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滩·新龙滩·兴隆滩——记清末三峡滑坡灾害后的一次地名与聚落演变

点击蓝字 · 关注江西地名研究

［提要］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八月，重庆口下游的云阳县境内的大帐子山附近发生了一次滑体高达４０００多万立方米的特大滑坡，滑入江中的山石等堵塞江流，使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急流险滩。这里的地名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发展到最终定形的过程，也就是由“新滩”到“新龙滩”再到“兴隆滩”的地名蜕变。地名蜕变的起始阶段：因这里是新出现的滩而呼为“新滩”，并与原归州地区的新滩区别开来。地名蛻变的第二阶段：在滑坡灾害之前，这里原是一个平静的水湾，称为“龙中湾”，因而在起始阶段的“新滩”一名的基础上蜕变为“新龙滩”。这一名称还与这里的一种大型洒游性鱼类——中华鲟有关。地名蜕变的第三阶段：滩险使得这里在冬季枯水位时很难通航。因拉纤、盘滩的需要，这里迅速出现了一个季节性的村庄，并快速发展成一个规模盛大的村镇。人口的聚集使得这里生意兴隆，地名再次在“新龙滩”的基础上由谐音而蜕变成“兴隆滩”。其聚落的空间分布最初仅在南岸，其后扩展为两岸均有，再之后规模进一步扩大。负责疏滩的西人泰勒，对这个聚落的观察与记述细致入微，涉及人口多少、年龄构成、职业构成、职能部门等，俨然一个丰富多彩的百态小社会。

［关键词］三峡；滑坡灾害；新滩；兴隆滩

西南地区是我国地质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在这一地区众多的地质灾害事件中，尤以高边坡失稳所导致的崩滑灾害最为突出。特殊的区域地质环境，导致西南地区高边坡“景观”发育，由于高边坡失稳造成的崩滑地质灾害极为频繁，具有规模大、机理复杂、危害大、防治难度高的特点，构成影响和制约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环境地学问题。现今长江三峡地区的地质灾害，是地质历史时期（以下简称地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以下简称历史时期）三峡地区地质灾害发展的延续，该区自古至今一直以来都是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的地段。对于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学术界已有相当的研究基础，如王淑敏、陈可畏等先生的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区历史时期地质灾害的基本面貌，蓝勇先生的大部头著作《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相关篇章则较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和概括了该区地质灾害的总体面貌。笔者则曾对历史时期归州新滩地区的滑坡灾害做过一些个案研究。

关于地质灾害导致环境变迁后的聚落地名的发展变迁，以往的研究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梳理并揭示地名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源流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观察人地关系的进程及其具体表现。笔者曾对云阳县光绪二十二年云阳县境内兴隆滩的滑坡灾害做过一些较粗浅的研究,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这次特大滑坡后形成的新的急流险滩，其地名从酝酿、发展与最终定形的过程，亦即由“新滩”到“新龙滩”再到“兴隆滩”的地名蜕变及其聚落的空间分布与规模的发展变迁。希望本文的微观探讨能对区域人地关系的发展变迁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01

新滩

三峡地区很多新崩塌出来的滩，或滑坡新形成的滩都叫新滩。兴隆滩最初也名新滩。“兴隆滩者，川江新起而最汹涌之滩也，滩与新滩齐名”，“所以别于新滩者也，或径呼之为新滩，而称秭归之滩为老新滩云”。由此可知，该滩刚开始现出时，就被呼为“新滩”，因其险情与三峡之中最险的归州的新滩齐名，故而一度夺归州新滩之名，径直被称为“新滩”，而归州的新滩则被称为“老新滩”。公历九月峡江仍处较高水位时期，滩险尚未充分展现，但大约在不到两个月之后，因水位下降通航条件已明显下降，这在当年十一月的《申报》中即有明确记述：“云阳县属上崖寺山九月间忽然坍塌，梗塞江中，舟行者几讶水中有骨，不能容舆自如，货船载重尤不能上驶，须在彼起卸货物，由陆路运至上游，似此周折，商旅咸以为不便。”这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有更详细的记述：

