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旧中国主权沦丧，统治腐朽，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为了救亡图存，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真理。在读书求知与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最终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
青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列强的欺凌，军阀的反动，社会的黑暗，使他痛感“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立志“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即从根本上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
毛泽东对民族危亡境地深表忧虑，他感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1915年5月，为抗议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人们将5月7日立为国耻纪念日。毛泽东愤然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对袁世凯卖国的极大愤慨，显露出勇担使命、雪耻救国的志向。毛泽东认为要救国，青年人要担负起责任，立大志向，探讨事关世界、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他号召大家共担责任，共同行动，彻底改造旧中国。
“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封建文化禁锢人民思想，阻碍社会进步。毛泽东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必须摧毁旧文化，宣传新思想，开启民众觉悟，“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毛泽东激烈揭露抨击并主张摧毁腐朽落后的旧文化，指出旧文化“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9年11月，长沙发生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事件，社会反响强烈。毛泽东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抨击腐朽的封建文化和黑暗的社会制度，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19年7月，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该报开宗明义：“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其创刊号共发表25篇杂文，其中22篇署名泽东。毛泽东不遗余力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文化，热情洋溢的宣传觉悟了的民众联合的力量，号召人民以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去冲破一切罗网。毛泽东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文化的活动，启发了民众觉悟，也推动他投身斗争实践，探寻救国之路。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根本改造社会，个人力量是薄弱的，必须联合同志，共同奋斗。青年毛泽东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奋发图强。
1915年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希望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朋友。启事发出后，得到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的响应。罗章龙还和毛泽东通信约见。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并主持会务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这是一群年青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的进步团体，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通过个人品行的培养，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学会成立后，毛泽东主张会员“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走出去锻炼本领，他发起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为此，1918年8月毛泽东抵达北京。1919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等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站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的前列，与彭璜等领导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开展斗争。12月，毛泽东等领导组织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发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次年6月驱张运动获得成功。
在参加和领导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初步积累了斗争经验，认识了民众的巨大力量。但他也看到，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未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救国救民必须有科学真理指引。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为了探寻真理，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新旧思潮相互激荡，他的思想在快速变化中。
1910年秋，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毛泽东考入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后，阅览了同盟会的《民立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政治主张。1911年他加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怀着浓厚兴趣讨论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此后，毛泽东还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接受过进化论和民主思想。这一时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泽东，“是自由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理念的大杂烩”。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各种主义主张处处碰壁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找到真正的科学真理进行指引。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趋广泛，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广泛接触学者，探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他参加北大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实地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在斗争实践中，他研究、比较和检验了各种主义学说。1920年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样，毛泽东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