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制定卫所制度，每卫军额五千六百人，士兵称“军”，另立军籍，世代为军。卫所是一种组织严密、以军事功能为主，兼具生产、政治、文化、教育等功能的特殊社会组织。每个卫所都划出一特定区域，与其所在地的府、州、县相区分。多数卫建有专城，守御千户也建有城堡。一般每卫设左、右、前、后、中五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
明洪武六年(1373)，明王朝设贵州卫指挥使，十五年(1382)置贵州都指挥使，二十六年(1393)又设贵州前卫指挥使司。贵州卫和贵州前卫都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千户所下辖堡、哨、铺。据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统计，仅贵州都司所辖的十八卫二所就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口，其中多为汉人。
卫所建立后，粮饷供应问题接踵而来。如何解决军粮这个棘手的难题，朱元璋经过反复考量，于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采取了以下对策：一是各府、州、县及土官纳输;二是戍兵屯田，“就粮自赡”;三是实行“开中”，令盐商中纳。自此，揭开了贵州军屯、“开中”的序幕。
首批军屯的卫所是“普定、普安、乌撒”等卫。在此后的十多年间，贵州各卫纷纷屯田。卫所的屯军，原先都是中原、江右的农民，进入贵州后，以百户所为单位设立屯堡，“三分守城，七分下屯”，寓兵于农，在卫所附近开垦土地。由官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自赡军食，收取屯田子粒。洪武年间，贵州都司所属各卫，共屯田九万余亩。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军屯的官兵多为汉族移民，而后来发展成乡镇的堡则成为汉族移民的居住点。一旦列入军籍，父子相承，不得脱籍。
据《贵州通史》所载，“因贵州卫军粮不敷官兵食用，奏准招募商人于本处纳米中盐以给军食，首先在贵州实行‘开中’。以后，各卫所均按此法，以‘开中’补给军粮，并通过商人运销两浙盐、两淮盐、川盐、滇盐，解决贵州缺粮、缺盐困难，商屯也因此而兴。”
明代在贵州的屯田，除军屯、商屯外，还有民屯。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天下卫所、州、县皆事垦辟矣。”又说“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
据万历《贵州通志》所载：“嘉靖年间，由于四川饥荒，流民入境者络绎不绝，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他们往往“亲戚相招，缠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致使“蜀中、江右(江西)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这些进入贵州从事民屯的外来移民开垦荒地、养殖牲畜、兴修水利、种植经济作物，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改变了贵州农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明人徐霞客在《黔游日记》有如是之语：丰宁上司东北二里的村庄“其前环山为壑，中洼为田”;独山兔场附近，“环塍为田，直抵其底”;麦冲，“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贵阳青岩，“两山夹中……犁而为田”;平坝龙潭东峰之下，“其中平坞一壑……两旁多犁为田”;又如安南卫(今普安县城)附近，“其上皆塍为田，水盈不渗”;普安老鸦关西南，“丘垤纵横，皆犁为田”;“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普安城西，“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宕，大者盘壑为田”;普安南板桥，“内坞复开，中环为田”;“其中回洼下陷……展土为田”，“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
又据万历《贵州通志》所载，当时贵州已有“民户六万六千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大多为“蜀中、江右(即江西)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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