本年秋间，阴雨连旬，本口下游云阳县属大帐子山近江之石于八月二十四日，忽然崩塌，卸入江心。以致江面迫窄，急流成液。其时，江流盛涨，尚不十分凶险，及至冬杪水涸，竟成第一恶滩，下水之船沉没难数。现在上下水船只，非将货物提驳一空，不敢轻于尝试。

由此可知，滑坡新冲出来的滩势在盛水期并不明显，其险情主要体现在秋冬枯水期，“竟成第一恶滩”，可见该滩之恶名迅即远扬于三峡上下，甚至导致当年重庆口的贸易“进出口各货价值”的关平银两数较上年出现下降。“其所以稍绌于上年者，实因八九月间云阳县属山石崩圮，陡成险滩。来往船货均为阻滞，商务大局，妨碍实多”。不仅重庆关受到影响，下游的宜昌关和沙市关也都受到影响，如宜昌口“贸易情形，以意度之，似难冀有起色”，其原因之一即“八月之杪，四川云阳新出险滩，驾于新、泄两滩之上，长年、行旅咸有戒心。上水船只至此既不能行，下水船只又复冒险而过，失事者日有所闻。以致生理日形减色，亏损颇多”。

上述《申报》同年的11月30日载有一篇《山崩述异》详实地记载了这一事件，中云：“现在此滩已号名曰赛新滩。据老长年云，较新滩险过百倍。可见，在滩出之后的二个月，因进入秋冬枯水期，该滩的滩势水情已然十分凶险，以致峡江专业人士“老长年”说此滩“较新滩险过百倍”，故而名曰“赛新滩”，可见地名演变之初，还可以加上号称“赛新滩”的阶段。时间发展到第二年的1897年，情形并未有明显改观，当年的海关重庆口贸易报告中记载说：“上年八九月间盘沱山崩，江流壅塞，上下船只几不能行”，“第本年云滩险阻情形与上年相类，往来船货盘驳为艰，不惟耽延时日，亦且费用浩烦，商旅戒心，势所必至”。

正因为新滩险情不得不耽搁和延误各类货轮及旅客船只的时间，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上下水船只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重庆、万县两地商会，“乃出而醵资，招工千名，从事开凿，云阳知事汪蕡之躬督其役，凿宽河口，以减杀水势及滩尾之口过，而航路稍通”。这次疏凿的效果看来也只是使“航路稍通”，当“云阳新滩刻交冬令，渐将出险”，必须再次采取措施进行疏凿，因“滩心积石，必当水浅始可施工，而旧法疏凿奏效甚小。近岁迭费巨款，终难化险为夷。省中大吏已电咨监督，可否改用西法疏治。刻已商诸税务司西人，闻其欣然允为从事矣”。这次疏凿和整治工程，前后历经相当长时间的筹备和酝酿过程。整个工程的规划和实施，从地方向中央发电文奏报，到中央批示并一级级向下责成有关部门落实，乃至疏凿时沿江上下应注意的所有事项，在当时的重庆地方报刊《渝报》中，前前后后都有相当详细地记载。之后的1898年，因“上年云阳县盘沱地方山崩成滩，异常险阻，来往船只，几难飞越”的新滩，延请了海关西洋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疏凿，现详细引述一段海关史料如下：

嗣经海关巡工司戴邓诸君奉饬督修，自本年正月间开工，先将北岸江身挑使宽广，以利船行。一面将江心及南岸巨石用炸药设法轰去，又于江边乱石嵯岈、不能立足之处，特修纤路一道，宽而且长，不致无所着足。现在询之来往客商，佥云：经此次疏凿之后，危险已去其半。即至江流极涸之时，亦不过与各滩相同。不似昔之液泡迥环，令人望而生畏也。然此滩修凿，只趁春水未涨之前，数月，工程已奏其效。所惜土匪事起，各大宪更替频仍，续修一事，竟难提及。有如一篑之亏耳。

