的正是她跟一位大陆朋友的交往。现在想想，也许她当时说的，还真是一句朴实心里的话。

政治，有时真不必太当回事，特别是在私人交往中。

四，相逢终究又殊途

秦观《鹊桥仙》词中有一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里“一相逢”，是指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李膺、郭泰的相逢，却是一生之中，只此一次。虽然他俩在黄河边留下了亲密无间的美好形象，但转瞬之间，他们就各自东西，从此再也没有重逢，就像徐志摩诗里说的：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偶然》）

分别以后，郭泰回太原老家去了。

李膺则很快卷入了激烈无比的政治漩涡中，像“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的政治漩涡。

起初是因为一个叫羊元群的人，李膺第一次跟宦官集团发生了触碰，“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左校是特供官员劳改的地方，李膺在里面待了大半年。有人上书皇帝陈情，才得以“免其刑”。尽管带有偶然和间接性，事情也不大，但河南尹的官职，被免掉了。

对李膺个人来说，一切还处于风吹草动的状态。

郭泰带着在京城以及途经各地所赢得的巨大声誉（跟李膺的相识和送别，相当于一次核爆！）满载而归，回到太原老家。很快，就有国家级领导和高官来找他了，“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有人劝郭泰趁机出来当官，郭泰的回答是：“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一口回绝了。

郭泰不肯去当官，那他做什么呢？

“褒衣博带，周游郡国。”（《郭泰传》）

“周游郡国”，就是到处闲逛。

《郭泰传》后面，附了一长串故事，像“糖葫芦”一样，绝大多数都是郭泰在路上闲逛时发生的，我们挑其中两、三个来说一下。

有个叫茅容的开封人（郭泰认识的开封人特别多），四十多岁了，还在田野里耕作。碰到下雨天，跟同耕作的人在大树底下避雨，其他人都是张开大腿，随随便便地坐着，只有茅容独自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郭泰发现茅容如此与众不同，就上前跟他说话，还说要在他家借宿。第二天一早，郭泰见茅容在杀鸡，以为要款待自己，谁知茅容杀鸡，是给他母亲吃的，他自己和郭泰吃的，是粗茶淡饭菜叶子。郭泰于是起身向茅容行礼，说“您可真是位贤人！”就劝茅容好好学习。据说茅容后来果然就德高望重了。

孟敏是河北人，西漂到太原，有次背了一只饭甑，饭甑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了，孟敏头也不回继续走，被郭泰看见，就问他这是几个意思？孟敏回答说，“饭甑已经摔破了，看它还有什么用？”郭泰马上觉得此人与众不同，就又劝孟敏游学。据说十年以后，孟敏成了一位知名人士，“三公”请他去当官，他都不去。

庾乘是颍川人，年轻时在县衙当门卫。郭泰大概是一眼又看出他与众不同，觉得当门卫对他来说，是屈才埋没了，就又劝他到学校去游学（这是必须的！）。庾乘还真听了他的话，“跳槽”到学校做了那些读书人的佣工。所谓“近朱者赤”，耳濡目染之后，庾乘也能“讲论”了，这很有点北大保安读博的意思。不过大概毕竟自知是佣工出身，庾乘每次跟人相处，都自觉坐在角落里，叨陪末座，但学堂里那些读书人包括博士生在内，纷纷向他请教，于是这所学校里后来居然以末座为最尊贵了！据说政府和高官也都来请他去做官，但庾乘也都一一回绝了，因此他得了个名号，叫“征君”。——征而不应，故名“征君”。

诸如此类，还有好多，屈指难数。

《世说新语》里有句话：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德行》）

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完全是一副自由自在“自由行”的模样。有人统计过一下，“就史籍所见，其游历之处，除家乡太原外，还有陈留、汝南、颍川、扶风、陈国、梁国、江夏等地。”

郭泰在路上的闲逛，当然不止是闲逛。郭泰的闲逛，相当于上班。他上班的具体工作，就是发现人才（有点像星探），品鉴人物。据说经郭泰品鉴的人物，至少有六、七十个。

郭泰鉴别人才的水平，达到了当时天下独步的程度。“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郭符许列传》）其实，许（邵）远不如郭（泰）。

