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末，继续来讲瑞典工会的故事。上次说到萨尔特舍巴登协议确定了集体工资谈判的协议（丁刚：谁来为工人维权——瑞典工会的故事 上）这一期接着说说工资。
去年3月，当新冠疫情开始袭击瑞典后，瑞典各行业的工会就与雇主协会、政府的代表开始了协商，以共度危机。比如，最早受到影响的瑞典酒店和餐饮业工会就与雇主协会和政府签署了一项特别协议，确定短期裁员时间由公司来确定，最长可达6个月。这部分雇员的失业金由政府来发放，大约是原工资的90%。
在工资调整方面，他们达成了以下分配方案：工作量每减少20%，工资就减少4%；工作量减少40%，工资减少6%；工作量减少60%，工资减少7.5%。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集体谈判工资体制的作用。
以研究工会问题著称的美国学者弗里曼曾经说过，“工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工资从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抽出来，使之不要由竞争的市场决定……工资并非成本的一部分。人要生存，生存权怎么可以成为成本去竞争，而被一直缩减至无法生存呢？”这段话可以用来解释瑞典模式中集体工资谈判所依据的基本理念。
很多人以为有了足够的工资，工人养家糊口就有了基本保证，其实这只是看到了工资的基本功能。除此之外，工资还有很多同样重要的作用。
在瑞典总工会看来，工资是一种分配，它既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分配，又是不同行业雇员之间的分配，而各行各业的分配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分配体系。所以，可靠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不仅意味着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工资在这里已经走出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它既是成本的一部分，又不是成本的一部分。说到底，它与一个多世纪前瑞典工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目标密切相关，那个目标就是生存权。
工会的力量强大了，人们也会有一种担心：工会会不会借此而在谈判中漫天要价或采取激烈的行动呢？从瑞典的情况来看，一般是不会的。
这一是因为雇主也组织起来了，力量同样十分强大，两个强大的力量坐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平衡。而且还有政府这个中间者在调停。
瑞典总工会的一份报告就明确指出，工会之所以能够比较理性地提出工资要求，就是因为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雇主协会。
二是全国总工会要协调各行业工会的谈判。比如各个地方工会、各个行业工会之间如果有矛盾，就需要先调和，经过内部的讨价还价，最终拿出一个方案。工会往往在经过内部协调之后就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工资要求。
三是工会既要考虑成员的收入，更要考虑竞争力和就业率。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工会必须根据瑞典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出一个有助于增加或维持就业率的工资方案。否则，一部分雇员的工资增加了，另一部分雇员却失去了工资；或是由于工资增速太快，影响了竞争力，都会给雇员造成损失。
四是经济前景不好的时候，往往更需要工会与雇主协会的协调。通过这样的谈判，最终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会有助于社会稳定。本文一开始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工资制度，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背景有关，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工人们（也是雇员们）采取什么形式组织起来，是工会的社会地位。
比较瑞典与美国的工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资本家似乎更残酷、更贪婪、更疯狂。其实，对于资本家，可能还是那句老话比较准确：天下乌鸦一般黑。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瑞典的资本家要比美国的资本家善良多少，而在于瑞典的工会要比美国的工会强大得多，覆盖范围也大很多。瑞典的工人们有着全国和各主要行业统一的工会组织，他们的口号就是“独身一人势单力薄，团结起来才能强大”。
在瑞典，就业总人数中的67%是工会成员。而在美国，只有10%的就业者加入了工会。
OECD组织成员国工会成员在就业者中的比例
前不久，美国亚马逊（Amazon）公司在阿拉巴马州货场的5000多员工尝试组织工会，总统拜登发表声明支持。亚马逊在美国的雇员人数约95万，但没有工会。这在瑞典等北欧国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最终还是由于公司和反工会力量的强有力劝说，71%员工反对而未能建立工会。
由于很多企业没有工会，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的决定权就会更多地掌握在老板手里。工会参与制定工资制度的程度很低，大多数行业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行业工资协议。每个人拿多少钱，大体上都是老板说了算，互相之间也不大了解。
这也是美国模式与瑞典模式的一个不同所在。
不过，美国近年开始出现的劳工运动回潮，是值得关注的。它反映了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现的新趋势。
很多人以为，松散的工资制度可能会更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或是某个产业的竞争力，但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表明，高度集中的工资制度同样有利于提升竞争力。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瑞典大体相同的北欧国家挪威、芬兰、丹麦等国也同样如此。
在瑞典，工资却是有标准的，行业工资有基本标准，最低工资有基本标准，每年涨多少钱或是不动，都是有章可循，而且也基本上是透明的。
美国学者弗里曼还讲过这样一段话，尽管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里，可能无法运行北欧的工资模式。但是，就为工人提供多种市场选择或政府为解决就业进行干预来说，较高的工会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
从瑞典的经验看，还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集体谈判确定工资水平的国家，社会分配更公正；
二是工会越是能够更积极、更多地参与工资制定，社会稳定的程度就越高。
（丁刚，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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