由此可知，经过1898年海关巡工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戴乐尔（即比利时人泰勒）等对（赛）新滩进行轰炸疏凿以及在沿岸兴修纤道等整治后，该滩的水势险情有所缓解。即便在枯水期的极低水位，其险情也不过是与其他各滩大体相同。也就是说，“赛新滩”之名的“赛”字帽头，可以摘去了。那么，经过疏凿之后的新滩，滩势到底怎样呢？更为具体的情况，我们又可以从同年的沙市口海关贸易报告中一窥究竟：

云阳县属之兴隆滩，于二十二年间其地山忽崩裂，致碍水道，危险异常。去年虽由重庆关延聘西人高潮去其险阻，惜货船上下不能久候数月。且水涨时人力难施，后虽欲再开工，经费又复不继。以至中止，未能蒇事。然较前水势已觉稍平，不似前之危险。

据此可知，经过疏凿整治后的新滩水势稍平，不像之前那么危险了。但由于经费等各方面的原因，工程并未全面彻底地完成，而是半途中止。

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印的《峡江滩险志》中的相关记述来看，在1898年的疏凿整治之后的二十多年后，江心中的豆腐石对于舟行上下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兴隆滩之“水度以下中以下，愈枯愈险”,“清光绪二十二年秋淫雨三月，北岸山崩而下，壅挟土石抵江心。豆腐石者向倚南岸临江而卧，九月水落，江已移而南，豆腐石遂峙江心，为行舟巨害，船上下停滞不通者数月”，虽前经“渝、万商会醵金招工，云阳县知县汪蕡之监修，遇石轰击，航路稍通”,后又经“总理衙门延致比利时工程司衣潜水衣放吊船，中流湍急不能至。百计图之，前后费计八九万金。终无如豆腐石何”。因江心中的豆腐石、金子梁等之阻滞，江流水文动力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书中不仅有《兴隆滩分图》，文字描述也相当细致具体：“豆腐石西南十三丈余，为金子梁，巨石堆积。其尾潜伏水中，与南岸石梁若断若续，金子梁东南为拉船漕，缘南岸石崖之下逼窄而长，乱石次第横出，北岸土石相进横阻江流，潜伏暗礁，与豆腐石对。其东两石嘴形如钝角。再东为大荡子，石嘴兜转回顾，水势由盘沱来，经两岸截堵，中界金子梁、豆腐石分流南北漕。”水流之急，滩势之险，导致“牵挽之难，两岸皆同”。

02

新龙滩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印的《宜昌到重庆》一书中云：“新龙滩，北岸，上距盘沱六里。一作兴隆滩，初名新滩。卅余年前，该地无此滩。一八九六年，北岸小山崩溃，与南岸大石塞压江流”，“现云此滩险恶渐减，想系水底顽石，日就冲损”。据此可知，时至1934年，这里的滩势险恶程度已稍有削减。滩名也明显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三个名称被同时记录在案，既有最初的“新滩”之名，也有后期稳定固化的“兴隆滩”之名，但主体名称则为“新龙滩”。这或许说明此时的新龙滩，因滩势险恶程度稍减后，其险情已不能与归州的新滩相提并论，在称谓上也就不再能与新滩齐名，故而被称为“新龙滩”了。

此地滑坡成滩酿险之后的勘验与疏凿事宜，《申报》中有相关记述：“重庆采访友人云去腊官吏筹修云阳县境新滩，某员奉委前往，勘得北岸须修石磡三十余丈。裕方伯、文廉访、任观察博采舆评，以此滩介乎重庆、宜昌两关之间，关上向设管造司经理沿海沿江工务，遂禀请京师总署，转饬总税务司，电致沪关，饬派副巡工司率同华洋工匠携带各种器具及炸药前往勘修复札。委在局文武员弁随时保护，一面出示沿滩上下数里中船舶及来往之人暂时避道，严禁滩边人设险渔利，藉端阻挠，化险为夷。不禁拭目以俟矣。”