当郭泰以一种轻快、悠闲、点石成金的方式，在路上（有时也在家门附近），从事他那份特殊工种时，李膺却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激动如大海，置身于一场伟大风暴的中心。

从劳改营出来后，李膺很快被重新任命为同样位高权重的司隶校尉。这一次他跟宦官之间，有了更直接猛烈的冲撞，他把宦官张让的弟弟给杀了！张让是当时正快速崛起的著名首席大宦官（后来灵帝说的“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就是他）。张让告御状，桓帝亲自听取李膺陈述后，对张让说：你弟咎由自取，司隶有什么错？从此后，宦官个个屏息敛气，不敢乱动，皇帝问这是怎么了？宦官哭着说：“畏李校尉”。

然而风云变幻，好景不长，“党锢之祸”，接踵而至。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由李膺直接点燃的。

这回李膺又把会变魔术的大能人张成的儿子给杀了。老早以前，张成就“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可见也是个宦官集团的“男闺蜜”，连皇帝对他的把戏都颇为痴迷。张老师的弟子牢修向皇帝告状（一动就向皇帝告御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题中必有之义），给李膺等人“披挂”上一连串骇人听闻、惊天动地的罪名，简单说就是妄图危害和颠覆国家罪。[22]这一次桓帝转身变脸，勃然大怒！“党锢之祸”就此爆发，李膺等大批人士被捕入狱。一直到第二年六月，经过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说情，其他人士奔走营救，加上李膺自己巧施妙计，宦官人士也有所收手，桓帝心意有所转圜，李膺等人全都释归田里，限制居住。

李膺生平，就此达到高光的最顶点，“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传》）

这话相当够劲！而且，有效期很长。

据范晔《后汉书》说，当陈蕃被免去太尉时，朝野把目光都投向了李膺。于是荀爽写信给李膺，劝其激流勇退。

李膺当然没有听他的。

第二年（永康元年，167年）底，桓帝驾崩，灵帝继位。建宁元年（168年）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李膺东山再起，被任命为长乐少府。

当年九月，窦、陈欲剪除宦官，先后遇难。李膺也再次被免官，重回老家。——标准的“三起三落”。

建宁二年（169年）冬，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大批党人被捕遇害。有人劝李膺逃难，李膺却自投罗网，主动赴难，最后死在牢里。

郭泰没能知道李膺的死讯，因为在当年春天，他已先于李膺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初，窦、陈遇难的消息传来时，“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郭泰传》）“哭之于野”，我怀疑有祭祀的性质。郭泰的死因，史书上没明说，但以上句子，多少给人一种抑郁而终的感觉。

在此之前，郭泰一直在家里，安然无恙，“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同上）

那时候，外面早已是个风雨如晦、血雨腥风的世界。

然而后面更大的风暴，他没有看到。

五，相逢和殊途的背后是什么？（一）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动因和成因，有的直接明显，有的曲折隐晦。

前面我说过，李、郭相逢，一见如故，未必就是政治之手所力促撮合；但如果反过来说，李、郭相逢，纯粹只是两枚帅哥的彼此吸引，完全与社会和政治无干，那就又明显跑偏到另一边去了。事实上，李、郭相逢，恰好处于当时某种政治运动和社会风潮的风口浪尖之际，如果将李、郭相逢，硬要从这种背景与氛围中剥离开来，孤立看待，那就是故意视而不见，也无法真正认识清楚，李、郭相逢，何以就会“名震京师”，又何以会引发“衣冠诸儒，送车千辆”、“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的轰动场面。

要看清这一切，得从延熹二年（169）说起。

延熹二年不是个普通年份，它是一道历史分界线。

这年八月，雄霸东汉政坛十九年的梁冀集团垮台，标志着东汉外戚势力的实际终结（此后的窦武和何进都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

在推翻梁冀集团的过程中，几名宦官发挥了最初的直接和关键作用，“密与近臣中常侍单超等图其方略”（《后汉志 五行一》）事后，单超等五名宦官被封侯，“自是权归宦官”（《宦者列传》）

