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梦
就在袁隆平摸索着通过基因来培育良种时，一场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降临了。
从接下来的事实看，他的命运，或者说他的人生，就是在这场饥荒中决定了方向。
湘西自古就是穷乡僻壤，年年岁岁闹春荒，挨饿多了，也能饿出经验，只要熬过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等到下一茬稻子收割了，那饥荒就能缓解了。
但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这一场春荒非同寻常，好不容易熬到入夏，饥荒不但没有缓解，反倒越来越严重，连安江农校的大食堂也无米下锅了，只得给学生放了长假。
学生放了假，老师还得吃饭，为了解决老师的饥荒，学校便把试验田分给每位老师，让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袁隆平也分了一小块田。
从前的科技试验田，就这样变成了养命的土地，为了尽快填饱肚子，老师们也管不得是稻子还是麦子了，什么长得快就种什么。
袁隆平种的萝卜，是长得最快的东西了，可还没等到萝卜长大，他就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急不可耐地把萝卜给拔了。
才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饿得连拔萝卜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原本就瘦，现在都不成人样了，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但再饿，他也从不吃独食，几个萝卜下锅了——清水煮萝卜，他还邀了几个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年轻老师一起来打牙祭。
“一斤萝卜四两参”，俗话虽然这么说，但其实哪有那么高的营养。
以萝卜当饭，肚子不饱，气饱，感觉总是气胀，反胃，冒酸水，不停地打嗝。
但只要能填饱肚子，哪管得了那么多。
很快，田里的萝卜就吃光了。
萝卜就是再肯长，要等到下一茬萝卜出来，也要两个多月。
别说两个月，一餐吃不饱也饿得慌啊。
人是铁，饭是钢，哪怕你是一个铁打的汉子，饿你三天，连走路都连连打晃了。
袁隆平原本是一年四季都要下水游泳的，哪怕在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日子，他每天也在沅江里游来游去，可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他哪还有气力游泳，连走路都上气不接下气。
为了能节省点体能，他只能有气无力地歪在床头，望着悬在墙壁上的那把小提琴长久地发呆，也不是发呆，连脑子都没力气转动了。
那小提琴上已结满了蛛网，他已有好长时间没有拉过了，他连拂去蛛网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只手颤抖着挨近它，一抖，手又无力地滑下来。
他瞪着那把小提琴，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如果这小提琴可以吃，也早已被它饥饿的主人吃掉了。
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在中央文件中，还第一次写下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样朴素而实在的话语。
最朴实的道理，往往就是最大的真理。
对于吃饭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予以最高的强调。
随后，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各地各级领导机关的大批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走村串户下农田。
袁隆平也带着一批学生走进了雪峰山麓的一个山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那时候的形势虽说有所好转，但还是吃不饱。
当袁隆平拖着半饥半饱的身体在村里缓缓走动时，只见一根根多杈的树枝刺向天空，几乎看不见树叶，一路上遇到的都是一脸菜青色的老乡，一看就知道，那是吃多了树叶和野菜。
路边上，有些老乡还在啃食从泥土里扒出来的树根。
山上的树木伤痕累累，那是被饥不择食的山民啃过的。
这些老乡见了袁隆平很热情，张口第一句话就是问：“吃了吗？”这是中国人打招呼的习惯方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一见面，关心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吃了吗。
但即便你饥肠辘辘，那些热情好客的老乡也没法招待你吃一顿饭，他们自己也在忍饥挨饿。
那段日子，师生们也只能和老乡们一起吃大锅饭。
那是一口大得惊人的铁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油在锅里涂抹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秆、菜帮子煮成一锅糊糊，老乡们就叫它“糊涂”——看上去真是一塌糊涂。
为了把一碗水端平，让每个人碗里的干稀黏稠差不多，还要用长把勺子使劲儿地搅动，在锅里搅成一个漩涡，那乱糟糟的食物在呼呼呼的旋转中，散发出复杂的酸腐味道。
但没有一个人觉得刺鼻，每个人都贪婪地把那气味往肺腑里吸。
开饭时，锅边围满了人，一个个狼吞虎咽，仿佛在吃最后的晚餐。
大伙儿都饿怕了，生怕吃了这一顿就没有下一顿了，这东西总比吃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强吧。
这东西能糊糊涂涂地填饱肚子，但没什么营养，吃下去之后肚子撑得鼓鼓的，那复杂的酸腐味道又从嘴里散发出来。
为了补充一点营养，饥饿的老师也时常带着那些饥饿的学生爬到山上去，用尖嘴的锄头挖掘岩缝里的葛藤、蕨根，然后用柴火烤熟了吃。
这东西多少还含有一点儿淀粉，吃起来还有一点儿粮食的味道。
袁隆平一边吃，还一边给他的学生上课：“制造淀粉是植物贮存能量的一种方式，淀粉可以看作葡萄糖的高聚体。
”但这东西吃下去后也没有给身体增加什么能量，没有能量就没有热量，过不了一会儿，浑身又开始冒冷汗。
啥叫饥寒交迫，这是袁隆平用生命体验过的：越是饥饿，越是寒冷；越是寒冷，又越是饥饿。
