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在元宝屯

值班大话君：秋深月影

1946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一挂马车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乡间公路上奔驰着，车上坐着6个人，其中一位就是从延安来的作家，他是受中共珠河县（尚志）委的委派到元宝区任区委书记的周立波。

图1为周立波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出生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个塾师家庭，他原名周绍仪，“立波”是他取“自由”的英文“liberty”给自己起的笔名。他20岁时开始写作，1934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周立波为战地记者，他走遍了华北前线，写了《晋察冀地区印象记》和一些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通讯。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随王震将军挥师北上，不久，又随三五九旅的一部来到东北。

马车经过数小时的颠簸，越过一道小山梁，一个典型的东北屯落就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周立波观望着这陌生的东北屯子。屯子三面环山，南面是大青顶子山，北面是黄泥河，对岸就是那座像大元宝的元宝山，元宝区由此得名。

元宝区坐落在山洼里，是周边几十里的唯一千户大镇，著名的抗日将领赵尚志，曾在这里领导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共产党在这里有一定的影响。

马车驶进了元宝区，周立波在小学校门口下了车，活动了一下坐得麻木的双腿，环视了一下元宝镇区：清一色的土房，还有小马架子；每家都有木板夹的障子，每户的房檐下，基本都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和一穗穗苞米。

小学校是一排土房，右边是三间茅草房，这是土改工作队和元宝区委的办公室。当天，周立波就住在了西屋。

周立波到元宝区的第二天就开始到一些农民家访贫问苦，他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都很穷，大多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在十几家地主的盘剥和士匪的洗劫之下，元宝区的穷苦人都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不少人家一年有半年断粮，有的人家没有衣服穿，两口子穿一条裤子。还有更穷的人家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

图2为周立波走访农户

韩凤岐，人称韩老六，是元宝村头号大地主。伪满时他是元宝村的村长，还兼伪协和会的会长，日本投降后，他的弟弟韩老七当了土匪头子，曾两次带着匪徒洗劫元宝区，后率匪队躲到了大青顶子山。韩老六家的土地并不很多，但这个人凶狠、残暴，对农民百般欺凌。工作队刚进屯，韩老六就逃到哈尔滨。有人见他在哈市做过小买卖，见到熟人就躲。在元宝区还有他的一个亲属，外号韩长脖子，替他经管家业。

东北的冬季十分寒冷，每到这个季节，农民们就会到各家串门。周立波利用这个时机融入到群众中。很快，这位说着南方话的作家，深受直爽、朴实的元宝村人的喜爱。周立波有了一批农民朋友，一天到晚，他家的炕上总是坐满了贫苦农民。山东汉子周风鸣是从山东逃荒到元宝区的，他家境贫寒，但性格开朗，敢说敢做。当工作队找到他时，他积极提供情况，还帮助做群众工作。后来，在周立波的帮助下，他当了北区的农会主席，在他的鼓动下，车把式老孙头和一些农民积极分子都成了北区的村干部。有一个叫王鸿君的手工业者，人很正直办事公道，很有组织能力，在屯里是个有威望的人。在周立波的提议下，选他当了农会主席和村长。在周立波的启发教育下，白福山（白玉山的原型）、郭全海、赵大个子等都成了土改运动中的骨干。

一天晚上，十几个穷苦农民在一农户家的热炕头上闲聊话。大家有说有笑地唠了一阵子，有人提议请周书记讲几句。周立波用唠家常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对大家说:“刚才，大家说自己的生辰八字不好。我说不是八字不好是地主对农民压迫的结果。我们辛辛苦苦劳累了一年，生产的大部粮食都被地主们作为地租剥削去了，没有一家能吃饱肚子。一遇到灾年，就要饿死人。天下的地主是一家，穷苦人也是一家，只有大家抱成团，才能斗过地主”。周立波从元宝区讲到了全国的形势，讲得头头道，大家听后心里就像开了一扇门。

在元宝区贫苦农民觉悟有了提高后，周立波以诉苦形式发动群众。当时，有些贫苦农民胆子小，怕工作队走后地主报复，思想有压力。一天，周立波亲自找到贫苦农民周凤鸣，对他启发说：“我们都是穷人，没啥不好意思的，你当众讲过去受的苦，可引起大家的同情。”