推翻梁冀集团造成的宦官得势，触发了官僚集团与之发生日趋激烈且持续不断的恶斗和冲突。双方的缠斗厮杀，自梁冀倒台之初，就已露端倪，随后一直延续到“党锢之祸”全面爆发，最终双方都付出了鱼死网破、惨重无比的代价，整个东汉王朝也因此（加上“黄巾”暴动）走向垮塌和崩溃。

为什么会这样？

简单说，顺帝在位期间，立梁讷为皇后，梁商为大将军，梁商死，梁冀继为大将军，尤其是桓帝继位后，“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胡广等典型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是，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这样就形成了梁氏家族在宫廷政治势力中，一家独大、根深叶茂的“大树效应”。

延熹二年，梁冀一倒，“大树形象”秒变“巨坑效应”，树倒猢狲散，清洗之后，“朝廷为空”（《梁冀传》）。谁来“填空”？本来，朝廷和地方政府官职，理应由官僚士大夫阶层来把持和“占据”，但宦官清除梁冀立下首功，自然要分享“革命红利”，于是，“父兄子弟布列州郡”（《宦者列传》），加上各种趋炎附势者蛾飞蚁聚，这样一来，作为宫廷正牌公务员的官僚人士，及其后备人选的士子阶层，顿时觉得自己的正当机会和位置，被人给挤占了！《后汉书》里有一句，“桓帝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李云传》）“专权选举”四字，直指要害，最为点题！一言以蔽，人事权，是一切权力的关键。有权要靠人，有人斯有权。

这样，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对立，一触即发，势同水火，一幕接一幕的冲突、厮杀，如波涛起伏。

延熹二年对李膺个人来说，也是个改变命运的年份。自延熹二年起，更确切说，从就职河南尹起，李膺的人生道路和政治内容，发生剧烈变化，前后判若两人。一句话，李膺跟宦官集团摽上了！李膺成为官僚集团中与宦官阵营作对，冲在最前沿的那个人，成为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最高代表性人物之一。当时太学里有句流行语：“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李膺成为“党锢”前夕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壮岁旌旗拥万夫”式的领袖人物。

就在这时候，郭泰出现在李膺面前。

郭泰的出现，对李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我们得先知道，当时的郭泰，是个什么样的人？

《符融传》说郭泰初到洛阳时，还不为人所知，是符融把他介绍给李膺，这才“名震京师”。对此说法，我有些存疑。我觉得，郭泰在见李膺之前，并不是一个两手空空的人，相反，他应该是一个已经拥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党锢列传》里有句广为人知的话语：

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党锢列传》）

可以想象，即使这句话，说的是郭泰见李膺之后的事，有没有可能，只是因为郭泰见了一次李膺，他就成了三万太学生的“冠”？而不是之前已有了相当的名声和影响力的基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何况还不能排除有种可能，即这句话，说的是郭泰见李膺之前的事。

蔡邕后来给郭泰写的碑文序里，有一句：

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见《文选》第五十八卷《郭有道碑文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P485）

我不相信，这种巨大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完全是郭泰见过李膺之后，才陡然出现的。

我想一个基本事实很可能是，郭泰见李膺时，当时的李膺是领袖，郭泰也是领袖。只不过李膺身在官场，他的影响更多表现于官场，所谓“严于摄下”（《世说新语 品藻》），而郭泰显然更知名于社会知识群体，尤其是太学生之中，也就是所谓“学生领袖”。更具体点说，郭泰主要是通过舆论传播的方式，所谓“更相褒重”，拥有和掌握了相当的民（以知识群体为核心）意力量，其核心本质是一种舆论评价与影响的能量和权力。如此一来，李、郭相逢，就成了两个领袖人物的“双雄会”。但在史书中，郭泰却被说成了一个在见李膺之前不为人知的素人。

无论如何，郭泰见李膺时，郭泰背后那三万以之为“冠”的太学生，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的。