新龙滩的得名自有一种解释，这一地名的由来与未发生滑坡前这里原来的地形地貌及地名有着密切关系。且先看一段明确提到这一地名并有具体的细节描述的文字材料。上述负责炸滩的工程技术人员——海关副巡工司比利时人泰勒（即戴乐尔，下同，不另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最后，我们到达了新龙滩。新形成的山顶处，位于两块倾斜的石灰岩层之间的夹层滑落，从而形成了一块裸岩。因此，在江中出现了一条由异常巨大的石块构成的堤坝，拦阻了三分之二的江面。在堤坝的缺口部分，凸起的水流如同光滑的舌头，那形状就好像是一把弯折的扇子，其顺流的一端浪潮涌动。地心引力在这里仿佛失效了。江水并非循其水位而流动，其中央部分被抬升起来——那不规则的样子就像是一块弯曲的饰面板。在几百码远的左岸，水流以一定的速度逆江而上——大约四到五节。而在这逆向的水流与那“水舌”之间——由于两者的共同作用——则形成了可怕的漩涡。

这段文字详细地描述了新龙滩附近的地形地貌，新形成的山顶处是一块裸岩。江心中则被异常巨大的石块堵成了堤坝，拦掉了三分之二的江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江面成了唯一的过水断面，形状像把折扇。这导致该处水流动力情况异常复杂，浪潮涌动，乃至地心引力似乎失效。作者在形容江心中央的形态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块弯曲的饰面板”。江水在左岸形成了逆流，逆流与曲面板的水舌间则形成了可怕的璇涡。泰勒紧接着又写道，（滑坡）“前不久的夏天，河岸还是呈一内凹的弧形，水流也较为平缓。”正是之前的这一“内凹的弧形”的地形与后来的“新龙湾”的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为讨论三峡工程的上马与否，曾组织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前期的相关论证研究，这其中，工程地质学界的专家们当然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之一，王淑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王氏在其相关研究中写道：

滑落的土石在河床上形成一个山岬（在以前名叫‘龙中湾’的一个平静水湾）恰与原来靠近南岸的暗礁相遇，航道全部阻塞，形成一大险滩。江水被压缩在76米宽的过水断面中汹涌而过，其状如一个大的瀑布，给航运造成极大困难。下行船不知此滩者，被吞没者无数。据当时知县估计，在最初的三个月时间内生命损失已过千人。

文中括号内的夹注为作者原注，据此可知，这里以前是一个名叫‘龙中湾’的平静水湾。这一记述与上面提到的泰勒所记的“呈一内凹的弧形，水流也较为平缓”如出一辙。滑坡前是平静的水湾“龙中湾”，滑坡后则被滑落的土石堵成了“山岬”，山岬恰与原来靠近南岸的暗礁相遇，航道全部阻塞，形成一大险滩。《申报》中对新龙滩具体的疏凿开工日期、人员安排及具体方法等均有详细记载：“云阳县境新滩定于新正月初三日兴工开凿。委员吴子明大令妥拟办法，禀商川东道任逢辛观察谕饬遵行，刻已出示。分饬各属晓谕，俾往来船只各知趋避，所定各条照录于后……”。由此可见，滑坡发生后的第三年春正月，云阳县令、川东道道台等行政要员共同会商拟定并向民众颁布疏凿期间的各项规定及注意事项。

这次疏凿的主要技术支持和实施者就是海关总署派来的西人戴乐尔，《申报》记载：“云阳县新滩前经总署派海关工师戴君等随带机器炸药至川轰去，当以春水尚深，滩石多淹，不便轰击，俟二月底江水渐涸方能大兴工作也。”当泰勒赶到工程疏凿地点时，当地地方官员知事汪蕡之前去拜访他，并立即向他们一行解释了新龙滩这个名字的由来，新龙滩意为“新的、蛟龙、险滩”。知事在讲这个险滩的起源之前，先对他们说明自己并不信这个，这是那些愚昧、迷信的船工笃信不疑的古老传说。但知事又说道，忽视这群以河为生的人们的想法显然是不明智的。于是知事开始讲述这个故事：

不知何年何月，江中有一条蛟龙，其唯一的食物便是人的尸体，于是他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险滩以获取食物。但是后来，人们航行愈发小心，尤其是在使用了救生艇后，令它原先的手段失去了作用。因此每逢月夜，在高峡深涧中，时常能听见这条龙的哀号：

