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寻找江绪林，就是在寻找自己

2016年大年初一，江绪林的晚餐。图片来源：江绪林微博江绪林的最后一条微博。2016年2月20日的追思会。图片：俞诗逸提供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片：视觉中国2021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法商楼。图片：作者拍摄2021年4月，法商楼112室，原江绪林办公室一直空置，钥匙由政治学系副教授邱立波保管。图片：作者拍摄

“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走出来的人，你在现实中是见不到这样的人的。”

五年来，肖海鸥和崇明一直在等待一本书的问世。

他们一个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一个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长聘副教授。两人的生活本没有什么交集， 是一个叫江绪林的朋友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

江绪林，政治哲学学者，生前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专长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2016年初的一个冬夜，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去世，彼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人们对此做出各种解读。有人说，他死于生活的困顿；有人说，是抑郁症的恶化带走了他的生命；还有人将他的选择放在现实社会大背景之下，赋予其符号意义。

直到现在，将近两千个日夜过去了，仍不断有人涌向他的微博和豆瓣，怀念他，或是向他倾吐内心的郁结。而他生前的师友，也都或多或少被他的死改变了。

江绪林去世后，崇明和肖海鸥分别整理了他留下的文字，前者是出于朋友本能，后者则是为了践行一个约定。两人的轨迹在2018年交叠，随后肖海鸥接手了这个工作。如无意外，她所编辑的江绪林文集将会在今年夏天出版。四本厚厚的读书笔记，也已经列入出版时间表。

200万字，是江绪林文章、微博、读书笔记的全部字数。过去五年，与江绪林有关的人——朋友、学生甚至曾经的恋人，都试图从这些文字中去重新认识他。

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他究竟为何要做出最后的选择。

没有人得出答案，他们也不需要一个答案。同为政治哲学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说，所有的解读，都不过是生者的自我投射。

对他们来说，纪念江绪林、接近江绪林的内心世界，也是在反躬自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明白生者究竟为何而活。换句话说，寻找江绪林，就是在寻找自己。

选择

“晚餐；来了一只猫；又来了一只；第三只；第四只；......突然就好无趣了。”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晚上，江绪林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食堂二楼，独自吃着晚餐。这顿饭是米饭、大虾和青菜。吃到一半，几只猫咪出现在餐桌下。

江绪林用手机拍了下来，发在了微博上。

当时正在家过年的历史系研究生俞诗逸看到了这条微博。他跟江绪林说，食堂二楼常有流浪猫出没，请江老师帮忙喂一喂。俞诗逸觉得江老师心情看起来不错，似乎对生活很有热情，和前两个月在微博上流露出的消极情绪不太一样。俞诗逸是微博的重度用户，2015年9月入读华东师大后，他偶然看到这位政治学系的老师也活跃在微博上。通过微博，他和江绪林取得了联系。

接下来的几天，从校园里的日落、校园外的晚餐，到春节档的《美人鱼》，江绪林如常在微博上分享着自己的生活。

2月11日，科学家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信号。江绪林发微博说，自己曾有一位女性朋友是研究相关领域的。他还分享了这位朋友在豆瓣上写的护肤总结，称赞她“行文俨然科学论文品格”。

2月14日，他去做礼拜；17日，打扫了办公室。

到了2月19日，情况急转直下。

凌晨3点57分，他发了四张香港长洲岛的照片，说：“喜欢香港，以至于我曾心中挑了一个辞别的地方：长洲岛南端。”

中午12点36分，他似乎有些生气，他说自己在宜家订了一个小衣柜，华东师大教师招待所的管理人员却不允许搬进宿舍，“每年都试图驱逐我一次”。

12点57分：“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八分钟后：“无法反击，因为本身也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太累了。”

19点57分，他发出人生的最后一条微博：“饶恕我吧，赦免我吧，上主啊，请你开启希望之门；哦，正义...我接受......”配图是两张照片，第一张是他的自拍，第二张是他的遗书。遗书中，他体面地交代了自己的后事。最后一句话是：“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华东师大闵行校区法商楼112室，闻讯赶来的人们撞开房门时，一切都迟了。