套用一种说法，郭泰他不是一个人来见李膺的。

这就是李、郭相逢，会造成“名震京师”的根本原因。

如果再往深处说两句，东汉宦官依靠“群狼战术”，屡屡在“宫廷政变”中得手，并于事后大张旗鼓，抛洒权力，扩充势力。因此，官僚士大夫阵营，包括作为其同盟与后备补充的太学生，就必然也要针锋相对，以人多对人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自身及其背后拥有明显强大力量的人。本来嘛，人多势众，群情汹涌，就是实践政治（特别是群众性运动型政治）的必然命题和表现，无论你是现代政党，还是传统“黑社会”，都一样。事实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东汉宦官和与其对立的“党锢”人士的矛盾冲突，酷似现代社会的两党竞争，只不过其竞争方式，纯粹是前现代式的直接、粗暴、血腥和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就像野兽的撕咬。

在此情形下，“党锢”人士只有团结一致，互壮声威，才有可能反制快速崛起、横行无忌的宦官集团，掌控日渐沦落于宦官之手的宫廷和央地朝廷，以及那个皇帝。

于是我们看到，正是在这股时代政治浪潮的推涌下，李膺和郭泰，这两个原本面目迥异的领袖群伦的精英人物，才会“出人意料”地跨越诸多出身和身份的鸿沟，将他们的双手，在见面的一瞬间，就紧握在一起。

六，相逢和殊途的背后是什么？（二）

那他俩为何又会在热情相逢之后，挥手一别，即各自走上了方向和风格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从此再没有重逢？

这背后是否也有可以一说的地方？

李、郭分别后，各自殊途，再未重逢，肯定会有比较具体的原因，比如两人从分别到先后去世，只有五、六年时间，中间又有郭母去世，郭泰在家守孝；而李膺人在京城，身陷官场政治风波漩涡，旋起旋仆，无暇它顾，等等。

另有一种原因也不难想到。俗话说，人是环境的动物。李膺毕生身在官场，可谓生是官场的人，死是官场的鬼；郭泰则始终是一位人在江湖的平民布衣。社会位置和身份的差别，意味着活动空间和生存方式的不同，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俩人生道路的分野。当然这点不是绝对的，跟李膺同在官场，但“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多有，官场也不是铁板一块，弃官而逃者，时有耳闻；而像郭泰一样人在江湖，身处民间，却主动奔走于“党锢之难”，想方设法，施以援手，救人水火的，也大有人在，比如符融。[33]还有那些因张俭的“望门投止”，而至于“宗亲殄灭”的沿途人家，恐怕多数也是与事无干的平民百姓。所以仅仅只是身份，从来不是事情的绝对主因和限制。

我认为，李膺和郭泰一别之后，各自殊途，跟他俩各自某种明确且坚定的主观思想选择有关，这种选择是决定性的。

通过《后汉书》，我们可以看到，李膺和郭泰在他俩的生命后期，分别说过这样的话。李膺：“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意也。”“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李膺传》）郭泰说的是，“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郭泰传》）

它们是李膺和郭泰心迹和志向的明确表达。

正如前面所述，李膺和郭泰的相逢，跟当时某种风起云涌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氛围的环境密切相关；同样，导致李膺和郭泰殊途的，也与一种日见明显且普遍的心态和趋势有关。这两种不同（或者说是相背）的社会形势和心态，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取向与选择。它们就像两股分别来自南北的大气云团，来向不同，去向也不同，——确切说，是相反。——并且交流、汇合于同一片时空的天际。

我们现在来说说后一种。我认为它跟李、郭的殊途有关。

这种心态和形势，典型反映在徐徲、申屠蟠、范冉和仇览等人身上，并由他们和更多同类人物一道，构成了东汉后期知识群体日益远离政治、选择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一幅人生心态肖像图。

南昌高士徐徲（孺子），参加完黄琼的葬礼后，托人转告郭泰说，“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黄琼卒于164年，即延熹七年，正是李、郭分别后一年左右）。徐孺是以长辈朋友的身份，对郭泰谆谆告诫的，郭泰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和接受。事实上，郭泰在回应有人劝他仕进时所说的，“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徐孺话语的“同款”和“翻版”。

