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仪：一场由宋英宗发起的对宋朝国运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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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简介：生性凉薄的宋英宗享受着宋仁宗、曹皇后的恩泽，即位后却因着宋仁宗生前对他的些许冷漠不慈，竟化身白眼狼，对当时还是大行皇帝的宋仁宗，及其遗孀曹太后，几个孤苦伶仃的皇妹肆意宣泄自己的怒火，并指使宰执团队提出尊崇亲爹赵允让的濮仪。那模样、那做法称之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都是”都是轻的，用“不当人子”更恰当。

群情激愤的台谏系统

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这预示着商讨给赵允让上尊号的窗口期已经打开。

果然，四月初九，宋英宗就急哄哄地给礼官下诏，要求他们集体讨论下，该给自己亲爹一个什么名分，要用什么典礼？当然作为皇帝这种事情是不能赤膊上阵的，因此这道诏书还附带；了一个附件——《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对，就是上年五月宰执团队上陈的那封奏疏，宋仁宗大祥后，他们又上奏了一次，算是为宋英宗暖场。

宋英宗、宋仁宗、赵允让三者之间的关系很简单，也很明了，所以礼官商讨过后很快就得出结论，那就是他既然已经过继给宋仁宗，成为大宗嗣子，就要以大宗为尊，对待赵允让的礼节应当下一等，即称“皇伯”。可走到正式上疏回复宋英宗这个环节时，礼官们都变成了谦让不已的谦谦君子。理由很简单，皇帝既然让大家伙公然讨论该给他亲爹一个什么名分，其本人持什么观点，只要不眼瞎谁都看得出来，所以谁愿意甘冒政治风险为此执笔去触皇帝的霉头。

这个结果应当在宋英宗及宰执团队的意料之中，可惜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或者说小瞧了一个群体——台谏系统。

“台谏”是谏官和御史台的合称。谏官又称“谏臣”，指议论施政的得失，规谏天子过失的官职，宋代有专门的谏院；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负责监察百官的事务。台谏系统一个对君，一个对臣，地位特殊，独立性很强，真顶起牛来连皇帝和宰执都难以约束。

早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的司马光，在调解两宫矛盾时，就曾特意提醒英宗要遵循礼制，不要听信小人的撺掇，行追尊私亲那等罔顾大义之事。

宰执团队第二次上《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疏前，司马光又与同为知谏院的傅尧俞联袂前往中书拜访宰执，提醒他们遵守礼法，不要教唆皇帝尊崇私亲。

一次次的提醒换来的却是，皇帝与宰执们的一意孤行，礼官们面对挑战时的万马齐喑。司马光气得发抖，本着谏官的职责，挺身而出挥毫写就奏疏，引经据典的从礼法制度，及历史传统等方面指出尊崇私亲，会遭致时轮和后世的讥讽批评，于官家声誉有碍。

而后大打亲情牌，指出前代小宗入继大统，基本是在先帝大行后，由太后或大臣所拥立的，与先帝无多大感情，而官家您不一样，是先皇在生前从众多宗室子弟中挑选而出，故先帝对您有着超乎寻常的大恩德在，如此做真的好吗？

末了，还贴心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称濮王为“皇伯”不变的基础，给他加封高官大国，使其获得非比寻常的尊荣，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及宋英宗生母仙游县君任氏，三位夫人也可改封大国太夫人。如此，算是兼顾了礼法及宋英宗对亲爹的孝道。

应当说司马光的这个建议相当中肯，但这个结果与宋英宗的期待相去甚远，自然相当不满意。而宰执团队，也是惊讶无比，官家和政府的态度都表露得这么明显了，竟然还有人胆敢驳斥，这是藐视宰执团队的权威吗？

于是，宰执团队再次上疏，以“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出自《仪礼》）为依据，驳斥司马光的奏疏之余将其打回，要求礼官们继续讨论皇帝对亲爹的称呼问题。宰执们如此不要脸，也激起了礼官们的血性，经过讨论再次得出，宋英宗应当称呼亲爹为“皇伯”的结论，并形成正式文书上呈。

宋英宗和宰执们自然不肯认输，既然礼官们不肯低头，那就扩大讨论范围，如此总能找到“皇考”派的支持者，达成想要的目的了吧！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竟引来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有幸进之辈刚提出附和言论，就被台谏官们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六月二十六，对此最具发言权的曹太后也正式发声，诘责韩琦不该罔议濮王为皇考。为此，早就在归政一事上与曹太后撕破脸的韩琦，直接上疏曹太后回怼说称皇伯才是无稽之谈。

说实话，宋英宗和宰执团队幸好面对的是相对软弱无争的曹太后。要知道中国古代成文法和判例法是并行的，宋代的诸多判例表明，即便是亲子不孝顺被父母告到官府，也会失去继承权，若是嗣子在过继后胆敢顾其私亲不孝顺养父母，非但不能继承养父的家业，还会被勒令归宗，任由养父母另选嗣子的。

