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仇鹿鸣评《大分流》

中国与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

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而一度领先的亚洲经济却与“经济崛起”失之交臂？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二十年前在其经典力作《大分流》一书中探讨的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今日看来，仍未过时。

历史学者仇鹿鸣十多年前撰评《大分流》，梳理了围绕着这本著作的核心问题及引发的争议。理想国取得授权，分享给感兴趣的读者朋友。

《大分流》与左和右

仇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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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与《大分流》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及其性质的研究可谓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其研究的关怀与温度虽随着政治风浪几经起伏，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关注。从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到建国以来的史学界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停滞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斯密陷阱、内卷化等种种论争，江南一直是话题中的主角。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江南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少见的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尽管建国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大陆与海外学界的联系是相互隔绝的，双方的学术立场与文化关怀迥异（大陆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自不必说，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一脉转入台湾，日本对于江南经济的研究始于战前，但战后则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及对亚洲停滞论的批判，美国汉学自身的学术取径六十年来凡数变，其最初对江南的兴趣可能既有受到全汉昇、何炳棣等华裔学者推动影响的一面，另也有在现代化理论架构下讨论中国近代转型问题学术关怀于其中），但这种对于明清江南不约而同的关注，无疑是着眼于其时段的特殊性，关怀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

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大约也是存在于很多学者心中的大哉问（所不同的只是提问的方式与使用的术语，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其只关注历史事实，而不愿意涉及背后的关怀与论争，但须知如果江南不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段，而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话——如秦汉时代的关中——根本不可能引起如此世界性的关注），驱使他们进入明清江南的世界。

美国学者彭慕兰（K.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则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与以往颇为不同的答案，因此一经出版就在国际汉学界和大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陆史学界最为权威的《历史研究》杂志不但发表专文对此书进行介绍，并以很大的篇幅刊载了黄宗智对此书的批评与彭慕兰对此的反批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也很快的速度推出了此书的中译本，《大分流》一书大概是继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之后又一部在国内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西方汉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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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其人在此之前并不太为大陆学界所熟知，但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近年来在美国汉学界有异军突起之势，有美国汉学界的“尔湾学派”或“加州学派”之称。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王国斌 (Wong，R.B.) ，及与该学派观点相近的贡德·弗兰克 (G.,Frank) 已为中国学界所熟悉，此二人的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分流》与《转变中国》、《白银资本》两书一起构成了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和大陆学界重新检讨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东、西方经济在此阶段互相比较的重要学术资源，引起了一股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和重新评价东方在16-18世纪的经济成就的思潮。其引入的比较史学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我们提问的角度，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转向为什么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

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与《白银资本》、《转变的中国》一样都通过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视野来考察东、西方经济的分流（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彭慕兰早年曾攻读欧洲史，后来才转向中国史研究，所以他对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兴起和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当熟悉，《大分流》一书主要通过对西方学界有关16-18世纪世界经济史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图像：在1750-1800年这一阶段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最为发达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使西欧分流了出去，西欧经济也将走入与江南经济相似的“内卷化”轨道。

彭慕兰201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

彭慕兰的研究是建立对大量现有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彭慕兰本人对西方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熟悉，这从他书后所附有的长达近50页的参考文献可以窥见一斑。

《大分流》以中国和欧洲作为互相比较的单位，作者强调进行东西方比较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而江南在18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

全书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对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进行了比较；其次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状况，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

得到的结论是：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作者同时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

在第二部分作者对奢侈品的消费和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与其把16-18世纪其他先进经济看作“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倒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可能更为合理。作者同时强调一般认为体现西方优势的一些制度，如股份制公司，在此阶段并没有在商业竞争上的优势，欧洲人在没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在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

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比较了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指出在当时的中国与欧洲都出现由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欧洲经济也将和中国经济一样陷入“内卷化”。然后作者讨论了是什么因素使欧洲摆脱了这样的命运走上了分流的道路，作者认为英国蕴藏的大量的易开采的煤提供了工业化的能源，而英国煤矿含水量高的特性，抽干煤矿中的水的需要使得蒸汽机有了用武之地。

瓦特蒸汽机，Nicolás Pérez摄

而北美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糖、木材和棉花等原材料，是英国摆脱了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压力，这些原材料也成为原始工业化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助推剂，因为英国本身不可能出产足够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而新大陆所提供的白银使西欧具有了足够的购买力来获取非洲的奴隶和亚洲的奢侈品，前者为北美种植园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后者推动了“勤俭革命”的发生。作者认为在解释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成为新的世纪经济中心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

02

《大分流》及其争议

彭慕兰的观点一经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以及20世纪70年代挑战波斯坦“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声名鹊起，现任该校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的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还有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史学者艾仁民 （ChristopherIsett） 等几位最具代表性。

其中以提出“内卷化”概念而闻名黄宗智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文章对彭慕兰书中的计算方法提出了全面的批评，黄宗智认为彭慕兰没有很好地理解内卷这一概念，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之间的重要区别。