不久，贫苦农民在元宝区第一次召开由周立波主持的斗争大会。当把地主拉进来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口号。周风鸣首先上台发言，他列举了地主的罪行，当谈到他家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时，竞痛哭起来，引得全场一片啜泣声。

这一开头，不少贫苦人纷纷上台，控诉日伪时期受剥削压迫的苦处。元宝区的群众在周立波和工作队的帮助下，很快发动起来了。

一天，周立波到白福山家。这位山东汉，为人直爽。他爱人高桂芬（白大嫂），也是区里的积极分子。他夫妻俩一起参加了周立波举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周立波一进屋就被白福山推到炕里，闲谈中白福山介绍了区里的流氓恶霸陈福廷。白福山说:“这陈福廷是元宝区的一个小恶霸，他依靠他大爷陈会忠当伪区长，当上了元宝区伪勤劳奉侍的头，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这个流氓，整天到处闲转，区里无论哪家的姑娘媳妇好看，他要是相中，无不深受其害。区里老孙家才过门三天的儿媳妇，陈福廷见她长的俊，就打起了坏主意。一天他见这媳妇在地里干活，就凑过去上前搭话，自我介绍是区里的头儿，大爷是区长。他见这新媳妇不理他，就上前动手，并威胁说:“你要敢吱声，我就叫日本人杀了你”。这新媳妇没听邪，坚持反抗，可终因体力不支，被他奸污了。整个元宝区被他奸污的姑娘媳妇有二、三十个，老百姓都恨他”。

周立波听后心情十分沉重，夜里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心想：这恶霸和土匪一样凶恶，不除掉不平民愤！第二天，他和区长韩惠、土改工作队长肖祥一起研究，先调查取证，问题属实后。周立波亲自起草报告，列举了小霸王的罪行，以区委的名义建议镇压小霸王，这个报告很快被县里批了回来。

陈福廷被逮捕后，周立波决定通过除恶霸对群众再进行一次教育、为了锻炼村干部，周立波提议由村干部主持这次大会，他亲自将几个村干部、骨干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主持会场，如何讲话。

这天上午10点整，元宝区斗争恶霸陈福廷的大会开始了。会场上插满了红旗，挂上了毛主席像，布置得十分严肃，参会者比肩继踵。

陈福廷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垂头丧气地被押进会场，大会开始控诉，群众一个讲完了，另一个登场，纷纷控诉陈福廷为日本人效力、横行霸道、奸污妇女的罪行。这时，会场上突然爆发了“打倒恶霸，为民除害！”的口号，会场上群情激奋，斗争大会开得十分成功。

会后，陈福廷被押到屯西头执行枪决。

一次，周立波正在屋里看书，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几个积极分子连拉带扯地将一名叫王玉志的农民带到他的门口，周立波推门一看，白福山愤愤地对他说:“周书记，这家伙藏枪，是小鬼子倒台时捡洋捞捡的，他也承认。可拉他去取时，他一会说在这，一会说在那，就不说实话。”“这小子过去当过土匪，我看毙了算了！”另一个积极分子说。王玉志吓得直哆嗦说：“我只当过7天胡子就不干了，我没砸过窑。”

周立波想：只凭他当过几天土匪就枪毙，这显然是不合理。对这样的人需要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于是，他告诉白福山，要和王玉志谈谈。

办公室里，只剩下周立波和王玉志。周立波让王玉志坐下，并给他倒了碗水。周立波从政府要求交枪，讲到党的宽大政策，使王玉志很受感动，他说：“我怕一旦交出枪，就更证明我有罪了......”周立波说：“交枪是立功表现，表示你要重新做人.......”

随后，王玉志领着民兵，来到村西边的一棵大树下，将两支枪挖了出来，交给了工作队。

在对敌斗争中，周立波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一次，为了抓一个潜逃在外的伪区长，周立波挎上枪，带着农会干部和区中队战士，坐着马爬犁，追到当时闹胡子严重的三甲村去发动群众。经过两夜的工作，终于挖出了隐藏起来的伪区长。在斗争恶霸地主中，周立波和爱人敢于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在元宝区开展的“栽大槐树”活动是东北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创举。这个点子是周立波想出来的。他看完赵树理的小说《大槐树》，立即将“大槐树”赋予新的意蕴，把它引到土地改革之中，他领着元宝区的翻身农民开展“栽大槐树”活动。这活动就是翻身农民闲暇时到哪一家串门儿，这“大槐树”就栽到哪一家。东北地区农村冬季吃完晚饭，农民们拿着烟袋，到“大槐树”家的南北大炕一坐，围着火盆唠起来。