追思

得知消息的时候，崇明正和妻子刘文瑾一起，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彼时，他是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和江绪林关系密切。

2016年2月的波士顿，难得的没有经历严寒天气。2月19号早上起床，崇明的微信已经炸开了锅——江绪林的微博、现场照片，像冰雹一样漫天砸下，砸得他和刘文瑾措手不及。几天前，他还和江绪林互发短信问候，一夜之间，“一个朋友就没有了”。

16000公里之外，上海闵行，许多人正在连夜赶往华东师大。

江绪林的遗体已经被殡仪馆运走，112办公室门外摆满了鲜花和蜡烛。

第二天（2月20日），一场小型追思会在法商楼的小会议室里举行，参加者以政治学系师生和江绪林的生前朋友为主。他们把灯关上，点亮了一支白蜡烛。政治学系副教授邱立波打开手机，播放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一周之后的上海益善殡仪馆，大约两百人参加了正式追悼会。这场追悼会上，时任华东师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刘擎，朗读了一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悼词。

刘擎在悼词中忆及，自己和江绪林在华东师大的交往始于2010年。

当时刘擎在历史学系，江绪林在政治学系。2010年秋天，江绪林旁听了刘擎给硕士生开设的《西方思想经典研读》课程。那个学期，江绪林只缺过一次课，还专门发了短信给刘擎请假。

2011年，刘擎转入政治学系，任系主任。换了身份，有了上下级的关系，刘擎觉得有些别扭。但江绪林跟刘擎说，自己以前把他当成兄长，以后也一样。

后来，华东师大推出了“代表作制度”，即不再要求优秀人才的论文发表数量，而是根据代表作来参加职级评定。刘擎在悼文中回忆，他当时觉得这个规则简直像是为江绪林“量身定做”的。但当他找到江绪林，劝他用《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写罗尔斯的论文参评副教授时，江绪林沉默了。末了，江绪林对刘擎说，觉得那篇文章的结论过于草率，不能代表自己的水平。

刘擎说自己当时“惊讶到无语”。他形容，江绪林就是学院里的一枚“珍稀植物”。

悼词结尾，刘擎告诫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学生：“理想主义是可贵的，但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妥协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样是可贵的品质，也同样有古典思想的渊源。追寻理想的道路漫长，请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走得慢，才能走得更远。”

五年来，每到2月19日，都会有人重新转发这份悼词，以示对江绪林的悼念。

崇明所写的《行过死荫的幽谷：送别江绪林》，是另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文章中，崇明回忆了他与江绪林的交往。

江绪林曾经告诉崇明，他很小时就失去了父母，与二姐江寿娥相依为命。但直到江绪林去世后，崇明才从朋友那里听说，江绪林本来有四个姐姐，而其中有两个都自杀身亡。他觉得，如果自己早一些知道这件事，或许就能更早觉察出江绪林是否有自杀倾向。

文章中，崇明说，和江绪林做同事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听他讲自己读过的书。刚到华东师大时，崇明住在青年教师公寓，江绪林住在学校招待所。后者常去崇明和刘文瑾家做客，和他们聊天。

崇明曾与江绪林从哲学层面谈论过自杀。虽然他一直担心江绪林的生活状况，但得知江绪林自杀的消息时，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只觉得江的选择太过突然。远在波士顿的崇明，在这之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写篇悼念文章，二是整理他留下的文字。

对于弟弟的死，二姐江寿娥的疑惑更为直接：“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会这样呢？”

江寿娥对全现在回忆，江绪林上了大学之后，二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1995年，江绪林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那几年，他只在第一年的春节回了趟家。后来江绪林向崇明讲述，自己因为买不起春节回家的火车票，索性一直在学校里过年。

