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国宝盗贼王圆箓，“逆袭”成为功臣？30年后，余秋雨连累被骂

刑法学上，就犯罪的本质来讲，存在三个要素：犯罪动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后果。从这个角度看，将道士王圆箓说成“敦煌石窟的罪人”，实在并不过分。

在王圆箓与敦煌文物的这个事件上，我们要判定当事人是否有罪，是不是“罪人”，完全可以照搬刑法学的这种理解，而且可以很清楚地判定他的“罪行”。论动机，他出卖这些东西，一是为了钱二是为巴结官员（没有任何文献可证明王圆箓是为了“弘扬信仰”或为“促进学术”，而换钱和贿赂则是确证凿凿）；

论行为，不管有心还是无意，敦煌莫高窟那些数不清的国宝，基本都是经过他手被疯狂盗卖，即便后期他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价值不菲；论后果，拜他贪婪与无知所赐，有数十万件件的中国甘肃敦煌文物，那些光辉璀璨连城之价的中国古代瑰宝，被一马车一马车地拉走，而咱们的晚清落魄道士王圆箓先生，即便不是第一主犯，也是最大的帮凶，是罪魁祸首。

没有他王圆箓，敦煌文物或许得推迟几十年才可能发现到；但没有他王圆箓，这些价值连城的中国国宝，也不会至今流落世界各地，造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一百年学术国耻，让中国文化遭受重大劫难。事实具在，“犯罪事实”清清楚楚，犯罪后果千夫所指，湖北麻城籍道士王圆箓，如何不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还能怎么洗白？

余秋雨“大师”为人为文，素来为我所不喜，但我觉得他在1991年所写《道士塔》那篇文章中，“评定”王圆箓为“敦煌石窟的罪人”，属于客观论史，没啥漏洞。无数拿国宝去慷慨的“空头慈善家”网友，为了维护王圆箓，不惜在30年后，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痛批余秋雨，这种眼空全世界的格局，不免让我自卑。

王圆箓当然是有罪的，而且是始作俑者首当其冲。至于说，敦煌文物是否经王圆箓手才重见天日、他是否曾经写信请大清政府保护，这些动机、行为、后果之外的事情，怎么能为了强辩而混淆掉事情的本质核心呢？

有人说，如果没他监守自盗，这批文物有可能被毁得更坏，但这说辞只是一种历史假设，是完全卸责不了的抬杠。更不能认为，因为王圆箓的大方盗卖，难以尽述的敦煌文物从此漂洋过海到了国外，甚而还因此被保存的完好，就可以认为老王干的事就是义举了，不但不该追责甚至该给他颁发个奖状？这是很颠倒是非的说辞。

举两个现实中的例子：其一，我们不能推断说，当年积贫积弱的现代中国，即便没有日本入侵，也可能会有更强大的外敌来攻占，有可能被摧毁的更严重，就可以为日寇辩解；其二，我们更不能因为看到，世界历史上的一些殖民地，由于异族统治反倒繁荣起来，就不仅忘掉掠夺这一罪行，反倒磕头捣蒜起来感恩。这种假设与追封，都是没有肝肠没有国格的搞笑说法。

是的，敦煌文物大量外流，客观上将敦煌学推向了世界，但王圆箓“促成”了国际敦煌学的发达，是无心之举。1908年前后，他每次几百箱几百箱地将文物盗卖给法国人伯希和、给日本大谷探险队、给俄国的奥登堡，只不过是盯上了他们手上的500两银子，何尝想过什么学术、什么国格、什么太上老君？

