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绿党的“前世今生”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去年年底，在德国担任欧盟半年轮值主席的最后时刻，中国和欧盟终于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虽然协议还需要通过法务方面字斟句酌的推敲完善和欧盟议会的最后表决批准，但其重要性对双方乃至全球不言而喻。

　　该协定的达成是德法两国，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多年来力推的结果。德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称其为“贸易政策的里程碑”（"handelspolitischen Meilenstein"）。他说：这不仅是个“巨大成功”，也体现了“欧洲的果敢和团结”。

　　但是，这份双赢协定一直遇到阻力，而这个阻力的主要来源中也包括德国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及其在欧盟议会中的代表，特别是欧盟议会“中国问题代表团”主席、多年担任德国绿党党魁的彼蒂科菲尔（Reinhard Bütikofer）。

　　彼蒂科菲尔（资料图/维基百科）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欧美其他议员和政党，对《中欧投资协定》进行反面宣传，将贸易问题与中国内政挂钩。今年三月，他配合美国的对华强硬立场，推动欧盟对中国官员实行“制裁”，因而也成为中国反制措施的目标之一。

　　中欧关系因此受挫，而经过差不多七年艰苦谈判才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受到“牵连”。欧盟官方日前宣布暂停批准程序，彼蒂科菲尔甚至排除欧盟议会通过协定的可能性。

　　今年是德国的超级大选年（Superwahljahr）。4月19日，德国联盟党（Union）和绿党同日推举出各自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

　　之后，绿党的人气一路飙升，甚至一度超越联盟党，成为第一大党。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联盟党虽然略有回升，但绿党依然居高不下，两党在选民中的拥护率基本持平（24%）。

　　虽说民调代表的只是某个阶段的“政治风向”，而且，对变幻莫测的政坛来说，大选（9月26日）剩下的5个月还相当“漫长”，可能发生的事还会很多，但是，在气候和环保问题举世瞩目的今天，绿党在德国政坛的份量短期内恐怕很难再被撼动。

　　鉴于德国绿党对本国和欧美影响力的增强，本文将着重介绍该党的“前世今生”，以便国内读者及时和详尽了解这个左翼党派的蜕变历程。

　　“前世”：反叛的一代

　　上世纪60年代后半叶至70年代初，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的“破旧立新”运动席卷全球。

　　它的产生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密不可分：1967年，世界上左右两大阵营的对峙日趋白热化，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年繁荣期后危机渐露。

　　4月21日，希腊军方担心左翼重新抬头而发动政变；6月5日至10日，西方支持的以色列与邻国卷入“六日战争”；越南战争打得正酣，美国发动了第二轮“旱季攻势”，每月阵亡约800人；7月23日，底特律发生美国历史上第二惨烈的种族冲突；10月9日，国际左派运动的光环人物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被玻利维亚军方枪杀。

　　这些国际大事件，特别是越南战争，让西方年轻人开始反思。他们原先把美国视为民主进步的象征，现在突然发现华盛顿正在越南不惜使用一切战争手段捍卫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他们开始质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他地区以自由民主名义捍卫的东西是否也是谎言。

　　在西德，人们把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通称为“六八运动”。至于其成因，德裔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六八运动产生的原因很多，就如人们对癌症产生的解释一样多。”

　　其实，西德那些年的抗议运动是“青年文化”中特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与年轻人感性及逆反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阿登纳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气氛有关。譬如：

1.德国老一代对纳粹历史“集体沉默”，许多当年的纳粹分子还明目张胆地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中。根据1967年的民意调查，仍有一半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原则上是不错的理念。 2.德国战后新生代的民主意识在融入西方体制二十年后已远远超过自己的父辈，可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依然充满纳粹时期和之前的传统，普遍比较专制。因此，父辈们在年轻人眼里已渐渐失去威信。 3.新的青年文化（如“黑人音乐”等）与德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遭到老一代人的强烈抵制，所以，这种“代沟之争“在普通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 4.1966年，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为争取议会多数，继续执政，不得不与社民党组成战后第一届大联合政府，原先与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FDP）成为联邦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学生们认为议会反对党过于势单力薄，大联合政府无异于专制代表，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正在受到大规模的限制。 5.大学生们不满过于死板的高校制度，要求改革教学内容、实现教育机会平等、改善学习环境以及撤换有纳粹背景的师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DS）推动组成所谓的“议会外反对党”（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简称APO），自认为是与政府抗衡的唯一中坚力量。他们采取“闯入”（Go-ins）、“静坐”（Sit-ins）和“讲习”（Teach-ins）等形式宣扬自己的左翼理念、抨击时弊、影响舆论、推动变革。