饥饿的冬天是漫长难熬的，好在大山里缺衣少食但不缺柴火。
每晚睡觉前，大伙儿都要围着火堆先把身体慢慢烤热了，再钻进被窝里面去，但烤热的身体在饥饿的状态下，很快又浑身冰凉了。
那三年度日如年的饥荒岁月，让袁隆平一辈子痛心疾首，他说：“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连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远离饥饿，这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天职。
后来，每次有人向袁隆平提出这样的问题：您为什么要选择学农？为什么要搞杂交水稻？袁隆平总是苦笑着摇头，这样的问题还用回答吗？这是一个根本就不用问，甚至根本就不用想的问题。
但那时候，袁隆平还没有想到要搞杂交水稻。
他下乡的任务，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搞出一种粮食作物，让老百姓能赶快填饱肚子，度过饥荒。
袁隆平第一个就想到了红薯，红薯是生长快、产量高的作物，连红薯叶、红薯藤也可以吃。
他在路上就打定了主意，一到村里就开始搞红薯高产试验，饿着肚子没日没夜地干，这是在跟饥饿赛跑。
也就两三个月吧，一茬红薯就成熟了，这回，他又种出了大得惊人的红薯，最大的一个竟然二十斤！那山村里的老乡一个个都惊得张大了嘴巴，袁老师种出来的红薯比南瓜还大啊！老乡们也特别感谢袁隆平，他种出来的那一茬红薯救了很多老乡的命啊。
红薯确实可以救命，但只是饥荒岁月中用来果腹的杂粮。
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红薯从来都不是主粮。
在人们饿得吃树皮、吃观音土的岁月，红薯能填饱肚子，缓解饥荒，一旦度过了饥荒，红薯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搭头了，一般都是掺杂在主粮里食用。
老乡们说，一天三顿大米饭，一辈子吃不厌，但一天三顿大红薯，没有谁受得了。
农民说话粗，如“一斤山芋两斤屎”“无米再来煮番薯”，说的就是红薯可以充饥果腹，但是不能长久地当饭吃。
袁隆平住在生产队长老向家里。
老向原本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那几年闹饥荒，他也饿得慌，瘦得一身皮包骨头，连皮肤下的青筋都能看见。
可他那一身骨架子还在，他还是显得那么沉着。
袁隆平发现农民中也有很有思想的人，老向就算得上一个。
就在袁隆平埋头搞红薯高产栽培试验时，这位勤劳能干的生产队长，比袁隆平看得还远，正一心寻思着如何多打点口粮。
在南方农民心中，只有大米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口粮。
他跟袁隆平掏心窝子说，只要再不穷折腾了，让农民能够踏踏实实种田了，他就能带着村里人把一茬稻子种下去，不到半年，一茬稻子就能开镰收割了，一村老少就能吃上大米饭了。
早春季节，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老向一大早就披上蓑衣出了门。
袁隆平看着那个披风伴雨的背影，好生奇怪，这风雨天又不能下田干活，老向这是去干吗呢？他站在门口朝外看，在狂风暴雨中，远远看见一个顽强的身影，弯着腰，顶着风，高一脚低一脚地跋涉着。
那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也不知通向哪里，而那个身影转过一道山坳，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袁隆平一上午都在为老向担心着。
他知道这风雨泥泞的山道有多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
到中午时，老向一身水一身泥地回来了。
他把蓑衣脱下后，袁隆平一眼就看见他紧紧地捂着一包东西，揣在怀里，就像揣着一个秘密似的。
看老向那一脸的兴奋和神秘，袁隆平越发感到奇怪了。
老向把蓑衣包裹着的那一团东西放在饭桌上，一层一层地打开了，竟然是一包稻子。
那一颗颗黄灿灿的稻子十分饱满，摸在手里还是温热的。
袁隆平好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么饱满的稻子了，眼里顿时闪烁出惊喜的光芒。
老向压低声音说：“袁老师啊，这是种子，是我从外村换回来的，那里有一片高坡敞阳田，稻子长得特别好。
你看这谷子多结实，我估计一亩能打四百斤！”水稻亩产四百斤，在当年已经是了不得的收成了。
这个产量，哪怕是估计，也让老向喜形于色。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丰收的景象，一边用那粗糙的大手兴奋地揉搓着刚换回来的种子，一边感叹：“种庄稼第一就要种子好，老话说，施肥不如勤换种啊！”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仿佛打开了心里的一个暗设机关。
一个农民也许不懂什么无性繁殖、有性繁殖，更不懂遗传基因、染色体，但他知道一粒种子有多么重要，这让袁隆平意识到了农民的紧迫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老向知道袁隆平在大学里学的、在农校里教的就是育种，他眼巴巴地看着袁隆平，恳切地说：“袁老师，你是搞育种的，要是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种一亩田就相当于种了两亩，那该多好啊！”袁隆平心里又是怦然一动，这话落在他心坎上了，他一辈子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
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让他此前还有些茫然的目标，一下变得如此清晰，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应该干什么了。
说也奇怪，就在那天晚上，袁隆平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这个梦他后来跟很多人讲过：“我在年轻时做过一个好梦，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本文节选自《追逐太阳的人》，作者陈启文，河南文艺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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