只因为嫌弃清政府给的钱款较低，没有满足他的价钱，他可以故意藏匿大批文书没有上交，这又哪点像“虔诚道教徒”、“老实巴交农民”的王圆箓？

是的，对于那些国际文物贩子来说，他可能是太好说话的好人一枚，但作为中国人、作为负责看守这些东西的道士，他当然是有罪的。

因为王圆箓自己说，曾修复过部分敦煌文物（实际口说无凭并无证据），因为那些国宝现在得以安放在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地，他的盗卖罪行似乎就可以风淡云轻了。按这逻辑，不仅王圆箓老师是文物界楷模，全世界所有文物窃贼都应该受到轰轰烈烈的表彰，因为他们确实是破坏性地在推动学术交流，真正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地弘扬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的溥仪皇帝，当初也是在各方角逐兵荒马乱之际，自传中说“深恐落入颟顸军阀之手”，而且大公无私地，将故宫里的冰封数百年的文物国宝，偷偷卖给了各地各国贵要，而这些文物至今也在国际上得以完好无损，某种程度上同样促进了世界性的学术研究，我们今天是否还给溥仪老板一个道歉，重新歌功颂德一番？尽管这些声嘶力竭呼吁宽容的仁人君子，关系到自家利益时，被人偷一毛钱都会跟你抡刀打拳。

下图：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随意挑选经卷

总之，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他，但不能混淆掉整个事件的性质。破坏、盗卖、使大批大批国宝流失海外的事实与罪责。王圆箓不存在功过难评的纠结，我们也不是站在没有风险的道德高地吹牛逼，个人言行可以轻视“道德”，但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公共问题，当全凭动机、行为，后果说话，一点都敷衍不得。

我想，如果王圆箓先生能站在被告席上，无论是百年前的黄冈衙门，还是现在的湖北省法院，任何稍有理智的法官或“陪审团”成员，毫无疑问都会判决他有罪。他的罪行，在任何国家、任何时空下，都足以成立。他的性质，是“丝绸之路史上最有名的贼”，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国宝盗窃贩子”之一（还有一位是溥仪），这个犯罪事实改变不了。

有疑问或争议的，不过就是“量刑”轻重问题，比如是该死刑呢，还是无期呢，还是五年以上监禁呢，具体而微需要考量很多他的“不得已”，或那些功劳可以相抵问题。更何况，实际审判他的是“历史”，是“国家”，大是大非上更加不讲情面。在敦煌学、在国际层面、在学术评价上，真正较难论定的，其实是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

中国国宝特大盗卖贼王圆箓先生，如今在一些关爱心满满、乃至“有钱就是任性”的国人口中，反倒委屈满满萌萌哒，甚至反倒成为民族英雄一般的人物，恨不能穿越回去给他老人家脖子挂一荣誉勋章似的，美化颠倒至此夫复何言？围观这些高大上，且慷国家之慨充满慈悲心肠的佛系言论，我也真是醉了，画面太美都不敢看。

只是，忝为资深吃瓜群众一枚，我也满腹狐疑起来：这些可爱的同胞，到底是落落大方呢，还是贻笑大方？

有人义愤填膺，“王圆箓何罪之有，有罪的是那个时代，麻木不仁的朝廷”云云；还有人怒气填胸，言之凿凿说“真正罪人是张大千，为了看画直接扒掉表层的图画，而不是王圆箓”.....诸如此类，也是很荒诞的说法，糊涂到了毫无逻辑可言。

道理是很常识性的：清政府的罪行是不是罄竹难书的，张大千到底有没扒掉敦煌壁画，与王圆箓盗卖国宝有没有罪责，难道不是明明白白两回事吗？在敦煌这个问题上，难道只因为清政府也插了一脚、张大千日后也有过肆意妄为，嘴上一操起“比烂法宝”，就可以抵消掉王圆箓在此前的罪状？这种“只要同伙认罪其余案犯就没事”的脑洞与逻辑，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百年前的“敦煌文物被盗案”，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民族的悲剧。湖北麻城道士王圆箓，则是这出民族悲剧与国际丑闻中，最早错步上前的小丑，后世怎么怒其不争怎么扬声恶骂都并不为过。我们唯一可以为他缓颊的是，要骂不能只骂他一人，要追责、要反思、要检讨，也并非独独他一介老百姓就能够承担的。这才是问题讨论的中心。贫国弱民下，“王圆箓”是层出不穷的，也是叱责不完的。在那个情境之下，你我他都可能是“王圆箓”。比如，人言“当年敦煌文物如果留在中国，今天还能看到吗”，确实是一个天问，谁能回答谁敢回答呢？

下图：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壁画和三尊三彩佛像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壁画和三尊三彩佛像

当年，陈寅恪哀叹说，“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道尽万里悲秋之慨。可百年来，值得中国人“伤心”的，岂止是一个敦煌，岂止是“中国学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