大学期间，江绪林给姐姐写信，说自己在学校就是吃稀饭馒头。江寿娥回信，说稀饭馒头就好，家里还没得吃。

江绪林申请香港浸会大学博士时，江寿娥表达过反对。她担心自己没钱给弟弟读书。这几乎是他们人生中唯一一次争执。江绪林当时对姐姐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在香港读博士有奖学金，既然有机会，那就一定要去。

后来，江绪林的博士学业需要延期半年，他无法继续住在学校宿舍，便退而求其次，到深圳租房，以节省房租。江寿娥打给了他半年的房租。这笔钱，江绪林后来全部还给了姐姐。

崇明对全现在回忆，当时，人们对江绪林的自杀有很多说法，而他之所以写文章，“一方面是纪念，一方面是澄清一些说法，努力去呈现一个我理解的江绪林。”

他很快动笔，2月24日，文章就发了出来。

远在香港的吴俊看到了崇明的文章。吴俊曾是江绪林的恋人，那位出现在江绪林微博中“研究引力波”的女性朋友，正是吴俊。彼时，她在香港一所大学任通识教育讲师。

吴俊也想写篇文章。当时，她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评论和说法。在这些声音里，江绪林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世俗生活的人”。“和我的理解、我的感知不一样。我想写成一份像证词一样的东西，希望留下来的是更加真实的、丰满的形象。”吴俊告诉全现在。

文章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2016年4月，吴俊完稿，把这篇20000字的文章发在了自己的豆瓣日记。她原本只是想作为一份私人记录，但没想到，文章在网络上获得了超出她预料的大量转发。

私人回忆被放在了公共场域里接受审视，吴俊觉得这对自己的家庭不好，于是隐藏了这篇文章。

笔记

整个2016年上半年，吴俊都特别消沉，情绪低落、体重也掉了很多。

这半年里，她看完了江绪林的微博、豆瓣，还有他们往来的信件。她重新联系了曾经共同的朋友，去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一些自己不了解的细节。

这之前，吴俊和江绪林在分手数年后，于2010年断断续续地恢复了联系。她得知江绪林去华东师大教书时，觉得“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能够支持下去的方式。”

吴俊告诉全现在，尝试去重新认识江绪林，“是一种本能”，“然而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我重新去认识他的过程，我没有想到他最后几年的生活是那样的。”

崇明写悼念文章时，也重新翻看起江绪林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那之前，他从来不用微博和豆瓣。

“冲击太大了，”他形容自己初次看到江绪林微博的反应。“2015年底，2016年初，（他的）心态越来越灰暗，越来越悲观，自杀情绪的流露越来越多。”

这让崇明非常自责，觉得自己没能留意到江绪林的思想变化，没能尽到朋友的本分。

他决定整理出江绪林留下的文字。与此同时，政治系副教授邱立波，也在华东师大召集了一批学生，打算整理江绪林遗作。他们拉起了一个微信群，崇明和俞诗逸都在这个群里。

很快，他们把江绪林在豆瓣和微博上留下的文字全部整理了出来。

整理出全部笔记后，崇明感到震撼。

“太惊人了，加起来有两百万字。”江绪林比崇明想象中更为勤奋，几乎所有读过的书，他都做了笔记。“对于想读那些经典的人来说，看一下他的笔记能够对书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和江绪林有着相似的履历——都曾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求学，都研究政治哲学，后来又同在一个学术小组。但私下里，他们的交集并不算多。

周濂最开始了解到江绪林的学术研究，是在2000年左右，江绪林单独翻译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周濂觉得江的翻译“非常准确”。

备课时，周濂搜参考书，经常能够看到江绪林的笔记。这些笔记，让周濂看到了江绪林在学术上的志趣流变：“他后来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罗尔斯了，当代自由主义的论述他觉得是不够的。到后期，他对这种非常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效果和意义是有怀疑的。”

而在江绪林的笔记里，崇明发现的是，江绪林很早就已经流露出了信仰和精神上的挣扎。

“他的窘迫他的挣扎我一直都知道，看他的笔记我能更好地理解这种苦闷。”崇明觉得，江绪林的悲剧具有时代性，“是一种需要严肃面对的精神和心灵的状态，在中国目前处境下有很多这样的人。”