故当朝太后若是刘娥，在大势的支持下，宋英宗这个嗣子早就被扫地出门，哪凉快哪呆着去了，甚至宰执团队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眼见形势不利，宋英宗只得出面宣布取消集议，暂停尊崇濮王问题的讨论。当然这只不过是以退为进，麻痹群臣的同时，为寻找法理依据拖延时间。结果在让主管礼仪的太常院去寻找相关理论支持时，被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范镇上疏给怼了。

宰执们对范镇如此强项很是不满，遂责备了他一通。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台谏官们本就对宰执们你跟他讲礼制，他跟你讲亲情；你跟他讲亲情，他跟你讲传统；你跟他讲传统，他又跟你讲礼制，这种不讲武德的行为大为光火。现在又如此蛮横无礼，于是乎都出离的愤怒了，纷纷上疏夹枪带棒的批判宰执团队，请求宋英宗赶紧发布诏书遵循前议，正式确认濮王皇伯的身份。

譬如侍御史赵瞻在奏疏中，直接点明宋仁宗对宋英宗的鞠养之恩，及过继的事实，又以“为人后者”为立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言辞激烈的质问宋英宗，称呼在法理上已经脱离父子关系的亲爹赵允让为皇伯有什么可质疑的？并要求宋英宗下诏让提议称“皇考”论的人站出来，与他就此问题大战三百回合，以正视听。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疏批评宋英宗朝令夕改，将“皇考论”定性为惑乱人心的邪佞之说，提醒宋英宗当尊礼守法，不可罔顾私亲，敦促他早日根据公论下诏，确定对赵允让的称呼为“皇伯”，以平息朝堂内外的汹汹舆论，不使圣明有损，避免被后世所讥讽，被四夷所鄙视。

司马光更是狠，他现在奏疏中围绕“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引经据典将宰执团队那些没多大说服力的观点轰成了渣，表示朝野上下皆认为应该称濮王为“皇伯”之时，唯独政府（政事堂和两府的合称）一意坚持“皇考论”，其言其行简直是“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

而后对宋英宗丢出绝杀：若是现在治理天下是先帝，而濮王也尚在颐养天年，陛下身为皇子，是称呼濮王为父亲呢？还是伯父呢？想必陛下是不会做出先帝在，就称呼濮王为伯父；先帝不在，就称濮王为父亲，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吧！既如此，称濮王为皇伯还有什么疑问吗？所以请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下诏宣告称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八月初三，开封突降暴雨，由于降雨量太大，城中一片汪洋，宋英宗下诏开启西华门，以排泄宫中积水，结果“水奔激东殿，侍班班屋皆摧没”。民间更是房屋倒塌无数，官府上报的死亡人数足有上千人。

“天人感应”是古代盛行的思想，此说认为一切灾祸、祥瑞，都是上天给予的警醒。因此，当宋英宗在灾后下罪己诏求言，让群臣上书讨论政治得失，以应天变时，台谏官们借此机会，掀起了批判“皇考论”的又一轮高潮，指出水灾是上天对濮议降下的警示，要求宋英宗顺应天道，下诏称亲爹为皇伯，并暗示宰执团队引咎辞职。

没有赢家的结局

面对台谏官们的强劲攻势，宋英宗直接将将所有奏疏留中，宰执们也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完全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的无赖样。濮议之争陷入僵持。

当然，此举并不是示弱，而是打算另辟蹊径。对于手握重拳的宋英宗及宰执团队来说，搞不定事，但搞定几个人还是可以的。他们决定先收拾或收买掉跳的最欢的台谏官们，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让宋英宗称亲爹为皇考的目的。

第一个被宋英宗拉出来祭刀的为同知谏院蔡抗，他是宋英宗的旧人，被提拔为谏官的时间点为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正是濮议之争进入火热化阶段，这一任命明显带着想要从内部攻破敌人堡垒的意思。

然而肩负着宋英宗殷切期望的蔡抗，在成为谏官后，非但没有成为宋英宗手中的利剑，反而与持“皇伯论”的台谏官们站在了同一战线，向自己开炮。这就让宋英宗无法忍受了。八月二十三，任命蔡抗为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同时罢除同知谏院之职，将他一脚踢出谏院，这个任命等于是让他闭嘴。

御史台主官，权御史中丞贾黯是第二个离开的台谏官。贾黯的皇伯派，先前宋英宗下诏令礼官议定赵允让的尊称时，他坚持主张称皇伯而不名，宋英宗与宰执团队不予理会，为此不惜多次前往中书与宰执们展开辩论。及至开封为大雨所淹，他上疏斥责这是因为执政罔顾道义，意图建两统二父之说，惹得太庙立的列祖列宗震怒，老天才降雨示警，让无辜的百姓遭殃。