　　运动开始不久，由众多极左小党派组成的“新左派”（die Neuen Linken）很快形成。虽然他们都自称是在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与“劳动群众”联合的“革命力量”，可彼此之间却并不团结。它们多数以中国共产党为楷模，坚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可许多精力却都花费在揪出组织内的异己分子和“阶级叛徒”上。

　　1968年西柏林学生示威游行高举毛泽东画像（资料图/奥地利《标准报》）

　　这些“共产主义小组”（K-Gruppen）在运动中不断分化，分裂出众多”托派”、苏维埃派、无政府主义派和其他一些自发性组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组织叫“革命斗争”（RK），主要活跃在法兰克福地区。它与其他左派组织有所不同，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厂矿企业，目标是要实现工人自治。后来的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就出自该组织。

　　但是，两次枪击事件最终激化、也分化了西德的学生运动：

　　1）1967年6月2日，柏林自由大学（FU）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参加抗议伊朗独裁者巴列维国王来西德访问时不幸成为警察暴力的牺牲品。凶手卡尔-海因兹·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的“正当防卫”理由虽然证据不足，但法庭最后还是宣判他无罪。

　　2）1968年4月11日，家喻户晓的“六八运动”领军人物杜契克（Rudi Dutschke）遭到枪击。凶手巴赫曼（Josef Erwin Bachmann）是名极右分子，行凶时一边骂杜契克是“肮脏的共产猪”，一边连开三枪。杜契克头部中枪，但最后还是被抢救过来。凶手因“谋杀未遂”被判7年。

　　欧内索格被警察打死后，原本嬉笑怒骂的抗议活动迅速极端化，极左恐怖组织“六二运动”（Bewegung 2.Juni）和“红军派”（RAF）的成立均与此事件有关。杜契克遇刺后，局势再次恶化，运动几近失控。

　　1969年10月21日，社民党籍的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为西德总理，组成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结束了战后保守党派的执政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兰特的当选本来是左翼阵营的胜利，但实际上却加速了这场荡涤德国社会“千年腐朽之气”（Muff von 1000 Jahren）抗议运动的蜕变，因为学生们此时必须回答“支持改革还是继续革命”的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学生运动开始严重分化，“议会外反对党”的存在意义明显淡化。五个月之后（1970年3月21日），“六八运动”的领军组织SDS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宣布自动解散。但是，这为后来西德绿党的诞生留下了“种子”，埋下了伏笔。

　　“今生”：“反政党之党”的诞生与蜕变

　　在“六八运动”的冲击下，西德社会进入转型期：让青年一代不满的旧事物依然存在，新的机制尚未成型。

　　“运动”本身虽然渐渐淡出历史，但年轻人却无法安放业已燃烧起来的激情。特别是 “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解散之后，激进的个人和团体失去了统一组织的依靠，犹如一堆散沙存留在社会各处。

　　1970年代后期，一些零星的生态、反核组织开始参加州选，绝大部分都因未超过5%的“入门线”而被挡在议会门外。1979年3月，若干绿色组织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规模稍大的组织：另类政治联合会“绿色”（Sonstige Politische Vereinigung “Die Grünen”，缩写SPV）。

　　该组织被视为绿党的雏形。它在首次参加的“欧洲议会选举”（Europa-Wahl）中虽然仅获3.2%的选票，却为绿党筹到了“第一桶金”：450万马克的“政治献金”。同年，联合会中的“不来梅绿色名单”组织（Bremer Grünen Liste）在不来梅州选中闯过5%大关，首次成功进入州一级议会。

　　1980年1月12日至13日那个周末， 1004名来自全国各地的SPV代表聚集在德国西南部巴符州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城市礼堂（Stadthalle），决定成立西德绿党。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成立最早的绿党政治组织。

　　与会者不仅“外表”各色各样（工装裤、自织毛衣、西服便装、大胡子、长头发等），思潮理念也形形色色。他们中有基督徒、共产主义者、价值保守主义者、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极左的“城市印第安人”（Stadtindianer）、生态法西斯主义者（Ökofaschisten）、反核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甚至还包括同性恋和恋童癖等。

　　1980年西德绿党建党大会场面（资料图/IMAGO）

　　他们喜欢思辨、质疑和争论，他们激情四射，充满矛盾，容易极端。讨论的议题既有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有在当时比较极端和代表小众利益的内容，譬如环保、女性配额、取消学制、“少年爱”和吸食大麻合法化等。