这天“大槐树”栽到了白福山家。老早，白大嫂高桂芬就将炕打扫得溜干净，白福山把烟笸箩填满了旱烟沫。

工夫不大，白福山的小屋就坐满了人。

“周书记来啦！”有人在外屋喊。只见周立波带着微笑走了进来。他见大伙笑呵呵地坐在那儿，便说了一句:“这疙瘩可真热闹呀！”这是当地的方言，经周立波用湖南口音一说，逗得农民们哈哈大笑。

每当大家讲一段，周立波和工作队的同志便开始插话，讲革命道理，农会是农民的命根子，讲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的罪行；宣传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大槐树”栽了半个月，很快提高了元宝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种方式效果很好。当时，兼任县委书记的于林亲自到了元宝区，总结了“栽大槐树”的经验。周立波和爱人林兰一起写了一篇报道，介绍了“栽大槐树”的经验，登在《东北日报上》。

图3为周立波与爱人林兰

正当土改工作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躲到大青顶子山的韩老六的弟弟，听到元宝区工作队把他哥家的地都分了，逼得他哥韩老六跑了，这土匪头子气红了眼，组织土匪，准备攻打元宝区。

这消息传到了元宝区后，受过胡子两次洗劫的元宝屯群众，一片惊慌。周立波立即召集干部大会。他说:“我们搞土改，折断了土匪和地主的联系，他们必然要反扑，不过今天的元宝区不是从前的元宝区了。目前，主要是先稳定群众，立即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做稳定人心的工作，告诉大家，我们有力量抵抗土匪的进攻。我们要将全区几百名青年民兵组织起来，巡逻站岗，发现可疑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元宝区的千余名群众全行动起来了。白天，农民搞生产也都提高了警惕，有的民兵背着枪参加劳动。周立波还和县委联系，县大队派来了一个朝鲜族连的战士。躲在大青顶子山的韩老七听到消息，没有敢来犯元宝区。

7天后，朝鲜连的战士撤走了。周立波又想出一个主意，决成立一支打猎队，抽出全镇枪法好的猎手，每人配备一匹马、一杆枪，活动在深山老林里，既可打猎，还可以清剿土匪。很快，二十多人的打猎队组成了，每人除发猎枪还发了一杆三八枪、手榴弹。任务是不仅打猎物，还要打土匪。

打猎队的成立，不仅获取了猎物，还更大地震慑了土匪，一些流匪主动下山向政府投降。经过近三个月的巡山打猎，除少部分自留，其余都拉到一面坡卖掉，为区政府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

白福山是周立波的好朋友。一到晚上，周立波就叫通讯员把他叫到宿舍，请他介绍屯里土改的情况。白福山告诉周立波，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韩老六家的。这韩老六在屯里很霸道，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乡亲们非常恨他。周立波一边听，一边记，持续了一个多月。周立波不但了解土改工作情况，就连当地的方言土语也记在本子上。

一天闲谈中，白福山告诉周立波：元宝区有一个扭秧歌的民间艺人，秧歌扭的好，功夫深，不但扮男也可扮女，每当正月里，这小伙每到一地，便引起人们的关注。周立波通过白福山找到了这个民间艺人，他通过这个秧歌手了解东北民间艺术，并支持元宝区的农民把这一民间艺术发展下去。

1947年，为欢庆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节，元宝区组织群众扭起了规模庞大的秧歌。贫苦农民们载歌载舞，歌颂共产党领导农民闹翻身。

周立波生活简朴，他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身穿一件黄布军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靰鞡鞋，每天吃三顿包米馇子就咸菜。他不但接触了农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还注意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物。他培养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郭长兴、花玉容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并成了斗争的中坚。白玉林是工作队的骨干，其爱人是女队长也是村里的骨干，周立波从这些人身上获取了丰富的创作资料。在《暴风骤雨》中成功地塑造了白大嫂和白玉林的形象。

图4为土地改革时期的元宝屯

1947年5月，周立波被调到了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主编了《松江农民》报。在办报的日子里，土地改革和剿匪斗争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一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反映中国农民土地革命的长篇巨著《暴风骤雨》终于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