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菲：让母亲沉入谷底的不是03年的非典，而是这个人被歹徒杀死

沉入谷底，而后重生

2004年12月底，我回到了北京。虽然之前学校放假时我也曾短暂回国，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约各个朋友同学聚了一圈儿会，时间也就差不多过去了。这一次，我才真正有了“回归故里”的感觉——这次是真回来了，不用再走了。

在家短暂休息后，我便打了个车，往国贸“俏江南”去。我刚出国那会儿，北京遍地跑的还是“面的”,2004年时，“面的”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仅这一个变化，就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

北京的道路拓宽了，路上的车也多了，出租车在二环路上堵着，缓缓地前行。出租车司机师傅跟我一路侃，大到国际时局，小到路边菜价，什么都能侃一点儿。侃着侃着，他把头伸出车窗外往后看，感叹一句：“嚯，堵得真长！”

迈入21世纪的中国，加入了WTO，申奥成功，鸟巢和水立方破土动工，杨利伟乘着“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飞上了太空……这些历史性的大事，都还是我在国外时从电视上看到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一个海外游子得知这些事时的心情：独在异乡，身为异客，忽闻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真的会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恨不得马上撂下一切飞回祖国。

我家也在这些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0年，第一家“俏江南”在国贸开业。我母亲凭借多年从事餐饮行业的经验、精准的市场定位和独具特色的设计构思，不到5年，“俏江南”就成为了名气响彻全国的大型餐饮连锁店。

母亲的事业乃至人生，一下子走向了巅峰。但在这次“崛起”前，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不得不说。这件事，曾经使母亲跌入人生的谷底，这件事，是我们全家的灾难。自从母亲创业，经营起“阿兰酒家”，我舅舅就一直在她身边协助她工作。

我曾写过，舅舅从小和母亲很亲，母亲既把舅舅当成自己的弟弟，又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而舅舅常在母亲身边，自然和我的关系也很近，我也一直很喜欢舅舅。1999年暑假，我带着两双从法国买的皮鞋回国，想送给舅舅。

舅舅一向喜好时尚，我猜他一定会喜欢那两双鞋，我一下飞机就打电话到“阿兰酒家”，想第一时间把鞋送到舅舅手里。舅舅在电话里说：“改天吧，这两天很忙。”舅舅管着“阿兰酒家”的账，每到开工资的那几天，他都忙得焦头烂额，我回来那天正好赶上月末，正是忙的时候。

我怕打扰他，便提着鞋先回家了。谁料，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舅舅的声音。那天晚上，舅舅被歹徒杀害了。后来，这群歹徒被逮捕归案后，我才知道，他们曾犯下过多起命案，是当时京城有名的犯罪团伙，专盯所谓的“有钱人”，而我母亲是当时京城小有名气的女老板，自然成了他们的“重点目标”。

可是那段时间，母亲去法国探望我，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歹徒就盯上了舅舅。舅舅以前学过拳脚，就有些大意轻敌了，他和那些歹徒搏斗了几个回合，谁料歹徒掏出刀来，凶残地在舅舅身上捅了十六刀，而后逍遥法外。

舅舅没了。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失去的还是从小跟我那么亲的舅舅——带着我去团结湖捉蛐蛐，满胡同乱串的舅舅；能做出纳米兹级航空母舰的巧手的舅舅；和我一起去金盏，帮父亲卖豆腐的舅舅；

我离家出走，深夜在崇文门找到我，把我带回家去的舅舅……一向爱我、疼我、保护我的舅舅，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在街上看到救护车的时候，我都不禁茫然地想，现在躺在救护车上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感受呢？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还活着，而这个人却要死了。他死了，他的世界就消失了，他将与所有人隔绝，那个时候，他不孤独吗？不恐惧吗？舅舅走了，他活着的时候所做过的、说过的、经历过的一切，在这个世上都找不到切实的证据了，只有我记得，母亲记得，曾经认识他的人记得。

但那一切变得像一场梦，一个人从世上消失，逝去的不仅仅是生命而已，还有许多记忆中的细节，许多藏在舅舅心中不为人知的东西。暑假结束后，我必须要返回法国完成我的学业。那之后的几年，每当我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街道上，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心里便常常生出一种恐慌，担心自己忽然出什么事，客死他乡。

舅舅的死带给我巨大的冲击，让我很长一段时间纠结于生死的命题，但同时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活着的意义。过去，我总想着回国后要“做出成绩”，给中国人长脸，但怎样算“做出成绩”，怎样算“长脸”呢？人人都想挣钱，挣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那时候，一连串的疑问常常在我脑海中徘徊，那些都是很难有答案的疑问，但我一直不能遏止地思索着，纠结着，直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那是在我长久地困惑于那些问题后的某一天，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回国后，我想在临终关怀方面做一些事。