　　总之，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杂烩”，媒体将其称为“政治蜈蚣”（ein politischer Tausendfüßler）。

　　经过一个周末的热烈讨论、争论和争吵，最后多数票通过了一个宗旨为“生态（ökologisch）、公益（sozial）、基层民主（basisdemokratisch）和非暴力（gewaltfrei）”的决议，这也是绿党的第一份《基本纲领》（Bundesprogramm）。

　　绿党的诞生基于反核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各派的整合，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即不求执政，只求干政，建立一个“反政党之党”（Anti-Parteien-Partei）。

　　问题是，对这些被传统政党称为“乌合之众”的人来说，“求同”容易“存异”难：各派始终无法弥合不同理念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给后来的矛盾激化和组织分化埋下了伏笔。

　　绿党历史上总共经历了两次大的分裂（离心）、一次大的整合（东西德绿党联合）、两次参加联邦政府。这些历史事件互为因果，呈现了绿党蜕变的重要节点。

　　建党初期，绿党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左右”派系之争，集中体现在党纲定调、党理事会和双重党员身份等问题上。右翼派系代表人物被指有种族主义倾向，与极右组织关系密切或有纳粹历史污点。随着大批左翼人士的加入，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建党元年就召开了三次党代会。

　　在是年最后一次会议上（1980年6月），绿党经历了第一次分裂：党内右翼派系成员纷纷退党，另起炉灶；左翼派系，特别是“六八运动”中的各共产主义小组在党内占据上风。

　　绿党在建党后遇到的第一次联邦议会大选中（1980年）虽然成绩不佳（1.5%），但在柏林、汉堡和下萨克森等州却突破5%，进入州议会。1983年，朝气蓬勃的绿党迎来了其党史上第一个重大转折点，以5.6%的得票率首次进入联邦议会，并获得27个议席。

　　这群当年的“造反派”身着牛仔裤和花毛衣，捧着向日葵和针叶树枝步入议会大厅，令传统党派那些西装革履的政治家们瞠目结舌，无所适从。时任总理科尔（Helmut Kohl）对这些不懂（蔑视）规矩的新议员们说过以下这句话：“你们带着花朵而来，但你们这些天在联邦议会竞选中却播种了不少仇恨。”

　　1983年，科尔在绿党议员好奇和挑战的眼神下当选为新一轮总理（资料图/德媒）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前身处“江湖之远”的绿党，此时真正体会到何谓“庙堂之高”，何谓“挑战者很快会沦为被挑战者”的游戏规则。

　　绿党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党内的“恋童癖”问题。在德国，对14岁以下未成年者的性行为以及相关影像资料的传播均被视为违法。可是，很长时间里，绿党内一直有一股力量在争取这种“特殊”性行为的合法化。他们认为，只要不使用暴力，“少年爱”和“恋童癖”就不应受到法律制裁。

　　一般来说，每届新议会产生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应由年龄最长的议员主持。按照这个传统，来自北威州的绿党议员福格尔（Werner Vogel）本来可以成为1983年新议会的“长老议长”（Alterspräsident），但党内一些名人为了本党形象，力劝这位有恋童癖倾向和政治历史污点（加入过冲锋队和纳粹党）的老人放弃这份殊荣。

　　最后，福格尔决定彻底退出议会，让出议员资格。但此后“恋童癖”问题纠缠了绿党很多年，直到2015年，绿党决定向三位已知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算是正式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做了个了断。

　　绿党进入联邦议会后，党内最大的斗争焦点和意见分歧是围绕“参与执政”还是“坚持在野”这个原则问题。前者与时俱进，被称为“现实派”（Realos）；后者不忘初心，被称为“理想派”（Fundis）。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党内乱象环生，经常难以收场。

　　可以这么说，绿党真正走向成熟，便是从参与执政开始的。1985年，费舍尔穿着运动鞋，宣誓就职黑森州红绿联合政府的环保部长，开了绿党入阁的先河。

　　费舍尔1985年在黑森州议会上穿运动鞋宣誓就职（资料图/德媒）

　　1987年大选中，绿党以8.3%的得票率再次进入联邦议会，影响力稳定上升。可是好景不长：才过两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问题一下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时任总理科尔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一对德意志民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而社民党和绿党等左翼政党对德国统一反应冷淡，甚至拒绝。它们放不下既有的政治理念，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过时和陈旧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应该遭到唾弃，需要被打破，国际主义和跨国界的区域联合才是值得追求的。