申屠蟠和仇览，以更为决绝的方式，对当时轰轰烈烈、热闹一时的太学生运动和现象，表明了自己的反感和否定。而在范冉的传记里，则有一句，“而鄙贾伟节、郭林宗焉”。范冉为什么会“鄙”贾彪和郭泰？——注意！不是单针着郭泰一人，是贾彪和郭泰连说，可见是冲着他们所代表的某种社会言行形象和影响而来。事实上，范冉很可能压根不认识贾彪和郭泰，他极有可能纯粹是从一名冷眼旁观者的角度，对贾彪和郭泰（这两个著名公知）心生鄙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人跟郭泰之间，都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们对郭泰的影响，不言而喻，且见载史册[36]，至于那些史无明文者，不难想象，应当还要更多。对了，那个著名的黄宪，无疑也是此道中人，郭泰曾专程拜访过他，并对其推崇备至。

郭泰的身边，看起来像是围了一圈这样的人。

李膺的身边，同样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荀爽。

李膺因“党锢”免官在家，却被朝野一致看好，认为应当进身“三公”。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于是给李膺写了一封信。

荀爽的易学家身份，使这封不足二百字的书信，看起来就像是一封摩斯密电码。书信的主体大意如下：

桓帝发怒，陈蕃免职。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认为皇帝像天地一样正派，看上去很不错。所谓“二五”，指乾卦经文里的“九二”和“九五”，即“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和“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都是说，事情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越来越好，形势一片光明，一派大好。就是说，李膺的机会到了，是东山再起的好时机。这就向我们传递出，当时那种群情汹涌、群情高亢的景象。

但荀爽却以一名专业易学家的身份指出，目前的形势，对应的不是乾卦，而是明夷卦和否卦。明夷和否卦有个共同点，就是揭示和告诫一个人，尤其是一名正人君子，在面临不利形势和环境下，应该如何做出正确选择。明夷卦偏重于强调避免伤害，故而应当选择隐忍和韬光养晦；否卦更侧重于要求静观其变，等待时机由不利转向有利，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说，前者主要是隐忍与隐蔽，后者主要是警惕和等待。荀爽对于这两个卦象的选择，除了极有针对性地向李膺发出一份衷心劝告外，同时也以自己的专业方式，表明了他对于时政与形势的判断，即否卦所蕴含的“小人得志，不利君子”和明夷卦所象征的“凡乱世君臣皆有此象”（见陈梦雷撰《周易浅述》，九州出版社）

书信结尾处，荀爽要李膺好好待在家里，随遇而安。

李膺当然没有听他的。相对于荀爽来说，李膺的选择，无疑是一种逆风而行，就像崔健唱的，“迎着风向前！”（《最后的抱怨》）

透过这封书信，可以清楚看到，荀爽和李膺在人生价值和道路选择上的截然不同。在范晔的笔下，荀爽的一生，写满了“不行”、“不应”、“弃官”和“隐遁”的字样。尽管董卓当政时期，荀爽十旬之间，而取卿相，多少有点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妙玉的判词，但范晔还是在评论里，给了他“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

这样一种相互乖离和近乎背道而驰的倾向，并非只是荀、李二人的个体差异。实际上，它早已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日益明显且普遍的风气和动向。荀爽之外，钟觐也是如此。钟觐是李膺的姑表兄弟兼妹夫，他叔父钟皓是李膺姑父的兄长，也是李膺的生平至交，《后汉书》里的一则故事，清楚地显示出他俩之间某种性格和选择的判然不同。

通过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党锢”前夕的东汉社会，确实已呈现出“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儒林列传》）的趋势和状态。这一点更突出地显示于作为社会变化“晴雨表”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身上。本来，分裂和多元，就是古今中外文人知识分子特有的天性和通性。只是这一特性，在东汉后期，表现得更加强烈和明显。这是一个知识群体大交流和大动荡的年代，也是知识群体大分裂和大分流的时代。相比于其它行业和阶层，文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更容易各行其道的人群。

这是一个知识阶层文人社会自我大选择的时代。

李膺和郭泰都做出了他们各自的人生选择。

李膺选择的是向死而行。

郭泰的选择是知其不可而不为。

七，郭泰走向李膺的另外两只靴子

李、郭相逢，我们已列出了几项原因和背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也参与其中了呢？我想，文化和经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两个因素至少就郭泰来说，还密不可分。

