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就中国社会的案例,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大多数人的答案肯定是袁隆平。
袁隆平院士当然了不起。
他所研究育种的杂交水稻,将亩产从300公斤提到到900公斤,实现了科学育种上的突破,为人们所赞誉。
袁隆平院士最突出的科研贡献,更早可以体现在1966年他所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他在文中指出:
「要想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先必须解决大量生产杂种的制种技术, 从晚近作物杂种优势育种的研究趋势和实际成果来看, 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首推利用雄性不孕性。」
袁隆平院士1966年发表于中文版《科学通报》上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雄性不孕性指明了三系水稻杂交的可行性,为后来育种杂交水稻做出了科学贡献。
技术诚然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手段。
但是,真正让中国人开始吃饱肚子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改变。
还记得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死签下「生死状」,以家庭(农户)为单位,承包村里的田地。
1978年,小岗村农民签下的生死状与按下的手印。
图片来源:China Daily
按照规定,他们上缴一定比例的税给国家和集体,剩余的生产所得归自己所有。
结果呢?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小岗村获得粮食大丰收。全村的粮食产量达到7万公斤,是过去五年的总和;人均收入更是从22元上升到400元,一年之间,涨了近20倍。
这个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道理,未必人人都能体会。
农民还是同一批农民,只是因为农民的权利发生了改变,产出结果就发生了天壤之别。
提高粮食产量的因素,固然有技术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尤其是能激励个人的私人产权的制度。
原因很简单。
人是主动资产,而且人天生有惰性。
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人干多干少一个样时,人这种主动资产就会趋于关闭主动能力,偷懒、搭便车行为,随之而来。
小岗村农民的实践,便证明了这个道理。
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图片来源:《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课题组,2015年
上表为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调查,可见,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对粮食产量有不同的影响。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民公社化制度对粮食的产量影响为负。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按照生产队的安排进行集体劳动,生产所得也归生产队所有。
而劳动成果,则实行平均主义,统一分配。
在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所得都不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农民自然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不如随波逐流,吃大锅饭。
当大锅饭吃久了,没有人愿意生产时,所有人都会吃不饱饭。
相反,当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农民能获得部分生产所得,产权安排对粮食产量便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尊重个体的私人产权,让人能保有劳动成果的全部或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最基本的奥秘。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在1977年所写的经典论文《奴隶制的经济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的注释中,曾提到一个聪明的奴隶主与聪明的奴隶的故事。
美国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关于产权问题的讨论,可以阅读他所著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在西印度群岛,一位奴隶主认为,他那聪明的奴隶理应每年挣150美元,但他实际上却只挣了18美元,而奴隶主却需要为这位奴隶花费45美元的医疗费用。
的确,奴隶挣了钱又没有地方花,那他为啥要多干活呢?
为了提高奴隶的生产积极性,奴隶主便告诉奴隶,只要他每年挣到400美元(远比150美元要高),超出的部分就归奴隶所有。只要攒到足够的钱,奴隶主就会让奴隶自己赎身,还他自由,让他到费城和兄弟团聚。
结果,这个聪明的奴隶在烟草公司完成超额工作,最终攒到足够的钱,为自己赎身。
由此可见,只要改变产权的安排,结果立马就大不一样。
也正因如此,当人们能为自己劳动并享受成果时,人类社会便不会有饥荒。
因为,只要某个地方出现粮食短缺,商人出于牟利,积极性就会马上调动起来,在粮食丰裕的地方低价购买,转运到粮食短缺的地方,以相对更高的价格售卖,在赚取利益的同时,解决地方的粮食需求。
而且,就算由于商人高价出售,短期内仍有部分人买不起粮食。但是在利润的驱使下,会有更多的商人转运粮食到需求旺盛的地方。当这样的商人越来越多,粮食供给也越来越多,粮食价格就会降下来。
在市场的自由运作与财富的激励之下,饥荒问题就会自发被抹平。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一日三餐,能享受到花样美食,都得利于那些觉察到市场短缺机会的商人,他们闻风而至,从别处将食物运送过来。
即便在一个社会,人口增长太快,导致粮食供给跟不上,但在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之下,商人便有动力会开发短期替代产品,并且同时投资能带来更快粮食增长的技术。
在一段时间之内,商人会再度让粮食供给跟上粮食需求。
这些商人,并不是在做慈善,但他们为什么会对市场短缺这么敏锐?会及时跟上人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干活。
所以,只要有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人类社会就几乎不可能闹饥荒。
工业革命之后,通常而言,一个国家会闹饥荒,不是因为技术出了问题,而是产权制度以及市场出问题了。
技术能帮助粮食增产,但并不意味着饥荒必然减少。
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大饥荒反而发生在粮食丰收时期,比如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饥荒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粮食短缺,而是人的交换权利恶化。
1943年,加尔各答街头饱受饥荒之苦的家庭。
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个权利,本质上就是私有产权。
在个体私有产权受到侵害的社会,饥荒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
比如苏联(包括苏俄)的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1921-1922年大饥荒。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民被迫交出所有余粮和部分口粮。
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卖力干活,生产的粮食只会被征粮队征收,自己无法留下来,他们便不愿意多种粮食。
最后,在1921年,苏俄爆发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人间惨剧。
据学者估计,这次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范围在100万人-500万人。
此后,苏联转向施行新经济政策,农业得以暂时复苏。
第二次,1932-1933年大饥荒。
苏联开始「一五计划」,强制农业集体化,以配合工业化的需求。
农民不仅要上缴生产工具和土地,还必须交出国家规定的粮食,否则以刑事罪论处。
苏联治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再次遭到打击。
1932年,苏联发生了比前一次更加严重的大饥荒。由于苏联当局一直对此保密,严禁人们谈论大饥荒,具体死亡人数未知。按照估算,死亡人数从300万到800多万不等。
第三次,1946-1947年大饥荒。
二战结束后,苏联在战争中的伤亡导致劳动力急剧下降,而复员军人在战后无心参与生产,苏联又过度征收农民粮食,加上过度开发引发干旱等因素,使苏联遭遇粮食危机。
这次饥荒的死亡规模虽不及前两次,但饥荒之下,再小的悲剧也是悲剧。
一旦缺乏自由市场,纵使农业技术再好,粮食再丰收,也有可能面临饥荒。
而那些至今上演着饥荒的国家中,索马里、叙利亚,包括此前的委内瑞拉危机......都缺乏自由市场。
在这些国家,政治动荡、腐败横行,缺少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不仅无法在制度上保障产权和自由市场,反而恶化个人权利。
既然产权的破坏和不自由的市场是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那人类应如何免于饥荒呢?
按照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政府在制度上可以做到两件事:
(1)保护私人产权,让个体能利用自己的禀赋获取收入;
(2)保护自由市场,让个体能进行自由交易;
有了自由市场,人类才能逐步消灭饥荒问题。
技术进步诚然重要,制度的力量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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