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日，10岁的娜塔莎·卡姆普什气冲冲地独自出门上学。
前一晚，已和母亲分居的父亲带她出去玩，送她回家晚了。
母亲为此大发雷霆，母女俩大吵了一架。
出门前，娜塔莎故意不和妈妈说再见，而母亲曾说“永远不要在争吵后负气离开，因为我们中的一个人可能会出事，那样我们就永远见不到对方。”
谁知，一语成谶。
上学路上，娜塔莎远远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辆白车旁，神色异常。
她有种不祥的感觉，身体却还是机械地往前走。
慢慢地，她离他越来越近。
突然，男子伸手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拖进了车里。
一切来得这样猝不及防，以至于她连尖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在车上，绑匪威胁她说，想要活命就闭嘴。
年幼的娜塔莎惊慌不已，只能乖乖照做，停止了一切反抗。
车子很快停了下来，绑匪把娜塔莎包在毯子里，扛到了一个房间里。
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地牢”，在一个约莫5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张木床、一个马桶和一个洗脸池。
地牢的出入口除了被2个保险柜式的大门牢牢锁住，还堵上了一个沉重的柜子和车胎。
被堵住的地牢出入口
一个10岁的女孩想要逃走，简直难如登天。
娜塔莎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将持续8年6个月。
地牢里没有灯，“陪伴”她的只有各种各样的虫子，身处黑暗的娜塔莎十分绝望，起初她不知道绑匪为什么绑架她，为财？为色？
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绑匪要的是一个完完全全臣服于他的奴隶。
很不幸的是，娜塔莎正好遇到了他。
此后，绑匪便一步一步开始了他的“奴隶养成计划”。
他抢走了她的书包，烧到了她的衣服鞋子，消除了娜塔莎之前的所有痕迹。
他在地牢里装了电灯，同时装了一个定时器，以控制灯的开关。
灯开，娜塔莎便会很开心；灯灭，她便很沮丧。
他给娜塔莎送饭，却从不按时定量，也不让她吃饱。
有时，娜塔莎饿到饥肠辘辘，感觉即将死去时，绑匪便会给她送来饭菜，让她得以活下去。
他有时对娜塔莎“很好”，给她买零食、讲故事、玩游戏，还教授她知识；
有时又对她极尽暴力，把她的头发剃光、拳打脚踢，最严重的时候，她甚至一周被打了200多次，而到了娜塔莎12岁时，她开始遭到了绑匪的性侵，还被要求半裸着做家务。
遭遇到如此非人的对待，支持娜塔莎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父母会找到她。
但绑匪一直告诉她，她的父母根本不爱她、不关心她，她失踪后，她的父母根本不伤心，甚至不愿意为她付赎金。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在娜塔莎失踪的当天，母亲便开始急切地寻找她，并且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警察非常重视，出动了大量警力、警犬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以及大规模的信息收集。
很快，他们找到了目击者。
一位小女孩看到了绑架过程，但她只记得白色货车，绑匪样貌、车型号、车牌号等等，她一概不知。
于是，警方对当地1520辆白色货车的车主进行了排查，其中也包括了绑匪。
警方曾来到了绑匪的家中，对绑匪进行了询问，拍了车子的照片，记录了一些信息后，便离开了。
那时，他们离娜塔莎是那样的近在咫尺。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了，警方依旧没有没有任何进展。
所有人都认为娜塔莎已经死了，甚至坊间开始传闻，是娜塔莎的母亲杀害了亲生女儿，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失踪案，因为女儿妨碍了她的新恋情。
可怜的母亲既要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又要承受舆论的压力，但她依旧不解释、不放弃，坚定地认为女儿一定会回来。
每年，母亲都会去警局询问情况，也都会在女儿生日当天，为她做生日蛋糕。
娜塔莎的母亲
但这一切，娜塔莎都并不知情，在绑匪反复地洗脑下，她的信念渐渐瓦解了，认为父母已经放弃了她。
娜塔莎尝试过自救，她曾跑到窗户边大喊，但换来的只是又一顿拳打脚踢；
极度绝望时，她几度尝试自杀，但都以失败告终。
慢慢地，娜塔莎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在与绑匪日以继夜的相处中，她已然找到了方法，变得越来越顺从，和绑匪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跳舞，绑匪乐在其中，他坚信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女人。
娜塔莎开始被允许踏出房间，走到花园里，去感受微风和阳光；有时，绑匪还会开车带她进城，去购置物品。
绑匪的戒心越来越低，娜塔莎逃出生天的机会便越来越大。
2006年8月23日，娜塔莎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
娜塔莎在院里洗车，绑匪就在旁边监视，突然一个电话进来。
由于吸尘器的声音太大，绑匪便走开接电话。
此时，娜塔莎正好看到花园的门没有上锁。
于是，她将吸尘器开到最大，之后便毫不犹豫地狂奔出去。
她竭尽全力地奔跑，心脏狂跳、手脚发抖，但她一刻也不敢停下。
娜塔莎逃跑的小路
终于，她得救了。
这桩历时3096天的绑架案终于告破了。
绑匪是一名电信工程师，名叫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一个普普通通的资深宅男，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人竟会是绑架女童的“变态”。
正当全世界都在等待着对他的审判时，沃尔夫冈平静地躺上了火车的铁轨上，血肉模糊。
绑匪死了，娜塔莎自由了，但她却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8年6个月的囚禁，在她的内心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在刚逃出来的那几天，娜塔莎心绪十分不稳定，面对久未见面的父母，她却拒绝与他们团聚。
即使在后来，她与父母经历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见面后，她也不愿与父母再生活在一起。
她对所有人都产生了不信任感，包括自己的父母，却唯独对沃尔夫冈，这个曾经暴虐她的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当听到绑匪去世的消息后，她痛哭了一场，后来一直随身携带着沃尔夫冈的照片。
她甚至在几年后，买下了绑匪昔日的房子和车子，重新住回了那个曾经囚禁她的地方，她说“这曾经是我的家！”
在她的自传《3096天》中，她对绑匪充满了同情，认为“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邻居、儿子、孙子….他做这一切，我都原谅了他......他也不能控制他的人生......他是如此地脆弱,以至于将绑架视作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真的让我为他感到怜悯和同情。”
娜塔莎的这一切反常的行为，被心理学家诊断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情结”。
这种“情结”的产生，是由于人质的生死曾操控在劫持者手里，一旦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娜塔莎能否走出心中的“牢狱”，便要看她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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