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大衰落

日本的衰落与教训

【本文来自网络】

作者：李时珍

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

广场协议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推动美元贬值10-12%。

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后，由于担心日元升值提高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最后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于是日本政府应西方国家的要求制定了提升内需的经济增长政策，日本央行开始降息，货币宽松政策得到延长。

当然日元也确实升值了，只是之后的情况很快失去了控制。

日本央行最初设定的日元升值目标是200日元兑1美元。

到卢浮宫协议时期，日元已经升值到150日元兑1美元。

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后，日元升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

也就是说，在签订《广场协议》后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近100%，日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比以前贵了一倍，日本的出口大受打击。

此外，日本政府解除了对资本市场的管控，所以各公司自行发行债券要比从银行借款更加容易。因此，银行不得不选择其他投资方式来盘活其吸纳的存款。

这样一来，银行就会把钱借给进行房地产和股市投机的人。最后，日本没能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说的那样成功地实现由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型。

这是因为，战后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生产和出口，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实现这一转变，首先必须搞定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其次还要对完全服务于大企业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让它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求。

日本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资金获取的门槛，给投资热潮加了把火。很多人感觉这样的投资几乎稳赚不赔，纷纷从银行借款投资到收益可观的股票和不动产中。之后，日本股市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快速膨胀。而日本银行在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其掌控范围之后，希望能够给这场狂欢降温，于是它提高利率，捅破泡沫。

卢浮宫协议

国内在研究国外经验时往往只关注到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忽略了此后的卢浮宫协议。其实，这份协议的重要性不在广场协议之下。

二战后，原西德马克和日元相继国际化，都先后经过大幅升值的时期，当时均未对本国经济产生太大冲击。但至1980年代后期，两国在是否采取扩张性国内货币政策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结果是日本经济泡沫愈发严重，陷入衰退，但西德经济状况则好得多。尽管两国虽然都签署了《广场协议》，但在卢浮宫协议的签署上，当时的西德央行正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才避免了日本式的泡沫和泡沫破灭后长期萧条。那么，卢浮宫协议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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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情况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由于美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财政状况，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恶化。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对于美国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元继续贬值弊大于利。

于是，为了遏制美元继续贬值，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会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签署了“卢浮宫协议”。

本来美国是可以选择抬高本国利率来稳定美元汇率，但当时美国刚刚走出衰退，不愿意这么做，于是向西德和日本施压要求他们降息，以此抬高美元汇率。日本和西德的不同态度此时展示得淋漓尽致。西德央行展示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性，坚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强调国内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不能降息，最后选择了加息来抑制国内通胀；而日本对美国的要求言听计从，采取了降息的政策，长期维持了低利率，最后泡沫越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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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一书中，作者泷田洋一记录了卢浮宫协议谈判期间的一些细节：

“美国自身有义务维持美元的价值，这是卢浮宫协议中的阿克琉斯之踵。如果对这个义务穷追到底，那么整个自由汇率制度都站不住脚。

而在日方提出资产清偿（asset settlement）的相关问题时，美方回答的是“噢？日本的意思是要我们用阿拉斯加做担保吗？”拿出整个阿拉斯加做担保资产，这是美国人最大的幽默。

在这里，美国直截了当表达出“美国不能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承担义务”的意思。就这样，卢浮宫协议草草收场了，1987年3月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持续加速。

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老师认为，日本与西德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国在其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应警惕本币升值后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他表示，西德在处理汇率问题上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德允许马克汇率逐渐升值，并实行了浮动汇率制。而事实证明，实行浮动汇率制，最终并没有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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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版本德国马克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德马克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随着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到1960年代已经能够持续保持连年顺差。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西德货币当局将巨额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同时产生了巨额的马克投放。这逐渐在德国国内引起流动性泛滥，威胁到物价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工人薪资等也面临巨大的上涨压力。

西德国内就汇率改革展开了激烈争论，要求让马克同美元脱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73年3月，西德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德国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在持续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也开始了漫长的“主动渐进”升值过程。从1970年代的马克兑美元4：1，到1990年代逐渐升值到1.5：1，升值幅度达2.7倍。马克的大幅升值并没有给德国出口造成致命打击，贸易顺差依然连年扩大。

广场协议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关于日本奇怪的经济环境，曾经只有日本专家和学术型经济学家会研究，但如今却不再是这样。日本的经济问题似乎成为了全球性的样本。

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在一系列关于后泡沫时代日本经济之病的文章中写道：“日本的现状不可原谅、骇人听闻，简直是耻辱。”

而不久之后，美国和欧洲也遇到经济危机和停滞不前的问题，克鲁格曼的论调也随之发生逆转，开始将日本作为平稳度过经济风暴的典范。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曾经走过的弯路显然不能忽视。尽管在文化上中国和日本存在诸多差异，但二者经济体量相似，可以放在一起做国别比较。不过，我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误读了日本的教训，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失去的十年”，是因为“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大幅升值，最终酿成泡沫经济。

白川方明认为，泡沫形成的机制相当复杂，广场协议后日本开始长期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没有长期的货币宽松，日本如此大规模的泡沫也确实不会形成。

他认为，日本最大的错误在于，政府以“国际政策协调”的名义，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常账户盈余会因国内外周期性条件的差异而出现波动，但其基本趋势是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落差决定，这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特别是人口变化阶段。

在日本的80年代末是日本人口红利期，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时期，这意味着人们会为退休进行储蓄，这时经常账户盈余是最高的。日本为何要在日元升值同时降息？

白川表示，这是因为政府做出扩大内需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的承诺，日本央行就必须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而这也的确成为了现实。日本泡沫的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极为严重。白川还指出，从当时直到今天，决策者和学者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失衡的积聚有可能最终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在通胀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参考来源：

1. 戴维·皮林《日本：生存的艺术》

2. 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

3. 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

4. 白川方明《回顾1980年代日美贸易纠纷》

5. 金辉《余永定:警惕本币升值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风险》

6. 辜朝明《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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