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生态环保意识观

蒙古人的生态环保意识观

赛罕文化

蒙古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朴素的民族，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的民族。早在蒙元以前蒙古先民在萨满教的影响下，信奉“天父地母”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大扎撒》中有这样的规定，“蒙古人在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幼小和雌性猎物进行放生；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对伤残、幼小猎物放生，可能是从“仁爱”的角度所为，但对雌性猎物放生，大概是出于雌性可以进行繁育的目的。不得在河流中洗手和不得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规定，就是当时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条。

后来出现的《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咯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典， 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它使得古代蒙古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加社会化、法制化，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屏障和可靠事实上使这种生态环保思想意识习化、道德化、法制化。在宗教的作用下， 这些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变成了古代蒙古族人的自觉行动的保障。这些法律规定形成的习俗至今仍然保留在蒙古族民俗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延续。

自古居住在草原地区的土著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个习俗——砍柴留半堆，他们上山砍柴时，从不“砍净挖绝”。比方说，蒙古人对一堆“雪里洼”柴，决不砍净，必留半堆，他们的理由是一堆柴砍半堆利用，另一半留着继续生长，永续再用。这就是蒙古人的简单朴素的原始生态环保意识。

1.对草场和水的保护

草场和水是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两大重要资源。古代蒙古人为了处理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平衡，采取了倒场放牧的游牧生产措施。每个牧户都有自己的夏营盘和冬营盘， 一般在五月份左右迁往夏营盘， 十一月份前后再迁回冬营盘。这种倒场放牧措施一方面既可保障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保障草场的生态环境的质量，避免了优质草种的退化和草场的盐碱化或沙漠化，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平衡的发展古代蒙古人在对水资源的利用开发上非常注重对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

2.对于动物的保护

围猎是古代蒙古族的一个习惯，在蒙古帝国时期围猎曾被作为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这充分说明当时的野生动物资源是非常丰富。但是当时的蒙古族人并不是一味地作灭绝性的猎杀，而是要放走母畜和仔畜，以保证野生动物的繁衍，甚至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也不例外。后来的蒙古族统治者甚至把保护野生动物上升到立法的高度。蒙古族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野生动物，在客观上保障了当时蒙古族的人、畜与环境的协调平衡发展。这些法令和宗教常常融合在一起，渗透到古代蒙古族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成为其约定俗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从而不仅在百姓的生活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行动。

3.宗教中的环保理念

在蒙元时期蒙古族大多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崇拜大自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生命、有神灵，其教义里面同样也隐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也正是这些宗教信仰思想，支配着人们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奉行一种正确的生态伦理观，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例外。

4.立法中的环保观念

蒙古族统治者都曾用立法的形式严禁大肆滥杀野生动物，特别是怀孕和带幼仔的动物，充分显示出古代蒙古族对野生动植物的仁慈和恻隐之心。也正是这种对动植物的有恻隐之心的生态伦理道德观，使得古代蒙古族把山川大地与神灵等齐，把其他生灵与人类齐同，客观上提高了自然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对人们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道德约束作用。

5.对自然敬畏

游牧民族不会存在征服自然的想法，他们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崇敬自然，他们相信如果做出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游牧民族认为山山水水都有自然属性。中世纪以前，任何民族都是这样的，往往将习惯和认识宗教化。由敬畏会产生很多禁忌，比方说，不要在流动的河流里面倒脏水，洗脏东西，采集对人有用的资源都有限度，野生动物的猎取是有季节性的，杀多少，怎么杀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6.是草原民族有浓浓的感恩情

感谢自然为他们提供水、草，感谢自然赐予他们猎取的动物等，这也是与定居民族的区别之一。草原民族始终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而非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山山水水都用平等的心态去对待。

7.是理性的法制保护

对草原的保护，游牧民族还表现在法制化。从习惯法到成文法都有佐证，例如，游牧民族有这样的说法：在大地变白之前，在大地变黑之后都不得狩猎，这里的大地变白变黑说的是在降雪之前和融雪之后，这时是不可以狩猎的，狩猎很讲规矩，元典章里对于狩猎等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

要保护大自然，要保护野生动物，要保护草场和水资源，感恩和敬畏是融合在草原民族生活每个细节中的。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民族是高度自觉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先辈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