　　所以，两德统一后，西德各政党为扩大影响，壮大自己的实力，纷纷在原东德地区拉拢争取理念雷同的政治力量，左营中的社民党也不例外。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圈地运动”中，唯有绿党甘做一股“清流”，放弃与东德地区的“姐妹党”合并。

　　1990年12月2日，统一后的德国举行首次全国大选。在竞选过程中，西德绿党排斥“统一”话题，提出“众口谈德国，唯我说天气”（“Alle redden von Deutschland. Wir redden vom Wetter”）的竞选口号。更可悲的是，离大选日还有6周的时候，它竟然向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递交了东西德选区分别计票的诉状，而且还被法院核准。

　　此举显得很牛，效果却很悲催：沉浸在统一狂热和狂欢中的选民们抛弃了“爱聊气候”的绿党，让其为坚持理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仅差0.2%（得票4.8%）的结果错失进入联邦议会的机会。反倒是它在东德地区的“姐妹党”—— “90联盟”（Bündnis 90）在东部获票6.1%，获得八个席位。

　　如果东西德绿党在选前合并，如果西德绿党选前不出递状子的“夭蛾子”，那么，两边的绿党选票加在一起可达5.1%，稳坐“高堂”。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990年的大选结果引发了西德绿党内对纲领方向和组织构架的大反思和大辩论。最后，“现实派”在党内占据上风，而坚持理念、不忘初心的“理想派”成员则纷纷退党。是为绿党的第二次大分裂，史称“转向现实政治”（“realpolitische Wende”）。

　　第一次分裂剥离了党内的右翼极端势力，这次则是左翼极端势力。西德绿党进入“内部改制”阶段（Restrukturierungsphase），看似走上了中庸之道，其实不然，因为即便在“现实派”中，也有左右之分，理念大旗并未倒下，只不过，“极端”的成分和做法相对淡化了而已。

　　1993年5月14日，东西德绿党步履蹒跚地走到了一起，改名“90联盟/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第二年，合并和改革后的绿党在联邦议会大选中得票7.3%，赢得49个席位。党内“现实派”主要代表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成为新一代领军人物。

　　1998年大选，绿党的得票率（6.7%）与上次相比虽略有减少，但保住了议会第三党的地位。由于施罗德领军的社民党成为第一大党，而且得票率有史以来首次超过40%，德国首届“红绿”联合政府诞生。绿党在施罗德内阁中得到三个部长席位，菲舍尔入主外交部，并兼任副总理。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1980年建党后，绿党不是在野就是被挡在联邦议会外，深知“当媳妇”的难处；如今它正式入阁，第一次品尝到“在朝”（当婆婆）和“在野”（当媳妇）真正意味着什么。

　　1998年红绿政府成立后踌躇满志的施罗德和菲舍尔（图/德新社）

　　菲舍尔后来回忆说：“自己当家后方知当家的不容易。”他这句话不仅表示管理一个国家要比监督政府难很多，更反映了党必须在理念和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时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

　　红绿政府在位不到两届（1998-2005），共七年。这期间，作为“初级合伙人”（Junior partner），绿党不仅要对联合政府中的“高级合伙人”（Senior partner）社民党做出种种让步，还要参与对它这样一个具有反战反核传统和高举“和平主义”和“社会公正”大旗的政党来说“撕心裂肺”和“不得党心”的决策，如参与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无法如愿更早退出核能、制定大幅紧缩福利措施等。

　　1999年，菲舍尔因主张参与科索沃战争而被党内和平主义者投掷色袋，导致耳膜破裂。（图/picture alliance）

　　结果，绿党与社民党一样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第二届红绿政府没干满任期便提前举行大选。这次，绿党虽然得票8.1%，但从第三大党降到最后一位（第五）；社民党的成绩不佳，红绿两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不复存在。下台！

　　接下来便是16年漫长的“默克尔时代”。这期间，社民党起码还有三次机会充当联盟党的“初级合伙人”，可绿党连仅有的一次参与执政的黑黄绿 “牙买加模式”（联盟党/自民党/绿党的代表色）谈判也因自民党的退出而夭折，只能重新变回“媳妇”，继续“熬着”，直到今年才出现比较现实的翻身希望和转机。

　　结语

　　在谈到德国问题时，我们经常会遇到“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这个概念。从政体角度看，它或许始于1949年东西两德在战后的先后诞生；从国体角度看，它可以被认为始于两德重新统一之时；但从文化思想、政治风气和社会状态角度看，它无疑始于“六八运动”。

　　德国绿党承载了“六八运动”的激情和精神，所以，说它是从内部真正改变德国社会的主要推手毫不为过。但另一半的真相是：绿党坚持以理念去改变环境，最后无奈也被环境所改变。