前面说过，郭泰生于一穷二白的家庭，没有任何现成资源可资凭借。到郭泰必须得考虑生计时，他妈替他拿了个主意，“母欲使给事县廷”，就是想让他在县衙谋份差事。这主意对一个“家世贫贱，早孤”的人来说，听上去还不错，东汉很多出身跟郭泰相仿的人，比如同样“孤贫”的胡广和“细微”的陈寔，都有过类似经历。但郭妈妈的主意，被儿子郭泰拒绝了，郭泰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郭泰传》）“斗筲”，代指低级政府公务人员，包括临时工和杂役，语出《论语》，是孔子骂人的话，表示极度轻蔑。

不去政府部门做公务员（得先从临时工和杂役干起），那去哪呢？郭泰给自己选了条路，他到了河南成皋，去拜一位叫屈伯彦的人，正式求学。经过三年学习，郭泰顺利毕业。

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郭泰传》）

那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土小伙，如今已成为一位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知识新青年。此时的郭泰，已拥有两项全新的技能和特长：博学和谈论。所谓“坟籍”，指“三坟”、“五典”，是传说中一些很古老的书籍，后来都被儒家纳入囊中。这两项本领中，博学是基本，谈论则是郭泰个人天赋的超强发挥。前面说过，郭泰从小出生在一个没有任何存量资源可言的家庭，现在他通过千里求学，积攒下自己崭新的增量资源，这也就意味着，郭泰开始告别他那延续多年（世）的空白型家庭历史和状况，重新站在一个崭新的人生起点上，从此拥有了跻身主流社会的凭藉和资本。日后的郭泰，就靠这份资本和自己的天才发挥，行走江湖，交朋结友，扬名立万。谋生对于郭泰来说，已不是问题。

我们知道，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郭泰生活中唯一（或者说主要）的正经事，就是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当时经济、文化和人才的新兴或传统高地）的路上闲逛，然后对你说，你是大才；对他说，你是好人，就凭着这样指指点点，点石成金，口若悬河，我们发现，郭泰他变了，最起码，现在他不穷了！——你看，他在路上碰到左原，觉得可以一聊，二话不说，就请他在路旁喝酒吃饭。到了陈国，有个叫魏昭的童子，缠着郭泰要给他当小工，“供给洒扫”，一心侍候，说实话，这可比请钟点工贵多了。郭泰就这样整天，——不，是长年累月地逛呀逛，晃啊晃地，也不用干别的事，真的就像神仙一样。没钱，你觉得行么？

“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李贤注《后汉书 郭泰传》引《郭泰别传》）

出行有车，风光无限，后来潘岳“掷果盈车”的故事，我怀疑源头就在这里。

经济上的翻身，显然跟郭泰文化上的崛起，是同步的。

这就给他提供并保证了通往李膺的一条必由之路。

——何以见得是必由之路呢？

还记得《世说新语》里的那一句：

“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

“俊才”名列在最前！要知道，那时候所谓的才，基本就是指读书人。

“膺与林宗相见，待以师友之礼”（谢承《后汉书》卷四）

“师友”一词，直到如今，通常都是用来表示文人之间关系的名词。

李膺跟郭泰见面之初发出的赞叹，当然首先就包含了对郭泰才学和才识的无比欣赏。

如果再深入细致点看，李膺和郭泰在文化观念上，明显拥有共同的文本基础。他俩说话，都习惯和喜欢引经据典，像李膺引《孟子》、《春秋》（实为《公羊传》）、《礼记》和《左传》里的句子。郭泰同样是经史典故，随口而出，譬如《诗经》、《春秋》和《礼记》等等。