我没有吃的呀，如何是好？

嗨耶！嗨呀！

我的吃食如今越来越少。

嗨呀！没有饭吃。

（Mei yu fan-chin）

我如何是好呀？容我相告。

嗨耶！嗨呀！

我要让大山在江中倾倒。

嗨呀！好多饭吃。

（Hao to fan chih）

泰勒紧接着写道，“这个哀号并非是新编的——因为不知何年何月它就出现于船工们的歌词中，而现在预言成真了。这便是他们笃信的原因”，这处险滩糟糕透顶，有谁比那些甘冒生命危险的船工们更了解其危害性呢？但他们却说，他们宁可任其存在也不愿让龙的食物断绝，从而引发更大的危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呢？很显然，不仅是现在的我们对这一问题持怀疑态度，来自西洋的泰勒也同样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质疑，“这便是我听闻的故事，其中还有更多充满幻想的细节，但我已记不清了”。为免读者误会，泰勒甚至替自己辩解道：“我为我讲述的这个故事而感到不安。这听起来就像是瞎编的，但其实此事比我所讲的还要离谱。与其说我凭空胡谄，倒不如说我言之未尽”。

有趣的是，在泰勒疏凿该滩期间，“那条蛟龙”竟然“现身了”,“那巨大的鼻子长达六英尺，它管状的嘴巴就像消防泵的抽水管一样”,“中国人打赌说这便是那食人尸体的蛟龙，是它造成了险滩。而且毋庸置疑，它肯定是某种水怪”，而泰勒知道那其实是就是他曾在宜昌的市场里见过的鲜鱼，并得出结论认为江中出现的这条中华鲟的长度不小于三十英尺。也就是说，这条蛟龙其实就是大型洄游性鱼类——中华鲟。

“不知何年何月，江中有一条蛟龙，其唯一的食物便是人的尸体，千是他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险滩以获取食物”，这到底是附会还是传说？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新龙滩之名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联系其上下文不难看出当地的舟子、水师、长年、三老、滩师等职业人群的生计所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与峡江天然险滩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

据蓝勇先生《重庆古旧地图研究》内《航道图组》中对《川江水道与航行》一书的介绍与考证，该书有川江航道险滩图二十一幅，其中一幅名为“新隆滩图”，可见，“新龙滩”一名在演变为“兴隆滩”名称前，也还存在以“新隆滩”一名面目出现的阶段。

03

兴隆滩

如上所述，追本溯源，究其由来，“兴隆滩”之名应该源于上述之“新龙滩”。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其旅行日记中写道：“从云阳上行三清里处，有一个二郎滩，滩虽小而水很险。由二郎滩行三十清里后进入兴隆滩。兴隆滩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的滩，也是一处险峻难行的险滩。在上游，只有嘉定城下的坌鱼子滩可与其相比。涨水时，乍看，找不到航路。船夫要通过目测水面的宽度，方可前进。”其时尚为涨水期，兴隆滩还谈不上相当的危险，当其下行出蜀时，七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下兴隆滩，船不知触礁几次。每触礁一次，在水下都发出轰隆一声响。”可知，其时滩险仍存。

由于滩险形成之后，因拉纤、盘滩等之需要，可谓是生意兴隆，这里迅速聚集起了相当多的人口，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由大量窝棚所形成的聚落。其聚集速度之快，聚集人口之多不由得就使“新龙滩”之名迅速蜕变成谐音“兴隆”，于是，“兴隆滩”一名也就堂而皇之地形象地取代了“新龙滩”。王淑敏先生研究云，该处滑坡发生后，上下来往巴楚之间的商船在此被迫停滞，列樯待运，延袤数里。滑坡之处原本是荒凉的地方，但仅几个星期，那里的纤夫和挑夫就达万人之多。为此，当时云阳政府在这里设立管理机构，因一时生意兴隆，取名为兴隆滩。

