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主任奸淫幼女提前2年出狱，别把性侵犯当普通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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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驰性侵幼女案一审判决书赵斗淳要佩戴电子脚镣七年

网友爆料称，因性侵幼女被判刑8年的郭玉驰，提前两年出狱，这一消息引发争议。

郭玉驰案曾经轰动一时。2013年，身为云南省大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他，将4岁幼女抱回家实施奸淫，一审法院判其5年有期徒刑，被质疑量刑过轻。二审改判8年。因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郭玉驰连续减刑3次，累计减刑2年零8个月，已于2018年12月24日出狱。

很多网友对此愤愤不平，认为司法部门对郭玉驰过于宽容。性侵幼女，罪大恶极，不仅完全僭越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触犯社会最深的禁忌，而且可能给受害者带去终生难以治愈的创伤。让他减刑两年出狱，无法达到严惩犯罪的目的。而且，这么轻易放虎归山，难保他出去后不会再犯，继续成为幼女的梦魇。对此，监狱方面回应称，目前没有针对强奸犯减刑、假释方面的专门规定。相关司法文件显示，郭玉驰在监狱内表现良好，连续两年被评为积极改造分子，符合减刑的规定。

从法律上讲，监狱按规减刑，并无不妥。法律也不主张搞一刀切，对性侵幼女的罪犯一律不准减刑。只要犯人悔罪意愿强烈，且已为自己的罪行买单，就应该给予他减刑的机会。但问题在于，性侵犯不同于普通的罪犯。调查显示，即便他们监禁至刑期届满，出狱再犯的机会依然偏高。所以，通用的减刑规定不一定适用于性侵犯，网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研究表示，性罪犯并非仅为单纯个人生理的满足，其犯罪动因大都跟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及后续成长过程中的扭曲认知有关。如果不对其进行专业的矫正治疗，不对其病态行为寻根究底，只靠监禁和传统的改造手段，很难降低再犯率。哪怕他们在监狱表现良好，回归社会后遇到诱惑时，可能依然难以自已，犯下不能原谅的罪行。换言之，单纯地监禁性罪犯，只是将其隔离起来，将风险控制在监狱，并不能降低或遏制其犯罪行为。在无法确定其再犯倾向的情况下，就将人提前释放，这等同于将风险转移到社会，叫公众怎么放心呢？

这不是说要将性侵犯一棍子打死，或者一味地重刑加身，最好让他们把牢底坐穿，永世不得翻身。而是说，出狱之前的矫正治疗和评估手段必不可少。因为缺少评估措施，公众尚不知郭玉驰再犯的风险。更让人担忧的是，无论是目前的惩戒，还是出狱后的管理措施，不足以防范再犯。

在国外，犯人即便刑满释放，只要评估有再犯风险，依然需要接受强制治疗，受到社区追踪和密集的监控。例如韩国素媛案强奸犯赵斗淳获释回家后，不仅要接受检方安排的一系列治疗和学习课程，还要24小时佩戴电子脚环。管制中心能够及时掌握他的地理位置和生理上的异常变化。一旦他进入儿童保护区域，脚环会强烈震动，工作人员会即时确认，作出分析和判断。此外，警方还部署多名警察在他家附近全天候巡逻，严丝合缝地堵住他再次犯案的可能。

而我国大多时候将性罪犯当成普通罪犯管理，出狱后他们便回归自由身，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此次郭玉驰的出狱引发轰动，业内人士表示，在昆明也有给假释、缓刑及出狱的部分犯罪人使用手环，但因为成本较高，并未普遍使用。出狱前不能确保犯人不会再犯，出狱后又对其缺乏监视和安全措施，不能限制其行动和活动范围，这无异于给社会埋下一个个隐形的地雷，很难不让人恐慌。

此前，不少强奸未成年人的判决过轻，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同国外同类案件动辄二三十年监禁的刑罚相比，国内处刑力度有天壤之别，难以满足愤怒的民意，也难以对性侵犯产生有力的震慑效果。如果执行上还存在漏洞，这无疑有违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初衷。

客观上，我们当然希望性侵犯能够改过自新，能够回归正常生活，不再重蹈覆辙，不再有下一个受害者。但若缺乏有效的矫正手段和后续的监管措施，自控能力偏低的他们，很难摆脱心中的恶魔，难保不会旧病复发。公众的担忧并非偏见和歧视作祟，而是基于现实的忧患意识。如何化解广泛的担忧，需要司法、执法上的明确回应。除了尽快构建性犯罪的后续评估机制外，针对再犯概率极高的犯人，要有进一步的防范措施，比如佩戴电子脚环，完善社区监管等，以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消除隐患，让公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