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色记忆】怀念我亲爱的爸爸——韦杰

栏目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右江日报全媒体联合百色起义纪念馆推出《红色记忆》栏目，通过红七军老战士子女对父辈革命战争年代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忘我工作、尽瘁国事的感人事迹等方面的回忆，重温老一辈革命家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热爱人民、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韦娜莎

1987年2月3日凌晨，爸爸和我们永别了。如今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但我仍然觉得爸爸还在我们身边，他的音容笑貌终日还在我们脑海里出现，还是那样清晰，那样慈祥，那样和蔼可亲。

韦杰

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兄弟姐妹八个都非常爱爸爸，我们和爸爸在一起总是笑语满堂。我从小就知道，不只是我们家人，还有好多同志都爱戴敬重爸爸。起初我认为他们爱他是因为爸爸是首长，是将军。渐渐地，我从很多事例中悟出新的道理。“文革”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爸爸和甘谓汉、李文清伯伯是当时四川的重点批斗对象，造反派三天两头来揪斗他们。成都军区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同情保护爸爸的，经常给我们通风报信。有一次，爸爸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几天未归，很多同志悄悄来家里探问，他们和我们一样焦急万分。直到最后在周总理的过问限令下，造反派才被迫放回爸爸。爸爸在“文革”中遭到诬陷迫害，身心受尽摧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原则，从不卑躬屈膝出卖灵魂。事后在他住院期间，我问爸爸当时靠什么精神支柱顶住这一切，爸爸说：“我坚信党，也坚信我自己。”爸爸13岁就在“列宁岩”聆听韦拔群讲革命道理，15岁加入红七军队伍，开始了他艰苦顽强英勇的人生历程。爸爸一生光明磊落，革命信念坚如磐石，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所以他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意义深刻的话。

同志们爱护爸爸，爸爸也关心爱护他们。成都军区澡堂的一位修脚工人病故，爸爸得知后送了花圈，并对妈妈说：“我因为开会不能去和他告别。他虽然是一名普通工人，但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你代表我去，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逝者的家属和在场的人群十分感动，他们说韦副司令员这么大的首长能想到一个普通工人，真是难得的好首长。家里的炊事员吕师傅家遇火灾，爸爸听说后动员全家捐献衣物被褥，并一再询问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吕师傅技术好，和家里人关系融洽，但爸爸后来还是让他走了，给他安排了一个经济收入稍高的工作。吕师傅深知爸爸用心，感动得流下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爸爸患病期间和病故后，他都千里迢迢自费专程前来看望和送葬。爸爸经常下部队检查工作，一有空便和战士们席地而坐拉家常，到战士宿舍、食堂、菜地、猪圈，关心战士们的工作和生活。正是由于爸爸平时为人忠厚，关心爱护下属，平易近人，才得到大家的爱戴。

办事公道，实事求是，这是爸爸历来的工作态度，因此深得大家的信赖和敬重。1978年担任成都军区纪委书记以来，为平反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具体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爸爸对工作人员要求，家里的大门要随时为所有的来人开放，任何电话都不能敷衍打发。那时家里来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和爸爸谈话经常到夜深人静。爸爸那时抽大量的烟来刺激他疲劳的大脑，集中精力处理问题。我很担心爸爸的身体，有时出面阻止来人。爸爸知道后对我说，他在“文革”中也受过诬陷迫害，更理解他们的心情，公正地解决问题对他们乃至其全家都是一件大事。许多同志的问题最终得到澄清和解决，他们都对爸爸感激不尽，爸爸却说：“这是我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应尽的责任，要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和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认真调查研究所付出的劳动。”

爸爸对我们子女要求是严格的。“文革”时期我们都停课在家，尽管那时爸爸政治上受到冲击，但还是会抽出时间过问我们的学习。爸爸要求我们每天在家练习毛笔字，要写1000个，晚上他一一检查。有一次弟弟小毛耍滑头，用橡皮擦去了爸爸用铅笔签上的检查日期。爸爸发现了，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认真做人，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你们的道路还很长，没有良好的人品，没有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我们家不同时期都有在外地学习工作的子女，探亲回家的第一个晚上和临行前最后一个晚上，必被爸爸召去询问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并对我们提出要求。一直以来爸爸都要求我们不能有特殊化的思想，低调朴实做人，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脚踏实地地工作，绝不做投机取巧贪图权财之事。爸爸以身作则为我们做出榜样，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一家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很多干部子女利用关系介入商业活动捞取钱财，中央下文件要求高级干部管理好自己的子女，不得参与非法的商业活动。爸爸经常召开家庭会议，时时督问时时提醒我们。

爸爸离开第一线工作后，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那时爸爸已是年迈多病，可是在1983年到1985年间，他还多次深入广西故乡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就在判明癌魔已潜入他的肺部四个月前，他还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拄着拐棍逐县逐村逐家地去了解民情和党的政策落实情况，一回到家就忙着写书面材料向中顾委陈述自己的建议，汇报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1985年韦杰（中）回乡在凤山县听汇报看地图

