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所作所为为宦官和文官集团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朱瞻基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却被誉为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最有作为的帝王。朱瞻基与其父朱高炽在位仅仅短短十一年，却被史学家们称为“功绩堪比文景”，史称“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的一系列改革虽然使得明朝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但有些改革同样给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隐患，尤其是军事层面的收缩，更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隐患之一：设“内书堂”教授宦官识字，为宦官崛起埋下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在建国之初曾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需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等等。然而，不许宦官识字这条却在明宣宗时期被打破。

明宣宗朱瞻基为了保障宦官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并成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交流的桥梁，因而在宣德元年（1426年）于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

朱瞻基

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学有所成，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后来，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掌印太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明宣宗朱瞻基时，他尚且能够将宦官置于控制之内，然而一旦皇帝怠政，宦官便能迅速通过“批红之权”来干涉朝政，并利用与外廷之间的桥梁作用，对外廷形成压制。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隐患之二：内阁权力的不断加大，文官崛起速度加快

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由于皇帝平时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于是明成祖时期开始设立内阁制度，不过早期的内阁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供参考，也就是说只有建议权，而决策权仍然在皇帝手中，执行权则在六部，然而这一情况在仁宣年间开始改变。

杨士奇

仁宗时期，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

同时，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

于是，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

土木堡之变形势图

与此同时，前朝的临时职位“巡抚”在宣宗使其开始出现得极为频繁，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职位的制度化，同时巡抚通常还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于是“总督”这个职位的雏形也开始出现，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

隐患之三：战略收缩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隐患

历经朱棣的五次北伐，使得仁宣两朝北部边境较为平静，再加上永乐年间多次对外用兵，使得国力遭受了一定损耗，因此仁宣年间明朝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尤其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年间体现的极为明显。

蒙古方面，遭受到明成祖朱棣打击的鞑靼就此一蹶不振（五次北伐四次针对鞑靼），却没想到瓦剌竟然趁机崛起，而在瓦剌打击下的鞑靼不断被迫东迁，结果又遭受了兀良哈惕各卫的抵触。迫于形势的鞑靼太师阿鲁台被迫与明廷修好，然而明朝的战略收缩使得虚弱的阿鲁台并未获得多少帮助，结果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阿鲁台被瓦剌击杀，瓦剌已经成为了草原新的统治者。

战略收缩导致明朝经略辽东最终走向失败

明宣宗的战略收缩，使得瓦剌趁机得以崛起，为此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他的主动撤兵安南，最终也使得明朝彻底丧失了对安南的统治。

此外，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则从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南迁，明宣宗北巡期间便曾率兵三千与朵颜三卫交手，然而经过长期斗争，朵颜三卫还是占据了大宁地区，并在正统初年便已经驻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

而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宣德五年（1430年）时，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结果，最终的结果证明这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明朝对辽东的管理本就不强，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陷入被动，并彻底经营辽东失败，不仅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