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保护，才是优秀的古迹遗址保护？

近日，2020年度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在福建泉州举行。活动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推荐了山西临汾尧都区东羊后土庙修缮、福建厦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修缮、福建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广东河源仙坑村四角楼修缮4个项目为2020年度的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旨在树立文物保护的正确保护理念，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文物保护项目实践，对于文物行业尤其是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等领域的最新理念、研究导向、示范性做法都有很好的传播引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王力军表示。

01.

最小干预，尽可能保留建筑原貌

泉州府文庙为我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中山中路泮宫内，由孔庙和府学两大建筑群构成。文庙建筑群造型独特，建筑风格具有闽南特色，为全国现存孔庙的独特代表。

福建泉州府文庙管理处主任何振良介绍，大成殿修缮项目实施方采用了修缮与传统营造技艺传承相结合的工程运作模式。在前期准备阶段，项目实施方针对瓦屋面、木基层、大木构件等要素进行了病害分析和梳理，并邀请闽南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项目负责人，进驻现场进行技术把关，同时对于建筑物的构件进行拓印、记录和留档，厘清修缮工程的基本思路和项目的重点难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参与各方秉持着“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的文物修缮原则，在尊重文物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针对泉州文庙木柱拆修的工程难点，项目创造性地采用“偷梁换柱法”进行上部木柱的拆换。即采用钢管构架支撑与柱子连接的梁枋构件，卸除柱子荷载，将糟朽的柱子去除，以实现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预，避免文物建筑在修缮工程中遭到二次破坏。同时，在针对屋脊堆剪雕的保护中，在拆卸破损构件前先对能够再次利用的构件进行拆卸，并利用全站仪等仪器进行原位记录，为后续组装提供依据，待屋脊按照原规格、原工艺进行重砌后，再将老构件原位归安，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构件，并在修缮过程中注重保护维修工程新老构件的可识别性。

▲ 广东仙坑村四角楼

四角楼位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康禾镇仙坑村。该建筑兴建于清嘉庆年间，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方形围屋，为广东省文保单位。项目设计团队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彭长歆说，四角楼在修缮中使用了多个关键性技术，其中包括三合土地面修复、土坯墙裂缝修复和仿石装饰墙面修复的核心技术，并在最小干预的原则上，尽可能地保留原地砖和墙壁的原貌。在三合土地面修复中，修缮团队采集并分析了三合土的配比，经过多重实验和比较，最终选择了最接近原地面的配比用于三合土地面的修复。在墙体的修缮中，采用了土坯墙裂缝修复和仿石装饰墙面修复技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选用了客家地区常见的毛竹作为土坯墙裂缝修复补强的材料。

02.

再三斟酌，确保维修准确无误

▲ 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修复后和室外廊细节

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建筑群是鼓浪屿岛上完整留存的19世纪外国领事馆建筑之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鼓浪屿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

勘察设计单位代表、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综合四所所长张光玮表示，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保护修缮工程中使用了严谨的勘察设计方法和程序，包括使用现场二次勘察等，力求使得修缮的建筑保存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工程着重修复了自然与人为使用造成的建筑破坏，比如解决屋面防水层、结合层等构造材料老化，平屋面砖破裂、瓦件缺失等造成的严重漏雨和渗水问题。此外，在修复过程中，项目组建立了科学检测引导和传统工艺修复结合的工作方法，并把此方法使用在门窗、栏杆、装饰通风口、砖瓦等历史特征构件上。“在修复过程中，我们着重保留了建筑特有的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改造痕迹，且坚持科学检测引导和传统工艺修复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勘察过程中，以文献史料和现场遗存的实证还原建筑的本来面貌，选择最小的干预手段，推动设计方案的深入。”张光玮说。

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的修缮过程中，为了尽可能保持建筑的真实性并提高其还原度，该项目秉持专家团队跟踪指导的修复思路，邀请专家和学者对修复中碰到的顽疾进行针对性指导修复。“我们邀请日本文化厅所属文化与建造物保存协会的资深专家进行了复原研究，并对木匠技术工法及拆除木构件时的操作流程、技术要点给予指导。”张光玮表示，此外，针对植物侵扰这一严重的病害，项目组特别聘请福州林学院的教授现场勘察，对场地内现有植物一一辨认并做出整治建议。

福建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项目采用了设计监理一体化的运作形式。在业主单位的统筹监督下，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派遣责任设计师和工程师长期驻扎工地，并在施工过程中对于保护细节、工程质量和安全进行把控，确保设计、施工、监理及时对接。同时，项目参与各方充分考虑专家意见，对于修缮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如屋顶瓦作、彩绘等要素的保护做法再三斟酌，并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充分沟通，确保维修工程不出错，使专家在整个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技术指导和风险管控的作用。

03.

跨专业合作，消除修缮盲区

山西省临汾市东羊后土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年（1282年），元大德七年（1303年）地震被毁，元至正五年（1345年）重修，是一处集建筑与彩绘泥塑精华于一体的古代寺庙。庙内遗存的元代建筑及明代彩绘泥塑，结构别致、工艺精湛，均代表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建筑与彩塑及壁画的紧密连带关系是大多数寺庙类建筑的共同特点。后土庙建筑因漏雨、下沉、风化等因素造成多处出现了变形和损毁，同时殃及到密集分布在建筑地面、墙体及梁架上的彩塑，导致大量壁塑松动或坠落损毁。建筑与彩塑错综复杂的连接固定构造，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给保护修复带来了诸多技术上的挑战。

长期以来，由于受跨越专业技术门类的限制，古建筑与彩塑两部分的保护修复，往往从立项、方案设计到施工，都是单独申报、分别实施的。实践证明这种分别施工的做法，会因缺乏修缮措施上的相互支撑，在两者交错关联的区域，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而形成了“修缮盲区”，如何延续古建筑和彩塑及壁画的长久保存，消除修缮盲区，也是项目面临的最大考验。

鉴于寺庙类建筑与彩塑保护修复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后土庙修缮项目首次在跨专业合作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采取双方设计、施工、监理通力合作、相互交叉支持与技术交底的合作模式，对共同涉及区域制定统一施工组织设计，在多个方面实现了技术难点的攻关与突破。”项目施工方代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杨秋颖说。

杨秋颖介绍，山西省临汾市东羊后土庙项目在实施中，坚持前期研究先行，透彻地分析病害；试验先行，试点推开；慎用保护剂和封护剂，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在充分研究之后，总结出了后土庙彩绘泥塑及古建筑的传统工艺、传统材料和传统技法，并应用到了保护修复过程中的各个技术环节中。“在工程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充分认识到保护修复过程是最直接、最细致、全方位接触文物的过程，是进一步对文物再认识和再研究不可或缺的契机，最大限度地采集和详实记录了大量有关后土庙彩塑及建筑的历史和现状的原始信息，为后土庙文物的后续长久保护和研究留取了一套完整的影像和文字资料。” 杨秋颖说。

“仙坑村四角楼修缮项目创新引入全国首次‘文物扶贫’社会资金介入文物保护的新模式。”彭长歆表示，在修复工程中，当地政府、广东省扶贫基金会联合东莞万科集团完成四角楼的修缮和仙坑村的可持续运营活动。同时，修缮完成后的四角楼交由仙坑村集体运营，除满足一部分居住生活功能外，另一部分空间被用于展示客家文化，促进了仙坑村文旅融合发展。

2021年5月20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什么样的保护，才是优秀古迹遗址保护？》

责编：陈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