我们兄弟姐妹都随爸爸回过故乡。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爸爸是特邀代表，他带着妈妈、我和妹妹小霞同行。当我们踏上生养他的广西大地时，爸爸显得异常高兴和激动。我们随爸爸走了许多地方。我们去到东兰县武篆当年韦拔群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山坳凭吊。爸爸对我们讲起他在那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从那时起，爸爸这个备受贫穷压迫的壮族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次回家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既领略了壮乡的秀丽山水美好风光，也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从而更增强了我对家乡和家乡人民的感情。

1985年8月，爸爸被确诊为肺癌，住进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癌症已到中晚期，没有了手术机会。我们全家人非常着急，各处求医，并对爸爸隐瞒了实情。因为长久不能出院，爸爸向我们和医生发脾气，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待在医院会误事。有一阵爸爸拒绝治疗。妈妈无奈只能向他说出实情。爸爸沉默了一会，镇定地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和日本人美国人都较量过，那时我随时都准备着死，从来没想还能活到70多岁，现在还怕什么癌症。你们早该告诉我实情。”从此，爸爸积极配合医生的检查和治疗。住院期间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在医院照顾爸爸，我有幸照顾爸爸时间长达一年，亲眼目睹爸爸以顽强的毅力渡过几次难关。爸爸长期发烧，全身乏力，脱发，恶心呕吐没有食欲，但他仍然坚持走路锻炼，服药吃饭，吃下去吐出来，漱漱口再吃。爸爸的四肢血管因为长期输液输药，最后再也找不出一根能扎进去的好血管。我真想为爸爸分担一点病痛，但却无力做到，只能将我泉涌般的泪水往肚里咽，在生活上精心照料他。

爸爸住院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故乡地委、县委的领导多次来京探望。爸爸每次和他们长谈总是专心地听，仔细地问，问及家乡的工业发展、粮食生产、教育卫生，以及流散老红军战士的待遇。最后一次见到东兰县委的领导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爸爸强力支撑着病体，听他们讲述三中全会以来山区的可喜变化，听到由于灾荒来年春天可能生活困难时，爸爸心情很沉重。告别时爸爸紧握住他们的手说：“我没能为贫困的家乡多做些事，心里很不安。”事后爸爸又非常吃力地就落实流散老红军战士的政策等问题，亲笔给在东兰县政协工作的一个亲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用了好几天时间才写完。当时哥哥曙光想为他代笔，爸爸不让，说这样表达不了他的心意。这是爸爸生命中最后的一封信。爸爸关心广西地区的建设和广西人民的生活，爸爸把爱党、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崇高品德留给了我们，我们将永志不忘。

在爸爸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寸步不离地陪伴他。由于病情恶化，院方组织了全院会诊积极抢救。爸爸在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对在场的院领导和医生说：“大家为我受累了，快回去休息吧，谢谢大家了。”爸爸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的仍然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爸爸的一席话，使得在场的医务人员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爸爸最后缺氧严重全身发结绀，他竭尽全力呼吸，不吭一声。我忍不住第一次在爸爸面前掉下眼泪，跪在爸爸的床头对他说：“爸爸呀，您哪里难受告诉我，千万别忍着，医生在想办法，您会好起来的！”爸爸那本来就有气无力一睁一闭的双眼微微张开来，他抬起左手想替我拭去眼泪，但仅碰到我的面颊就无力地落了下去。我将爸爸的手紧紧地贴着我的脸，我们父女四目相对无言。我看得出爸爸的眼里有爱，有愿望，有不安，有留恋……最后爸爸用极微弱的声音连呼我的名字，却无力再说出他想说的话。经过44个小时的抢救，我眼看着自动呼吸机停止了有节拍的声响，血压显示器上不再显示数字，心电图荧光屏出现一条直线。我亲爱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生活73年，为之战斗了60个春秋的中华大地。

爸爸13岁参加赤卫队，15岁正式加入红七军，从东兰的大山里走出来，足下万里转战南北，枪林弹雨经战无数，由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逐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数民族高级将领。爸爸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物。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是从骨灰中挑选出来的若干块中外反动派的弹片；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坚定顽强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对我们来说，这无比的珍贵。

2009年10月，应广西东兰县邀请，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以及部分第三代共15人，参加了韦拔群纪念馆落成典礼。尚不富裕的全县老百姓都为纪念馆出资，足见朴实的民众对革命先辈的敬重和爱戴。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作为东兰人，我们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传承和发扬老一代的革命精神，我们也融入其中并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

当我们来到拔群广场的将军园，簇拥在父亲铜像旁，无限感慨：亲爱的爸爸，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文章摘自《我的父亲与红七军》

来源：百色起义纪念馆、右江日报全媒体

编辑：甘水金

值班主任：权晓莺、李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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