约定

肖海鸥认识江绪林是在2011年，当时她在中国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现象学博士，师从陈嘉映。其时，陈嘉映除了兼职在中国美术学院带博士生之外，还在华东师大开课讲西方哲学。那个学期，肖海鸥从杭州跑到上海，旁听陈嘉映的课程。

陈嘉映2002年至2008年间曾在华东师大任教。2008年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如无意外，他每次重回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刘晓丽都会张罗一场聚会。许多华东师大人文学科的老师都参加过这个聚餐，江绪林是其中一个积极参与者。

2011年6月，刘晓丽照例做东，在闵行校区东门外的教师之家宾馆宴请陈嘉映。

那天的聚餐，肖海鸥和江绪林都参加了。聚餐结束后不久，两人在教师之家一楼的季风书园再次碰到。他们聊起读书，江绪林表现得很健谈。他提到一本名为《燃灯者》的书，这是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回忆自己与三位启迪自己的“燃灯者”的文集。肖海鸥很感兴趣，就向江绪林借阅。

这是肖海鸥和江绪林的第一次交谈。后来，肖海鸥时常回忆起当时的画面，这让她觉得，“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会注意那些他觉得美好的东西。”

陈嘉映在华东师大的聚餐，最初是哲学系副教授刘时工带江绪林一起参加的。

江绪林进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硕士时，刘时工刚从北大哲学系博士毕业。他最初知道江绪林，是在2003年时，听陈嘉映提起。

2004年，刘时工到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学术活动，第一次碰到了在那里读博士的江绪林。后来他们都去了华东师大教书，再次相见。江绪林托付刘时工，陈嘉映到华东师大来，一定要叫上他。

肖海鸥后来从江绪林那里得知，他尊敬陈嘉映，除了陈在学术上的成就之外，还有2001年，他在北大宣布参加学生会竞选时，陈嘉映为他捐了款。

2012年，肖海鸥博士毕业，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

2013年春节期间，肖海鸥在徐家汇见到了江绪林。和往年一样，江绪林没有回家过年。

当时，肖海鸥打算做一次柏拉图《理想国》的读书会，就询问他哪一版本更好，江绪林向她热情推荐了吴天岳校注的译本。聊着聊着，肖海鸥说起，可以出版江绪林的读书笔记。后者谦虚地表示，自己读书很少，“没有出版价值”。但他停顿之后又说，如果想做，那就出吧。

肖海鸥说，自己可以先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再由江绪林来修改和补充。江绪林说好。

在肖海鸥心中，这成了一个约定，一个需要对朋友兑现的承诺。在江绪林离开之后，这份信任的份量越来越重。

2017年，肖海鸥对江绪林文字的整理工作慢慢开始了。她并不知道，崇明和江绪林的一些学生也在进行一样的工作，“谁都不想让他的文字消失”。

当时的豆瓣曾经历过一段动荡。有传言说，一些已经去世网友的豆瓣账户，不再能够访问。肖海鸥慌了，她连忙找到一位同样关注江绪林的实习生，“抢救性”地保存了江绪林在豆瓣和微博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包括网友的评论和他的回复。

肖海鸥曾听说，华东师范大学思勉研究院有出版江绪林文集的打算。2018年7月，她在一个出版活动上碰到了刘擎，向对方询问此事，提及自己也在进行整理工作，想看是否可以拿给她来出版。刘擎说，思勉不做了，但崇明等人在进行整理工作。于是，他把肖海鸥介绍给了崇明。

“既然思勉不做，当仁不让的，我就要来做。”肖海鸥说。

2019年1月，肖海鸥去华东师大开会，第一次见到了崇明。

席间，崇明表现得有些谨慎。他想确认出版江绪林文字的编辑，是值得托付的。

肖海鸥把自己和江绪林的交往从头讲起。一番长谈之后，崇明决定把自己整理出的文字，全部交给肖海鸥。

2019年夏天，崇明离开华东师大，受聘北大历史学系。刚入职，他就启程赴法国，在里昂高等研究院访学。具体的编书工作由肖海鸥进行。

但在具体篇目选择上，肖海鸥和崇明的意见并不一致。崇明希望收进更多东西。但肖海鸥希望，“能够呈现他更好的东西。不能因为他去世了，就什么都收进来。”