1.滑坡后三个月：南岸有居者百余家及烟馆数十户

这之后显然村庄人口在继续快速增多，我们可以通过几种不同文献的相关记述了解到这一村庄从出现到迅速增长的全过程。在滑坡形成险滩之后约仅三个月的时间，这里就已经聚集了颇为可观的人口，1897年1月15日的《申报》记载：“四川云阳县新出之险滩，……据该处来船云，现在该处南岸已有结茅而居者百余家，烟馆亦有数十户，因往来船只必须盘空，纤扯上下，需人甚多。所以乡人聚集于此，已俨成一小市矣。”由此可知，其时这里已经有了由简易茅屋百余家形成的聚落，甚至还开有数十家烟馆，为这些纤夫船客们提供服务，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小市镇。不过，其时结茅而居的聚落尚只分布在南岸。

2.滑坡后七个月：由仅在南岸扩展至两岸均有竹棚草房

滑坡后的七个来月，随着时间地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多，聚落已不只是在南岸，扩展到两岸均有。这里的治安管理明显跟不上形势，呈现出混乱的景象。1897年4月30的《申报》记载：“川东所属云阳县去年初起起新滩，凡货到彼，必须起至两岸竹棚草房内。挑夫云集，良莠不齐。不意某夜竟有人于夜深后种火，乘势抢劫，焚去洋棉纱及布尺甚多。各商未得被毁确数，接信之下，殊为惊惧。”当其时，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贸易已然息息相关。下游上海滩上的大商户们的货物因盘滩而滞留囤积在兴隆滩，竟然被纵火趁乱抢劫，因此而烧毁不少。而且因信息不能通畅，无法知道损失的确切数字，一个个都极为惊恐。

3.滑坡后一年零三个月：两岸蔑棚排列成市，以工代赈安顿饥民即达二三千

又过了八个来月，到1897年底，也就是滑坡后的一年零三个月，这里的人口和聚落规模又已经大大增加了，《渝报》中有简明扼要的记述，谓为“滩上下排泊之船只，南北岸栉比之棚厂”。《申报》的记载则可谓成一序列，如实记载了这一聚落兴盛发展的全过程，除以上引录的几个阶段外，1897年12月23日版记述如下：

去岁川东所属云阳县有山崩之事。是处为轮船往来之所，颇碍舟行。惟前任川督札饬委员在渝、万二处筹集商款，用人疏凿。时值川东下游饥馑，约计饥民二三千皆得在该处提货、挖滩，自食其力，而官场即得以工代赈之一助，所费约数万金。迨春夏间洪水陡涨，滩石尽淹，工遂停止，往来商船亦无阻碍。今冬江水枯涸，其险立见。凡上水船货抵滩，均须提载。两岸小贩营生以及水手力夫支搭蔑棚排列成市。川东道宪已派炮船前往弹压，且在滩侧设立电报分局日报滩险情形。俾得消息灵通，以免肇祸。闻四川藩宪电咨重关监督任观察可否用西法疏通。刻已商诸余税务司，拟延精于地理工程之人前往勘明，再行定夺。

据上可知，1896年秋冬之时，因水落石枯，滑坡之处滩势渐险，四川总督即发文下令在重庆、万县二地商户中筹集资金，用人力进行疏凿。当时值川东地区闹饥荒，约有二三千饥民聚集在云阳新滩处挖滩或充当挑夫等职，官府即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雇募人力疏滩，既达到了救灾的效果，又低成本地解决了疏浚险滩的劳力。待到第二年春夏间，水位上涨淹没滩石，即停止疏浚，船只航行也已无大碍，但到冬季枯水位时滩险立现，船只货物均须起拨盘滩。水手纤夫、脚力贩夫等在此聚集，两岸由竹蔑搭成的窝棚挤挤排排，列成市廛。

04

聚落规模与生活百态

如上所述，兴隆滩上人员汇集，鱼龙混杂，治安管理上的压力很大，可能时有混乱局面，川东道道员即派炮船前往控制场面。而且为了避免出现前述消息不通，上海商户无法确知因纵火所致的损失数目这种情况，专门在险滩一侧专门创设了电报分局，每日汇报滩险情形，并与海关税务司交涉商讨，延请精通地理工程的技术人员前来勘察详明具体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下不妨引录一段前来担任技术主持的西人泰勒的记述，他所看到的这个聚落，涉及人口多少，职业构成，职能管理等等，其描述可谓细致入微：

