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佛罗伦萨作为托斯卡纳的首府，其实已经历过现代化变革的进程，这座城市被选为首都，本是实至名归的。早在意大利统一之前，佛罗伦萨作为文化名城便已极具国际影响力。19世纪初期以来，佛罗伦萨的影响愈加深远，甚至延伸至整个新诞生的欧洲版图中。佛罗伦萨文化氛围活跃，气候宜人舒适，是外国人游学旅程中的重要驿站（“游学”是欧洲艺术家与思想家推崇的一种求学方式，意大利最引人入胜的地区通常是他们旅程的必经之地）。佛罗伦萨也是意大利书面语言及口头语言形成历史中的重要结点，而语言正是促使意大利统一的另一重要因素。佛罗伦萨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及普通市民都致力于文化推广，如吉诺·卡博尼（1792—1876）、乔万·皮埃特罗·维休科斯（1779—1863）、科西莫·里多尔菲（1794—1865）等，在他们的努力下，佛罗伦萨汇聚了知识交流与文化熏陶，荟萃了艺术与文学经验，成为视野更为开阔、更具现代活力的城市，其中“维休科斯图书馆”至今仍值得称道。此外，绝大多数佛罗伦萨市民都是具有公共素养的资产阶级，他们极具国际审美和世界眼光。在这样一个文化更为开放且具有特定经济需求的城市，新型社会与城市空间的推动自是水到渠成之事。将王国定都在佛罗伦萨，令萨伏依宫廷迁居此地，更是让这片早已成熟的土地加速了变革进程。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城市的建筑面貌及文化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文森佐·加比安卡，《14世纪佛罗伦萨小说家》，1860年，佛罗伦萨皮蒂宫现代艺术画廊
定都便意味着佛罗伦萨将成为意大利的中枢地带，需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设置于此，并接纳迁移至此的萨伏依宫廷。旧佛罗伦萨城显然无法满足此要求，因为它是一座仍固守于中世纪城墙之内的城市，街巷极为狭窄，甚至堪称逼仄。历史中心区中有大型市场和犹太人聚居区，在16世纪建成的下水道系统显得古老而陈旧。因此需将佛罗伦萨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城市，既不掩埋自己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记忆，又能弘扬独特的建筑与艺术之美，同时也应实践城市的现代标准，并借鉴新型的居住空间形态，广泛采用已在大型欧洲都市中使用的交通运输及城市照明新型科技。这场巨大的建筑变革史称“佛罗伦萨的改建”，负责这一历史性城市变革的建筑师是朱塞佩·波吉（1811—1901），但他被意大利人鄙夷地称为“水利工程师”。波吉计划以功能性作为整个城市概念的基石：私人与公共空间必须完全区分开（考虑到将有3万新居民入住，包括政客、官员、军人、雇员，他们常举家搬迁，亲属仆役数目众多），但同时也必须打通物资流通环节，以保证搬迁至此的人员仍可享受富裕干净的生活。波吉决定拆掉城墙，将其改建为与巴黎大道类似的绿树成荫的环城大道。旧城墙仅保存城门，扩建成一个与19世纪风格截然不同的文艺复兴典雅式大广场。环城大道延伸至阿诺河之外，拓展至科里路，最后到卡西内路，将整座城市连接起来。大道地势最高处建有一座大型广场（米开朗琪罗广场），至今仍可于此欣赏到城市最秀丽的风光。
佛罗伦萨的文奇利亚塔城堡
但佛罗伦萨人对此改造计划却不甚满意。皮埃特罗·巴尔杰利尼在1966年出版的巨著《佛罗伦萨的辉煌历史》（La splendidaStoria di Firenze）中提到，佛罗伦萨人贬称建筑师为“修大道者”，讥讽城市面貌存在的新冲突，“大林荫道与城墙之中的小巷子成了佛罗伦萨的特色风景”。整体而言，改建虽未收获好评，但仍是有用的。部分城区被拆除，如卡马尔多雷西区、圣洛伦佐教堂等被改建为新市场，火车站旁设计了新住宅区。在新大道附近区域，中世纪古宅被改建为欧洲风格的大宅子。大教堂广场至火车站的中央道路被拓宽，而从市中心至大教堂沿途的狭窄房屋大部分被拆除。历史建筑被新政府机构重新利用，韦奇奥宫成为议会厅：其中16世纪的沙龙被用作众议员室，12世纪的沙龙则作为参议员室；韦奇奥宫其余区域的壁画以装饰纸覆盖，作为外交部的办公地点；最著名的美第奇——弗朗切斯科一世的书房中已拆除了瓦萨里学院中的绘画，成了小废纸间。
皮蒂宫被用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府邸，但国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比萨海岸的圣罗索雷猎场中度过。几乎所有的修道院、宫殿、塔楼等建筑都被另作他用，里面堆满书架，成为办公地点。
【本文节选自《佛罗伦萨巴尔杰洛博物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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