进入九月，眼见宋英宗左顾而言他，就是不愿接受礼官称皇伯之议，加上疾病缠身，贾黯变得心灰意冷，上表称病求去。对此乐见其成的宋英宗顺水推舟，接受他的辞表，改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

十二日后，贾黯病卒。临终前，犹自口述了一份数百言的遗奏，请求宋英宗尊赵允让为皇伯。

十月初四，宋英宗下诏晋升司马光，及另一名同为天章阁待制吕公著，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

宋代官制分成官、职、差遣三部分，“官”指享受的待遇级别，“职”以待文学之选，属于荣誉头衔，差遣则是实际担任的职务。差遣待制和直学士都是职，且都是高级荣誉头衔，代表着高级文官行列，但直学士地位在待制之上。侍读属于差遣，职责为陪侍帝王读书论学或为皇子等授书讲学，可以常伴皇帝左右。在不动原来差遣的基础上，获得升迁及兼职，可是说是宋英宗对他们的恩典，目的吗，显然是为了收买这两个皇伯派中的大刺头，希求他们在濮仪之争中免开尊口。

结果司马光并不领情，直接上疏硬顶：“在谏职凡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知竭忠报国，与人立敌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容足之地。然不敢无故求出，不意朝廷更加奖擢，仍居旧任，既荷宠禄，则卒无得出之期，过败罪诛，必不可免。愿赐哀矜，收还新命，许臣以待制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一州。”

司马光的意思很直白，告诉宋英宗自己就是一耿直boy，见不得有人违法乱纪，但凡瞧见有于理不合的地方，就会拿出砸缸精神与其斗争到底，所以收买就免了。您啊，真要看我不爽，直接让我带着天章阁待制头衔出知地方得了，否则我可不会嘴下留情滴。

这油盐不进的小傲娇让宋英宗很不爽，你不是是喜欢逼逼吗？行啊，那我直接拿掉你的谏官差遣，看你还怎么逼逼。怒火中烧的宋英宗，随即就罢免了司马光的知谏院之职。

此后司马光依然倔强地上疏反对宋英宗称赵允让为皇考，但缺了知谏院这个职位，终究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与此同时，另一位谏官傅尧俞也被安了个出使辽朝的差事，暂时调出京城。

谏院本就只有三名谏官，蔡抗、司马光调离，傅尧俞长期公出，如此一来谏官算是彻底出缺。御史台方面也好不了多少，濮仪之争爆发后，被调离的调离，公出的公出，以至于偌大的御史台仅剩下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留守。这个用于制衡宰执的监察机构，几乎沦为了空架子，“封章十上，报罢者八九”，连本职工作都无法完成，遑论其他。

故此，十月十七，对宋英宗此举目的一清二楚的吕诲上疏直言：“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窃为圣朝羞之！”（《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要求宋英宗给台谏系统添设人员。

对此，宋英宗倒是给出了还算积极的回应。十月十九，命知制诰邵必权知谏院。十月二十八，命给事中、天章阁待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丞。当然台谏系统如今的窘态是宋英宗刻意促成的，自然不会再放反对自己的刺头进入其中，邵必和彭思永对基本濮仪三缄其口，以尸位素餐为主。

然而令宋英宗和宰执团队大跌眼镜的是，台谏系统这帮子职业喷子的嘴炮功力不是盖的，即便只剩下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在那苦苦支撑，与宰执团队的奏疏对战中依然不落下风，其犀利的言辞屡屡令对手几乎下不来台。

舆论上处于劣势，宋英宗自然不可能出生附和宰执团队，陷入尴尬境地的两府执政开始另觅它法。事实上，深处后宫，不太发声的曹太后才是濮仪的关键人物，她是濮仪之争的另一方当事人，只要她发声支持宰执团队，那么台谏官们的闹腾就不足为惧。于是乎，宰执们经过密议，决定从曹太后那里下手。方法吗，自然是屡试不爽的威逼利诱。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二十二，韩琦借着祠祭斋戒的机会，宋英宗派遣中使将他召来与他密议片刻。韩琦离开后，外间就有“商议决定尊称濮王为皇”的传言。

就在当天中午，一封加盖的防伪印记的手诏，由曹太后所在的慈寿宫发出，直抵中书所在，几位相公不由相视而笑。

只见诏书的内容为：“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宋史·赵允让传》）

次日，通过非常手段得偿所愿的宋英宗接二连三地降下诏书，可谓是忙得很呐！首先降下的是一道敕书，正式宣布批准皇太后手书，尊濮王及三夫人为亲，尊其为皇与后。随即又降下敕书表示：朕继承大统不久，唯恐自己的德才不能胜任，承蒙皇太后厚爱，称亲之礼就谨遵太后慈训，至于追崇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的典礼，实在难以从命。好一个太后的孝子贤孙啊！