一个新的村庄却迅速出现在了刚填出来的石堤上。这是一个由窝棚构成的村庄，村里的人口达到了几千。光是纤夫就有上千人，因为一艘帆船就可能需要四百名纤夫，将其从漩涡与堤坝之间拉至上游。村子里还有商店，戏台，妓院，大烟馆，以及林林总总的客栈，还有一个县知事的衙门，以及一些兵丁——这确实就是一个小村镇。但同其他由纤夫组成的村落一样，它会年复一年地出现与消亡，因为在高水位时，这个村子就会沉入江底一百英尺以下。

泰勒，作为一个目睹亲历这一村庄的充满好奇和探究眼光但同时却又严谨细致的西洋工程技术人员，这段翔实的纪述文字揭示了这个村庄迅速产生、成长并壮大的全过程。透过其描述，我们甚至不难想象村庄的构造和面貌。窝棚，一排又一排、一圈又一圈，层层叠叠，挤着挨着。这些主要由唱着川江号子，赤裸着身躯拼死拉纤靠出卖苦力以谋生的纤夫们所组成的特殊的峡江聚落，因一年一度的水涨水消而季节性地出现和消失。然而，这种季节性看来显然并不影响平枯水位期村庄存在时村民社会的生活百态。看，日常经济生活所需的杂货商铺琳琅满目，也不乏供闲时消遣娱乐的精神生活所需的戏台，还有为满足因性比例严重失调所致的青壮年苦力纤夫的性饥渴需要应运而生的妓院，再加上反映时代背景和社会特色的大烟馆！船只盘滩需停靠，商人旅客就免不了打尖住店吃喝消费，所以各类高中低档的客栈舍林林总总，当然也少不了地方官进行行政管理的知事衙门，以及例行治安管理及威严的兵丁。俨然一个丰富多彩的百态小社会。

如果说以上记述姑且只能作为聚落结构与形态的粗略说明，聚落规模的大小还需依赖更多的数据方面的支撑。比如，关于每艘帆船所需纤夫的数量问题，笔者在参加2016年于黔江举行的重庆市历史地理年会上曾与赵永康老师交流与讨论，赵老师认为西人泰勒的观察和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的水分和失实的地方，引文所述“一艘帆船就可能需要四百名纤夫”的说法或许存在高估．建议笔者再找相关佐证。笔者也对此数据颇感疑惑，想想几百号人在两岸列队拉纤的场面将是何等景观，于是又多方搜罗排查史料，终于又在《申报》中找到一些相关记载，且看以下这段记述：

四川云阳县江边新出涨滩，商家皆以为不便。捐款开挖已有多层。每一洞即用炸药轰开，滩底渐平。行来行船不致大碍。惟滩形如堑，下流之水由上激行，几同建瓴直下。是以船至其处必须人力牵挽。每一船用夫役三百余名方能挽过。且船上货物须先搬运一空，只留三人。一在船唇拿杠，一在船尾执舵，一在船中刺篙。余皆上岸。离滩一二十里即闻水声澎湃。现正竭力开挖。但春水新涨。若再继长增高，则须暂时工作矣。

由此可知，所谓西法轰滩，就是在妨碍航行的巨石上开挖数层的石洞，埋设炸药，层层轰开，使滩底渐显平坦，但滩形仍似级级石堑，故而船到这里必须仰赖人力拉纤牵挽。船上货物必须全部搬空，船上人员也仅留三人，船唇、船尾、船中各留一人，分行拿杠、执舵、刺篙之职，其余人员全部上岸。即便如此，每一艘船仍然需要使用夫役“三百余名”才能通过。在离滩尚有一二十里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水声激越澎湃。

