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吴孟超！他曾先后递交19次入党申请书…

缅怀吴孟超院士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吴孟超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1956年入党。他治病救人78载，九旬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前，97岁高龄时才退休。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孟超是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宣部树立的全国重大典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英模。回顾吴老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当做祖国的战士、人民的医生，他曾说：“只要党、国家和人民需要我，我随时可以战斗！”

今天，让我们一起，

缅怀这位大国医者。

1922年8月，吴孟超出生于福建农村人家。5岁时，他跟随母亲到马来西亚，在当地定居数年。

吴孟超就读的初中是华侨创办的。那时的校长是国内来的，经常给学生讲国内形势。按当地习俗，初中毕业时，校方和家长要出资给毕业生聚餐。作为班长的吴孟超在收齐班费后，向同学们提议，将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奋战的战士。建议一提出，立刻获得全班同学的大力支持。

于是，这一笔来自海外华侨的抗日捐款，通过爱国人士陈嘉庚被送往延安。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朱德等名义发来的感谢电。

从那时起，吴孟超的内心就开始沸腾了。“是党让人民看到中国的希望，是毛泽东和朱德为我们捐钱给延安的事专门回信，坚定了我为党奋斗终生的决心。”他曾这样回忆说。

1940年，18岁的吴孟超回国，他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医学系，并师从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在裘教授的教诲中，吴孟超不光在医术上日益见长，在医德上也沿承了恩师的遗风。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倒在手术台上。”——这句话吴孟超说了很多年。从1963年首次突破“中肝叶”手术禁区后，吴孟超一直坚持做手术，直到2018年他96岁高龄时才告别手术台。在无影灯下，吴孟超握紧16000多名肝胆患者的手，带领他们走向重生。

△因为长时间的手术，吴孟超的手指脚趾都已变形

在吴孟超看来，“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冬天查房，他会先把听诊器焐热；做完检查，他会帮病人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把鞋子放好；每个大年初一，他会握住每位住院病人的手道一声：“新年好！”

1949年解放后，由于归国华侨背景，吴孟超先后递交了19次入党申请书，1956年终于如愿入党。从此，不论遇到什么挫折，他对党的信仰都没有丝毫动摇。

吴孟超在自己的院士退休仪式上曾动情地说：“现在看来，回国、学医、参军、入党，这四条路的正确选择才让我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庆幸自己的选择，也永远感激党和国家，感谢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的教育培养。”

前不久，吴孟超曾讲述了自己的入党故事，登载于《解放日报》头版。小编在这里刊出全文，与大家共同聆听国士心声——

《远渡重洋，一片丹心许党报国》

我的左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员徽章——这份忠诚，源于我少年时的红色记忆。

1922年8月31日，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白樟乡一户贫苦农家。3岁时，父亲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前往马来西亚谋生。5岁时，我跟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诗巫，投靠在那里靠割橡胶谋生的父亲。

上午割胶、做家务，下午去学校念书，靠着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我小学毕业后考入当地由华侨创立的光华初级中学。

光华中学的校名由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寓意“光耀中华”。时任校长程立军是位爱国华侨，办学很有方法。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禁止马来西亚学校教授中国历史，但程立军总是想方设法，为学生讲述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魂，灌注到我们这些漂泊海外的游子心中。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当时，著名侨界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八路军、延安、毛泽东、朱德……一些以前从未听过的名词和人物，开始频繁闯入我的脑海。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抗战信息，和同学们组织演讲会、报告会、义演队等，为抗日募捐。

1939年夏，我即将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需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当把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我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这个建议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这笔抗日捐款，通过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谁也没想到，不久后，我们收到了一封署名“朱德、毛泽东”的感谢电。这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在我年少的心里烙上了红色的印记——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

1940年，我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马来西亚，与其他5位同学一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我们乘坐的轮船，经新加坡，二十几天后，抵达回国必经的交通要地——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在那里，我们匆忙赶往海关办理签证。排了大半天的队，当我终于拿起前面一位白人刚用过的笔，也准备在登记表上签字时，却被一名法国警察拦住了。这位殖民者用傲慢的口气说：“黄种人不能签字，只能按手印！”国弱受欺的强烈屈辱，深深刻在我心中。当抗争无效只能按手印才能签证通关后，我暗暗告诫自己：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认识真正的黄种人！

历时近一个月，我们终于从云南入境回到祖国怀抱。刚回国，我就准备直奔延安。在昆明简单安顿后，我四处打听去延安的路，才得知通往延安的路早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这时，我身上的盘缠也很快花光了。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留在昆明走“读书救国”之路。

1940年底，我进入位于昆明郊区的同济大学附中求学。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马来西亚家中的联系中断了，再也没能获得父母的接济，只能靠着上街卖报、帮人誊抄资料等挣来的劳务费，勉强维持生计与学业，但求学的发奋与劲头更足了。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灭我心中的信仰之火。感受着民族的深重苦难，目睹着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这个民族于危亡。

1943年高中毕业时，抱着“行医救国”的朴素想法，我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接下来几年，跟随着不断迁移的学校辗转于云南、四川和上海。这期间，我相继经历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上海解放……也由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习医生。

1949年初夏，解放上海的炮声像春雷一样震撼着浦江两岸，更让当时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的我激动万分。我无时无刻不在盼着解放军赶紧打进上海。

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5月27日清晨，正在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我，打开宿舍临街窗户，惊喜地看到马路边一排排解放军战士和衣而睡。我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萌发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的强烈愿望。

1949年8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海军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我第一时间报名，经过考核，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万物复苏、蓬勃向上的氛围，让我心中信仰的火苗越燃越旺。到医学院上班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然而，由于归侨身份，我的第一次入党申请并未获批。不过，我对此毫不气馁，而是以一封接着一封的入党申请书，向组织汇报思想。此后7年时间，我连续递交了19封入党申请书，也在一笔一画间不断深化自己对党的认识、对组织的无限向往和忠诚。

1956年春天，根据新政策，我终于通过了入党审查。3月28日，我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在党旗前，我光荣地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不论遇到什么挫折，我对党的信仰从没有丝毫动摇。同年6月12日，我又正式参军，被授予大尉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军医，随后又成了一名主治医生。

入党时，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诺言；宣了誓，就要为党分忧解难。在信仰的指引下，1959年我带领“三人小组”提出了肝脏的“五叶四段”理论，第二年，主刀完成我院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1963年，我率先突破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世界第一台中肝叶肝癌的切除手术，之后还相继开创并提出了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术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临床技术体系，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就这样，我和团队一步一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直至97岁时，我仍坚持每周做两三台手术，挽救了近1.6万名肝癌患者的生命……

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当年的四个选择：

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

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

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

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斯人已去

缅怀致敬

资料：红色之声

编辑丨俞萝寅

责编丨陈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