然而敕书的后半段却露出了狐狸尾巴，宣称要改濮王的坟茔为陵园，在园内立庙祭祀，由濮王的子孙世代主持祭祀事宜，并称此事已获得太后首肯。为此还降下第三道诏书，改封与自己关系最好的次兄，瀛洲防御使、岐国公赵宗朴为濮国公，主持祭祀事宜。

宋英宗的目的是达到了，可架不住外界的汹汹舆论，三番两次提议尊崇濮王的宰执团队成了整个事件的背锅侠。曹太后手诏发出的当天，吕诲等人就上缴御史告敕，宣布居家待罪，做出一副以辞职相要挟的姿态。宋英宗随即封还告敕，并遣内侍催促他们赶紧去上班。吕诲等一边以自己的所言得不到采用为由，收下告敕后依然居家待罪，拒不上班；一边频频上疏继续攻击宰执团队祸乱国是，要求他们引咎辞职，并以当日礼官议定为准，称濮王为皇伯。

其中杀伤力最强的当属范纯仁，他认为曹太后自从撤帘后就深居九重之内，从来没有预闻外政，怎么可能降下诏书？因此对太后手诏的真伪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政府之臣胁迫太后的结果。

范纯仁是相当有道理的，当日参知政事欧阳修代表宰执团队起草了两份诏书，其中一份递交给了宋英宗，另一份去了哪里可想而知。何况欧阳修还给曹太后上了一封《奏慈寿宫札子》，里面的内容，除老生常谈的驳斥称“皇伯”没有理论依据外，还极尽威胁之能事。显然，曹太后是在宰执团队的胁迫下，才下的手诏，甚至很可能是原模原样地按照欧阳修起草的诏书拷贝了一份。

正月二十八，当无事一身轻，以局外人的姿态，坐看台谏系统与宰执团队大乱斗的宋英宗，将吕诲等人攻击执政官的奏状给执政看，并询问他们该当如何处理时，想必宰执们的心情是相当苦楚的。

韩琦的回答还算委婉：“臣等是忠是邪，陛下应该是心知肚明。”在这件事中承受的更大压力的欧阳修就相当的直白了：“既然御史们认为双方已经难以并立，那么陛下若是认为我们有罪，就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就请陛下降圣旨处置吧！”

宋英宗自然不能过河拆桥，所以只能处置那几个老在自己眼前蹦达来蹦达去，尽给自己找麻烦的御史了，心中已有定案，最终时刻却还假惺惺的补充道：“不要对御史们处分太重”

于是吕诲三人被以“不遵圣旨按时上班” 的罪名罢去御史之职，贬去地方，其中吕诲出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出知休宁县。为防止有人捣乱，三人的罢职直接跳过的两制和通进银台司，以非常手段送达各人手中，这又激起了一大波抗议浪潮。

三月，同知谏院傅尧俞与同行的侍御史赵鼎、赵瞻使辽归来，得知吕诲等被贬后，选择和吕诲共进退，一起上疏求贬。宋英宗挽留未果，下诏贬傅尧俞出知和州、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

至此，当年反对宋英宗称亲爹为皇考的台谏系统，算是被连锅端了，但宋英宗和宰执们也没能笑到最后。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宋英宗驾崩。与祖母亲厚的宋神宗上台后，对濮仪采取了与老爹截然不同的做法。

元丰二年（1079）五月，宋神宗下诏：“濮安懿王已经即园立庙，由子孙奉祀，这事就到此为止不得再议，三位夫人可以并称王夫人，择日迁葬濮园。”

这算是对濮议之争的盖棺定论。此诏一出，闹腾了十八个月宋英宗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与此同时，当年坚持称皇考的宰执们也没落得好。

宋英宗刚故去，欧阳修就被自己一直赏识和提拔的谏官蒋之奇攻讦，称他与亲外甥女有染。时人都清楚这是诬陷，然而因着濮仪一事，他在士林的崇高声誉轰然倒塌，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他辩护。最终，欧阳修在绝望和痛苦中离开京城，五年后抱憾而逝。

接着，宰相韩琦也在新任御史、宋神宗潜邸亲信王陶的攻讦下，罢相出判相州，最终老死于相州。

相对于个人的得失，濮仪对大宋王朝体制的侵害更为严重。它破坏了良好的国家机器运行制度，撕裂了整个文官体系，让体制失去平衡。其后数十年中，令大宋陷入巨大的党争漩涡之中，掌权者处事不问对错，只看派系，耗尽了大宋最后一滴精力，引发靖康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