比较前后两个数据，一云每艘帆船需“四百名纤夫”，一云每船需“夫役三百名”，二者稍有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与纤夫力役的老弱与否相关。海关史料有云：“必须另筹新法，使其过滩稍速。缘民船过滩，无论水大水枯，均甚濡滞，甚或延至一二礼拜之久。原其耽延之故：一则多因过滩时纤夫办法并无定章，兼以老妇稚孩临时充数，再则随意扯拉、曾无巧力以相抵制而抑其就下之势耳。”可见，每船所需力役人数的多少，确实与力役结构密切相关，如果以老人、妇女或小孩临时充数的话，所需人数当然就多了，过滩速度也就慢了。另一方面，过滩速度与效率还与力役队伍的使力技巧等组织力有关。

泰勒说村庄达到了几千人，这一数据应该说并无太多水分，甚至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在炸滩期间，每日需役使的人员数目就达二千人，其主要任务是将现场轰炸掉的石块转移到别处去，不能让石块滞留堆积在江滨。这在《渝报》中有相关记载：“云阳盘沱滩险，经赫鹭宾榷使遴派洋工，来蜀开凿。当道早派委员弁及翻译前往迎导，已于腊月杪到滩。相度形势，择吉于正月三日兴工，炸药轰去之石，用夫役移徙他处，不使滞积江浔。日役二千人，不久即可奏效矣。”泰勒书中的相关记载也印证了这一数据，说是为进行航道疏凿整治，他开始招募工人，“在大约一个星期里我们就募集了两千个人，后来又募到了更多”。招募工人的速度如此之快，数量之多，足可见当时那里聚集的劳动力总人口非常之多。“他们中大部分人仅仅从事苦力的工作——搬运石头。其余的人是石匠，他们学过在岩石上钻孔”，由此可知，除了纯粹的苦力以外，也有不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而且，从管理上来看，“苦力与石匠都有工头，每个工头都带着特殊颜色的标志——包头布或是袖标，这样他们就容易辨认了。当然，他们也负责提供工人们的伙食。他们试图对工人们耍花招，直到地方官将图谋不轨者当众处以杖刑。”这说明，工头们很可能在工程施工过程当中有明显的过度剥削克扣工人们劳力工资的情况发生，乃至最终地方官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刑罚以遏制这种恶劣的行径。

滩头生意兴隆的程度和具体面貌已如上文所论，然滩名最终固定成“兴隆滩”，还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磨洗。《峡江滩险志》中的记述可谓最为明确：“兴隆滩最晚出，东距云阳县四十五里，与秭归县新滩齐名。始亦名新滩，舟人称秭归曰老新滩，别于此也。久乃定今名”。一句“久乃定今名”足可见“兴隆滩”一名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淘洗与沉淀，最终才稳定下来。

综合上述多种文献来看，《申报》、《渝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多记为“新滩”，但1896年《宜昌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已出现“兴隆险滩”一说，当需与归州新滩区别时，多以兴隆滩名出现。民国二十三年《宜昌到重庆》中记为“新龙滩”，并注明：“一作兴隆滩，初名新滩”。民国二十四年《云阳县志》中记为“新滩”，并注明说“俗名‘新龙滩’”。日本人山川早水之《巴蜀》中则记为“兴隆滩”。可知此滩最初乃名新滩，又称新龙滩，后则用其谐音改称兴隆滩以描述其地生意兴隆之态，且逐步取代前二种名称而稳定成兴隆滩之名。可见该地地名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发展到最终定形的过程，也就是由“新滩”到“新龙滩”再到“兴隆滩”的地名蜕变。兴隆滩聚落的空间分布最初仅在南岸，其后扩展为两岸均有，再之后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如下：在滑坡后三个月：南岸有居者百余家及烟馆数十户；在滑坡后七个月：由仅在南岸扩展至两岸均有竹棚草房；在滑坡后一年零三个月：两岸蔑棚排列成市，以工代赈安顿饥民即达二三千。负责疏滩的西人泰勒，对这个聚落的观察与记述细致入微，涉及人口多少、年龄构成、职业构成、职能部门等，俨然一个丰富多彩的百态小社会。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02期

作者：尹玲玲

选稿：周辰

编辑：吴雪菲

校对：周辰

责任编辑：郝志坚

往期精彩

会同地名源流考

茂名市地名与地形关系

武威市地名文化内涵探析

城寨之外：北宋西北沿边“崖巉”考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兰州市辖区行政区划地名研究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