这样，李、郭二人，自然而然就有了共同话语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份基础，李、郭的相逢，还会出现么？就算真是在公交车上偶遇了，会有史书里那些场景和描述么？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那另一只靴子——经济呢？经济也会是影响郭泰走向李膺的必然要素吗？换句话说，假如郭泰还像原来那么穷，他跟李膺会有相逢的机会吗？嗯，这个问题貌似有点小复杂。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除地域之分化外，士大夫复有上层与下层之分化。而所谓上层与下层之分化者，其初犹以德行为划分之标准，稍后则演为世族与寒门之对峙，而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P302-303）又说，“李元礼之以简重自居则已与分别华素之风气甚有渊源”（同上）。听这意思，下层穷人想要结交李膺，看来是难于上青天了！实际未必。李膺和陈寔至交，但陈寔却“出于单微”，“家贫”，人生过了大半，还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看来贫穷并没有限制陈寔和李膺的交往，也许毕竟是同郡？

而对于家在千里之外的郭泰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他还像以前一样穷，一无所有，他恐怕就走不到李膺面前，而不必等李膺来拒绝他。

众所周知，两汉时期，以儒学为名的学术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和繁荣，过程细节无需赘述。这里要说明的是，学术的繁荣与个体（学术主体）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汉书》记载，刘歆曾对扬雄说，“今学者有禄利”，真是一语道破。班固概述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传》）最后一句曲终奏雅，直接点题。实际上，紧密相连的，不仅是学与利，还有官与名。学、官、钱、名，紧密相联，前后一体，形成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完美循环体，或许可称之为“闭环”。四者之间，有一种相互支持和滋生的作用与效应，类似于“五行”说的相生相克。不过，相克一面，暂不明显。

“学而优则仕”，只是刻画了其中两环的关系。

这就大体说明了，为什么郭泰一朝学成，就能名随其身；而一旦拥有高名，他就不穷了。（当然一种天赋的资质和技巧，也功不可没）

总之，事实是，郭泰见李膺时，他早已不穷了。

文化和经济上的焕然一新，确保了郭泰和李膺的愉快见面。

这里还要补一句，文化和经济是郭泰走向李膺的两只靴子，它们同时也是让郭泰和李膺渐行渐远的一对“滑板”。李膺和郭泰的相逢，有文化和经济上的驱使与助力，这点业已言明；他俩的殊途，文化和经济同样身影相随。文化方面，我们能看到，李膺和郭泰在做出两人各自生命后期方向的选择时，他们用以表明心迹的话语，同样出自所谓儒家经典，李膺所引是《左传》，郭泰所引是《周易》。至于经济方面，不同的社会身份（官与民），决定了他俩生存空间和社会位置的不同（庙堂与江湖），也就决定了他俩人生的不同的利益处境、盈利模式和归宿追求。“党锢之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也是利益之争，因此，对于郭泰来说，本来就可以说是身外事。

八，结语：回首向来璀璨处

李膺在黄河岸边送别郭泰，留下“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的美丽瞬间。这不仅是李、郭二人的合影，更是东汉知识群体的一幅集体照，属于历史的瞬间。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对这一瞬间有这样的评语：

从圣者眼中望出来的却是“神仙”，而非圣者同俦，这实为思想史的一大变化。（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P358）

为什么说是“思想史的一大变化”呢？侯著未明说。不过这一瞬间，凝聚为历史大转折前夕一帧霞光万道的璀璨留影，是无疑义的。它是我们说过的延熹十年中，那些曾经充满希望和亢奋的激情岁月的一道缩影和象征，使后人每每为之回首向往。

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段话，经常被人引用：

至其（东汉）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顾炎武撰《日知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524页）

“风俗”的主体，显然是指“党锢之流”和“独行之辈”。

范晔《后汉书》里，也有大段评语：

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左周黄列传》）

同样是对硕德宏儒的盛情赞颂，李膺、郭泰的名字，赫然在列。

顾炎武认为范晔说得很对。

然而彩霞满天之后，就是漫漫长夜，也就是范冉临终前说的“昏暗之世”。对于后世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东汉那种“高心洁行，激扬风流”的景象，有种一去不复返的感觉，但又似乎有过几度似曾相识的重现。是重现吗？还是新旧掺兑的轮回式偶合？借用义山诗句说，只是当时已惘然。

说起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有几个时间点，特别为人津津乐道，先秦，晚清民国，明末，再就是东汉。