我希望能带给那些生命垂危的人一点安慰，让他们能在最后的时光过得舒服一些，少一点痛苦。我因此生出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它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其实我并没有一回国就着手这件事，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因忙于各种俗务，将这个目标忘记了。

但这颗种子当时已经种下了，在适当的时机，经人引导，它还是渐渐发芽了。这是后话。1999年，舅舅遇害后，母亲一度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不仅把“阿兰烤鸭大酒楼”和“百鸟园花园鱼翅海鲜大酒楼”转让了，还把她苦心经营近十年的“阿兰酒家”变卖了。

她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追查杀害我舅舅的凶手上，誓要为舅舅的死讨个公道。半年后，这个犯罪团伙终于落网。母亲决心从痛苦中站起来，重新开始。她用投资赚的钱和变卖餐厅的资金在国贸租了店面，开设了第一家“俏江南”……回到2004年那个冬日，到了国贸，我走进店面，正值用餐时间，店里生意红火，人声鼎沸。

母亲看到我，笑着招呼我过去。“怎么样，好看吧？和外国的高级餐厅比，水准不差多少吧？”母亲骄傲地说。那时，母亲的脸上神采飞扬，我知道，她已经把失去舅舅的痛苦埋在心底，凭借她顽强的生命力，置之死地而后生，重新打出了一片天。

母亲的创业之路，坎坷很多，她经历的又一个坎儿，是2003年的“非典”。“非典”肆虐时，北京是重灾区。原本繁华的国贸变得空荡荡的，街上都没几个人了，一个个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片刻都不愿在外面逗留，更别提去饭馆吃饭了。

饭馆的客流量大多骤减，许多店干脆歇业，让员工都回老家休息，也省了水费电费。“俏江南”刚开不到3年，刚做得有些起色，谁想到会遇到这种灾难？“停业吧，鸡蛋都涨到2块1个了。”当时，“俏江南”的执行总裁——我母亲的得力工作伙伴安勇无奈地说，“那么多饭馆都停业了，食材的成本太高了，客流量也少，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亏很多。”

母亲当时也有些犹豫，安总说得不无道理，除了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客流量剧减外，店里其实也人心惶惶。员工们虽然坚守着，但平日的言谈中也流露出对“非典”肆虐的担心。那时候，很多人因怕感染，都会减少出门，要员工每天坚持来上班，真的可以吗？

当时，店里虽然整体客流量减少，但有一类顾客却是增多的，那便是附近写字楼的白领。那时周围的饭馆大多停业了，可还有一些单位尚未放假，很多白领无处可去，便都来“俏江南”吃午饭了。看到这儿，母亲做了一个决定：“亏损再多，也要坚持下去！

至少让这些还在上班的人有地方吃饭啊！”“非典”期间，很多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给员工的工资减半，要大家“共克时艰”，而母亲没有少发员工一分钱。为了激励大家，她还送给每位高管一支“万宝龙”钢笔。一次，母亲召集所有员工开会，她宣布，想回家的人随时可以走，“非典”疫情过去后再回来，随时欢迎。

可是那天，竟没有一个员工提出回家。母亲放了一首《真心英雄》，歌到高潮处，所有人不禁跟着唱起来，很多人被当时的气氛感动，热泪盈眶。那段时间，别的饭馆都缩减了业务范围，能简则简，而母亲却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送餐服务”，结果周边很多人都在那段时间成为了“俏江南”的常驻顾客。

那段时期，“俏江南”虽有亏损，但却为长久而稳定的客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品牌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店里很多员工因为共同经历过那段艰难时期，变得更加团结，更有凝聚力。“非典”的劫难，在我母亲的坚持下，反而成了一次转机。

“非典”结束后，“俏江南”马上就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业绩呈爆发式增长，非典期间的亏损，很快就被填补上了。母亲在危难时期的决心和毅力都令我钦佩。她非常善于激励人，而且自身就散发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自信。

很多员工跟了她十多年，死心塌地，这和她的能力和个人魅力都是分不开的。在店里，我环顾周围，看着员工们个个积极地投入在工作中，手脚勤快利索，看着店里满座、门口排队的盛况，不由得感叹：这就是我母亲的“俏江南”，我母亲的事业。

而我呢，我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呢？母亲远远地看到我，笑意盈盈，忽然看到一桌客人走了，服务员还没到位，她对我喊了声：“小菲，帮我收下盘子！”一瞬间，仿佛回到了10年前，我每天放学后在“阿兰酒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帮母亲收盘子、打扫卫生的时候。

【本文节选自《生于1981》，作者汪小菲，长江文艺出版社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