厚度

现在，如果不出意外，江绪林的文集将会以《生命的厚度》为名。

那是一篇写于2012年的文章。江绪林在阅读了历史学者高华和哲学家梁漱溟的著作后，对比了他们的人生选择。

相比高华，江绪林更欣赏梁漱溟。他写道：“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样拥有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并且，脆弱的处境并不绝望。”

在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发起过“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讨”邮件群，江绪林在其中发言活跃。

许纪霖看到《生命的厚度》一文后，写邮件给江绪林：“你的文章最有价值的观点乃是指出了高华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徒有启蒙信念，而缺乏启蒙背后的文明和宗教力度，因而无法像梁漱溟那样豁达，而表现出心力紧张和憔悴。这个看法在一般的意义上我深有同感，中国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在人格和理论上支撑不起来，乃是其背后的东西太薄，特别是心灵的、生命的厚度。”

而在读《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时，江绪林评价：“都说维特根斯坦极为真诚。在我看来，其真诚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1914年他捐赠了当时的4000英镑资助了10余位奥地利贫穷的艺术家。而在1920年将自己继承的所有财产转赠给兄弟姐妹，并拒绝任何的家族帮助。从而此后不得不依赖自己双手谋生甚至于有点颠沛流离。”

江绪林和维特根斯坦的真诚有某种相似。他曾向社会公义人士捐款；2016年，在他留下的遗书中，他又将自己不多的积蓄——不过十多万元，全部留给了姐姐。

通读了江绪林留下的文字后，肖海鸥对江绪林的选择有了更深的认识。

江绪林在笔记里，很多次从正反面去辩驳自杀是否正当。肖海鸥觉得，这说明“他把自己读到的学术理论内化了。”

“我不觉得有那么一根压垮他的最后稻草。他的自杀不是境遇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决定。在此刻，他的精神足够强大到让他去做这个决定，而不是因为柔弱被压垮了才去的。”肖海鸥说。

周濂则一直没有尝试给江绪林的选择下一个结论。接受全现在采访时，他说他相信，这样的选择“既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困惑，又有形而下学意义上的困顿。”而每个生者作出的诠释，都是一种“自我投射式的解读”。

答案

事后回想时，几乎所有人都隐约觉得，自己当时忽略了江绪林愈发消沉的时刻。

崇明和刘时工都提到，大概从2014年起，江绪林和朋友们的交流突然变少了。

崇明在回忆文章里说，曾经在食堂吃饭时会谈及的读书、政治，或是学校里的八卦，渐渐消失了，“他越来越显得落落寡欢。今天想起来，这些都是生命力逐渐衰落的表现。”

2014年，华东师大的大事是，时年84岁高龄的哲学家李泽厚应邀造访，开讲“伦理学研讨班”。其间，李泽厚在5月21日与陈嘉映、杨国荣、童世骏举行了一次题为“何为哲学”的对谈，由郁振华主持。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什么是道德？李泽厚伦理学讨论班实录》中，收录了这次对谈。

在对谈中，陈嘉映说，自己“对高深的事不能谈很多。”

李泽厚回应：“那你太客气了，你翻译了《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接着说：“我是字对着字翻译出来的，也没明白他（海德格尔）在说什么。”

当时，江绪林对陈嘉映的表态感到不满。他在微博上回复友人：“在一个罪恶的时代，陈老师这种文化的打情骂俏也是一种过失......从一神教的视野来看，要么绝对沉默要么抗议。”