黄宗智认为从种植业的品种上看，中国是单一种植业，英国事种植业与畜牧业并行，英国的农场式的畜牧业经营具有更高的资本化程度，并为英国人提供更高的营养成分；中国江南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英国，每亩田地投入的单位劳动力更多，劳动密集化程度远高于英国，其造成的劳动报酬的边际效应递减程度十分明显，中国早在18世纪以前就陷入了的内卷化的进程之中。

[明]仇英《南都繁会图》

面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在 《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 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一文进行了全面的反批评。 彭慕兰认为黄宗智所采取的统计方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认为黄宗智忽略了产品价值、土地和资本的生产份额及成人和儿童劳动力的差别，将地租多次计算，将儿童劳动力与成人劳动力等同，从而导致了对劳动密集度的理解存在偏差。 同时他认为黄宗智过高估计了英国的人均消费品数量，对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估计过高。

彭慕兰与黄宗智的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不如说是如何来界定当时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两人都承认江南经济的高度发展，同时也认为江南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江南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走向死胡同，尽管两人在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开始内卷化的时间上存在分歧。

但两人对如何理解当时西欧的发展水平，西欧经济是否也和江南经济走在同一道路上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如何评价西欧经济的发展方面，曾经攻读过欧洲史的彭慕兰似乎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熟悉，运用得更为熟练。

同样《大分流》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对《大分流》的讨论不仅仅是停留在学理层面，《大分流》以及之前的《白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的一个延续。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尽管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其背后的关注点依然是这个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新左派和自由派都有着自己的言说，而无论是《白银资本》还是《大分流》都将西方的优势归结为偶然的因素，这是立论于西方现代化成功来源于其制度优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无法接受的，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秦晖曾以《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为题对《白银资本》进行了带有很强情绪的批评，同样在谈及《大分流》时也是非常的反感：

《大分流》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屠杀》是英文书，学术观点与《白银资本》差不多，都是加利福利亚学派的著作，论点都是说西方的制度没有任何好的，而不发达国家则都是好的，第三世界所以落后是因为西方抢夺造成，与制度并无关系。这些论点实在很荒唐，但是在国内却有人支持这种论点，这就更荒谬。

与之相反，新左派对此书却是大加赞扬，崔之元曾发表《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学者对一本讨论现代化发生原因的书给予如此大的关注，不仅是在于学理的上的反思与追求，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自己的现实关怀寄予其中。尽管传统史家都愿意标榜历史是一门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但谁也完全避免在研究中投入自己的感情因素，更何况所谓对于客观确定性的追求大约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但如《大分流》这种对阵双方都抱有各自情节与关怀的争辩，无疑更增加了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难度。

03

《大分流》与中国研究范式的转换

对于一名历史研究者而言，《大分流》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方法论上的启示。《大分流》以及之前的《白银资本》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西方汉学在研究范式上的一种转化，和西方学界一些新的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

以费正清为代表这一辈西方汉学家其问题意识的中心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些学者对中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一些著作，如《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的现代化》、《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其着眼点在于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没有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理论的预设是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弃儿，是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需要加以研究的对象。其研究问题的内在理路是用线性历史观进行思考的产物，即现代化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任何偏离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都是不正常的。

而在彭慕兰的研究中，问题意识颠倒了过来，“为什么英国没有变成江南，为什么西欧没有最终走上内卷化的道路，而分流了出去”，从而摆脱了线性历史观的纠缠，开始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论预设是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在世界范围内毕竟只有西欧的少数国家产生了突破，发展了资本主义，在这个视野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无疑更会产生很多新的思考，使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彭慕兰的《大分流》如果说在具体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但他的思路和视野无疑是将现有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大分流》及其一些相关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西方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化，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由“中国特殊论”转向“西方特殊论”，这种学术理路的转换，不仅意味着长期统治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论”的日趋没落，更意味着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西方汉学界学术范式的转换不但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地将研究推向深入具有启示作用，更要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近几年来东、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翻译事业的日益发达，我们对于西方汉学研究成果认知逐步增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新研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近几年在国内学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几部作品，如何伟亚《怀柔远人》、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及彭慕兰《大分流》都西方汉学的近著，体现了西方汉学现阶段的一些研究趋向，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的挑战。

这样一种影响在《大分流》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彭慕兰本人并不认同“全盘放弃文化间的交互比较，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或许是不可知性——使其甚至无法触及历史（及当代生活）中的很多最为重要的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但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与未完成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现代主义提供给史学的更多的是一种视野而不是方法，彭慕兰揭示出西欧的分流是出于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人类社会中一次意外地分流，这样视野应该说带有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考问题方式的烙印。

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说挑战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于语言的不确定性的强调，使建立在文字记录之上的历史学的学科地位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发生了动摇；说机遇是由于后现代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历史更为宽阔的视野，正如后现代史学所强调的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历史的断裂，历史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历史是被建构而成的这一系列的特点。

就以彭慕兰所讨论的问题为例，西方无疑直至现在依然是这场分流的受益者和胜利者，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其在对这段历史的建构过程无疑具有支配性的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时更加注意解构这种强势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分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如何更好的解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式与视野。

《大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