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黄浦江畔迅速组建起一支金融纵队，坊间称之为“保险界十三太保”，于枪林弹雨的危局中开展战时保险业务，以特殊的职业奉献而效命疆场。“十三太保”中的保险精英，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爱国民主人士，有的是初出茅庐的有志青年，他们临危不惧，众志成城，用满腔热血谱写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金融史诗。
战局进入1939年，“孤岛”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日伪特务机关在上海无时无刻不制造恐怖事件，暗杀抗日进步人士。党组织从长期抗战的策略出发，开始有计划地安排转移在群众团体抗日救亡活动中抛头露面的党员。恰在此时，重庆方面为增强战时大后方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组织动员沿海厂矿企业大迁徙，史称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诸如章华毛纺织厂、大中华火柴公司、久大盐业公司等著名华商企业纷纷加入内迁建厂行列。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热水瓶（指炸弹）倒下”，市井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日寇为彻底摧垮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变本加厉开展经济封锁，空袭破坏频率愈发丧心病狂，一些大后方的重要街区、厂房机器设备等成为固定轰炸目标。工商企业主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不敢继续内迁和开工生产，一时间人心惶惶。
为此，适应特殊需要而开办的“战时运输兵险”“战时陆地兵险”被摆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流动的运输标的可以分散规避，固定的厂房仓库则被动挨炸无处躲藏，防不胜防，因风险概率超乎想象，外资保险公司均不愿接受分保。经过一番筹划，这个打破国际保险规则的“民族自主品牌”创新险种呱呱坠地，以转运期间的水陆运输兵险为限，分水路、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四种，专门承保对抗战及民生性命攸关的大后方工厂设备及战略物资。
“保护神”既定，谁当“急先锋”？开拔前线的精英团队的选聘工作，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的鼎立支持。经过两星期面试，13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允准，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程恩树、林震峰如愿入选，暂别申城转移到大后方工作。
让我们记住这13位保险业壮士的名字：程恩树、林震峰、张仲良、包玉刚、唐雄俊、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胡肇忠、沈尔元、徐曾渭、赵镇圭、童肇麟。
1939年10月，保险精英抱着“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搭乘当时唯一通航海外的怡和轮船公司之“裕生轮”，绕过日寇占领区，辗转香港、越南，历经艰辛，由滇越铁路抵昆明。经实地勘察认真研究，审慎核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即分派至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等城市，充当“金牌培训师”，负责为当地保险业务人员“授业解惑”。同年12月，“战时陆地兵险”在重庆首开先河，随之在大后方全面铺开。
申新四厂、申新五厂属著名的荣氏家族企业，由汉口内迁宝鸡，主要生产军用被服。1940年8月遭36架敌机轮番轰炸，1000多包棉花、70多台织布机等完全炸毁，车间、机房已成断瓦残垣，损失惨重。经保险部门实地勘察严格审验，立即理赔30多万元。由于赔付及时，工厂只停工了一星期，便快速恢复生产。
“战时运输兵险”“战时陆地兵险”的推出，颇具开创意义，营造出超越“保险”以外的社会稳定效应，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极大鼓舞了国人斗志。（黄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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