东汉文人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一点，我认为，就在那个“交”字。此前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基本都是个体游士，最多聚了些自己的徒子徒孙，从未有过一个如此群情汹涌、波澜壮阔，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社会群体形象和运动。只有到了东汉中后期，文人知识分子才无论在数量还是成熟度上，都发展到一个最为蓬勃兴盛的阶段。他们团结一致，赤诚相待，守望相助，动辄几千上万人的聚集，真诚而热情地相互交往和交游，彼此援手，千里救助，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演绎了一幕幕慷慨动人的故事和景象。然而历史和社会始终有它自己的面目和轨迹，不以人（尤其是仁人善士）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东汉王朝转瞬之间，坠入到无边的悬崖。李膺成为黑暗中的一道鲜血，郭泰则在旷野中暗自悲鸣饮泣。

与此同时，诚如鲁迅说《红楼》，同一事物，不同之人会看见不同。对于东汉延熹年间的“党锢”风潮和运动，自其同（认同）者视之，则有蔚宗、亭林之赞叹；自其异（异见）者视之，则有皇帝、宦官之暴怒；纵使是在官僚士大夫（太学生）群体内部，如前所述，也有立场各异，岐见纷呈。世事从来如“万花筒”，转瞬之间，目中所见，已画风丕变。譬如同一“交”字，东汉当时，有人抱臂旁观，冷眼谴责；有人挺身而出，热情辩护。刘梁《破群》，朱穆《绝交》，徐幹《中论》有《谴交》，王符《潜夫论》里也有《交际篇》，中有“今则不然”诸语。到蔡邕出，作《正交论》，申明“交游以方，会友以文，可无贬也。”为正当的文人交往辩护。大江东去，必然泥沙俱下；艳阳高照，犹有酷热难耐。凡事体大，就难免两面之见，两面之议。

现在回头再来看看，延熹十年，基本是桓帝在位的最后十年，也是东汉王朝最具动荡和转折的关键十年。梁冀垮台，在延熹二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这都是足以影响和预示东汉王朝命运走向的事件。桓帝之后，灵帝继位，说起桓、灵，人们很容易浮想起政治黑暗的说辞，《出师表》中那句“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大概要算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句。不过这种说辞，略有笼统之嫌。实际上，桓、灵二帝，自有不同，而从延熹二年到建宁二年的十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黑暗一片，至少从当时（部分）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立场来看，从梁冀垮台到“党锢”爆发，是个光明与黑暗交替，希望与沮丧共存，正义与邪恶角逐的十年。正是这样一种善恶纠缠、沉浮的状态，将东汉王朝一步步坠入了彻底的沉沦和毁灭的深渊。在此过程中，官僚士大夫的文人群体，曾经有过几度欢欣鼓舞，甚至是近乎激情狂热和热切希望的时候。

还是狄更斯说得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移用于东汉延熹十年，是否也同样贴切？

李膺和郭泰成为这个时代最为辉煌耀眼的明星代表。（陈蕃就缺乏他俩的迷人风度）

然而后人对李、郭二人的观感和评语，却颇有不同。

李膺的形象，相对单纯和固定。历来对“党锢”群体或有褒贬，对李膺个人，则少见臧否。“扬州八怪”中李方膺的名字，想必有不少人熟知。

郭泰的情况，有点复杂。郭泰在世，已为范冉所鄙；郭泰身后，谤议接踵而至。两晋之际葛洪的《正郭》，堪称最强音。直到近代，吕思勉写《秦汉史》，还以“处世巧滑”之词，加于郭泰之身。

郭泰是“处世巧滑”之人吗？仁智之见，是非难辩。我忽然想到有是，范晔《后汉书》写郭泰在窦武、陈蕃之难后，于野外痛哭，既而感叹地念出《诗经》里的两句诗。假如这一幕情景确实可信，并非范晔的文学虚构，那么，如果你愿意去读一读这两首原诗，也许你会突然觉得，独自一人在野外暗中哭泣的郭泰，他通过这两首古诗，喷出了自己胸中无人看见的悲伤和烈火。

2021年5月31日

（注释从略）

黄坚，男，1984年--198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从事新闻媒体工作，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和《桃花树下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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