　　1991年退党的前党主席迪特伏特（Jutta Ditfurth）曾公开表示，自己当年投身的那个绿党早已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党”。的确，绿党诞生于抗议运动，开始时立志当“反政党之党”，最后排除万难决意参与执政，如今更展示出担纲组阁的雄心。角色既然变了，内涵和外壳焉有不变之理？

　　以当年红绿政府的“大小合伙人”为例：代表劳工利益的百年老党社民党已快沦为二流政党，穷家出身的前总理施罗德也早已抽起雪茄，跻身资本家行列，当起了世界最大天然气开采企业（俄罗斯Gazprom）旗下北溪管道公司（Nord Stream AG）董事会主席。

　　那么中学就辍学、“六八”运动中的“造反派”头子、后来当上德国外长兼副总理的菲舍尔如今又在做什么呢？他虽然没有施罗德做得那么大，但也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顺带还写了几本书。

　　政治人物的变化尚且如此大，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绿党的对华态度也经历了种种变化：在绿党第一代积极分子和普通成员中，受中国文革和毛泽东影响的不在少数，如前面提到的彼蒂科菲尔、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中身居要津的特里汀（Jürgen Trittin）等。“六八运动”时，他们都是“毛派”和“马派”的骨干，前者据说还学过中文，如今，他们却都成为质疑和批判中国的主要代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纵观中外历史，保守政党的内部纷争多与“利益”和“权力”有关，而左翼内部更多是“理念”和“主义”之争；而争论一旦涉及“信仰”与“真理”，往往就会比较“较真”，所以，当左翼遇到左翼，“手下留情”的情况一般比较少。

　　据说，毛泽东当年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德国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会谈时都表示更愿意和西方的右翼政党打交道，因为左翼组织太意识形态化。

　　如今，第一代绿党人大多已退居二线或淡出政坛，现任领导属于党内“新生代”：刚推举为“总理候选人”的贝尔波克是位国际法法学专业人士，但毫无政府工作经验；另一位党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是哲学博士，虽然担任过州一级政府的部长，但这与具体领导一个国家不能同日而语。由此可见，两人均属 “政工系”。理论上的头头是道，多少也会导致他们在施政时更注重理念和主义。

　　绿党现任党主席哈贝克（左）和贝尔波克（右）（图/德新社）

　　还有一个现象也比较突出：绿党内长期存在“反美主义”（Antiamerikanismus）传统。从开始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到后来红绿政府抵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无不体现了这点。但是，绿党经过四十多年的蜕变，特别是远离“六八运动”的新生代占据上风后，党内的反美意识已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程度的“反中主义”和“反俄主义”。

　　譬如，他们主张德国和欧盟应联合美国共同对抗中俄，特别是民主党总统拜登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绿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重新抬头，现任领导曾表示“没有人权就不做生意”（keine Menschenrechte，keine Geschäfte），认为贸易必须与环保和人权挂钩，百般阻挠《中欧投资协定》的通过；对俄态度方面，绿党前主席奥兹德米尔（Cem Özdemir）不久前在访谈节目中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上台，“北溪-2”（Nordstream II）工程肯定下马。

　　当然，仔细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绿党对中俄的态度还是略有区别的：对俄国以强硬为主，对中国则是“对话和强硬”并举。之所以有这个区别，是因为德国对两国的依赖程度不同。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与其它政党“把二流政治家派往欧盟，一流政治家留在国内”的做法不同，绿党长期重视欧盟的一体化，它对欧盟的重视不亚于对国内的投入。在历届绿党党主席中，有好几位都有在欧盟从政的经历，如彼蒂科菲尔、奥兹德米尔和现任主席贝尔波克。因此，中方除了加深与欧盟成员国的交往之外，也应花更多的精力与欧盟各机构（特别是欧盟议会）打交道。

　　今年的德国大选，如果不出现大的变故，选后的各种组阁模式多少都会沾上“绿色”，只是浓淡程度不同而已，甚至不能排除绿色成为主色的可能。所以，绿党必将继续变化，因为一个政党在野和执政时的表现会有很大的不同，绿党同样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个角色轮换带来的不同视野。以德国州政府为例：无论是在绿党主政的巴符州（Baden-Württemberg），还是绿党参与执政的黑森州（Hessen），中国都是这些州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最近在德国《每日镜报》（Tagesspiegel）上发表评论文章，题为《道德化的对华政策注定失败》。从其过去四十年的蜕变过程看，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的绿党应该最能体会到何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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