肖海鸥看到了这个回复，她当时直观感受到，“他（江绪林）有一种严格性，不会做曲折的表达”。

那一年的华东师大，以陈嘉映为中心的聚会照旧。但这一年，是刘时工最后一次在席间见到江绪林。

那次聚餐在闵行校区食堂二楼的秋林阁。聚会结束，一帮人步行去了校园里的一座石桥。陈嘉映点燃了一根香烟，江绪林便讲起，自己在北大外哲所读书时，看到同学抽烟，就问他们，你们有陈老师抽烟那么潇洒吗？没有的话，就不要抽烟了。在场人皆大笑。

刘时工一直记得这个段子。他觉得，这至少说明，江绪林有生活的热情。

但第二年，他再次邀请江绪林参加聚餐时，后者拒绝了，说自己不想再参加这些活动。刘时工至今都不知道原因，也至今都想不清楚江绪林最后的选择：“抑郁症一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内心，但绪林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敞开给公众，他把自己的死变成了一个公共的事情。”

刘时工觉得刘擎是一个接近答案的人。他问过刘擎，江绪林的选择，是不是有形而上学的原因？刘擎停顿了一下，说有一部分，但也不全是。

两人的对话在此打住，因为刘擎说，这涉及个人隐私。刘时工便不再追问。

刘时工告诉全现在，后来，有心理专家在自己女儿就读的小学向家长宣讲时，把江绪林当成“高智商低情商的典型”。这让刘时工非常愤怒。和刘擎的谈话后，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江绪林的选择，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考，“不是出于生活里受打击了受挫败了，是哲学思考到这里了。”

“与其说是对政治的表达，我觉得是对生命的表达。”刘时工说。

五年

今年的2月19日，刘擎在江绪林的微博下留言：“来看你一下。”

全现在曾两次联系刘擎，希望能和他聊一聊江绪林离世这五年来他的一些变化。刘擎两次婉拒了采访邀请，他说自己不愿触及心中这段不愿触及的地方。

崇明去年8月从法国归来后，继续在北大历史系教学、读书。他有时会想，如果江绪林还在世，他会如何生活、如何面对当下的中国？但他还没想出答案，“如果这五年他没有出事，继续以前的生活，他也许会更加痛苦。”

俞诗逸则开始思考“学问为何而学”的问题。

他不想进入一种工具理性的状态，不想为了论文、课题、职称争得头破血流，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学问”。于是他放弃了读博的打算，毕业后去了一家媒体工作，兜兜转转，最后又来到出版业。他想“用学术的功底和知识为社会做一点事情”，也是因为受到了江绪林的感召。

“理想主义的火苗一直都在，不会熄灭，还是相信社会能变好，然后为不公不义的事情发声，对别人报以善意。”俞诗逸对全现在说。

周濂和肖海鸥的选择则是“继续做事”。周濂延续自己的日常，讲课、参加学术交流、教育女儿。他想用这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让自己堕入虚无。

“只有把自己的生活和最实际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不至于觉得脚下是无根的。”周濂说。他相信，江绪林的离开，“会给我们所有的生者带来或隐或显的影响，无力感、甚至绝望感，可能会以一些方式影响到跟他相关的人。”

去年春天，肖海鸥走在上海绍兴路的巷弄里，看到柳枝上冒出新芽，突然想起了江绪林，“他会欣赏这份轻柔的美丽”。对肖海鸥来说，那种美是“一瞬间的感受”，但她觉得，江绪林也许会有不同的思绪，因为他对美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走出来的人，你在现实中是见不到这样的人的。”

今年年初，肖海鸥参与再版了诗人马雁的文集《读书与跌宕自喜》。马雁是一位诗人和散文作家，在北大读书时，曾经策划组织首届未名诗歌节。2010年，她在上海意外因病辞世，年仅31岁。

这本书出版后，肖海鸥发现，许多原本对马雁并不熟悉的人，因为这本书而爱上了马雁的文字，从而去尝试了解马雁。

她希望，江绪林的文集也能够“像一颗种子，让读者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曾经这样生活和工作过”。

（感谢江绪林学生樊超群、束啸岳和万杰对本文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