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碰撞：鳌拜掀起“历狱”，汤若望被判凌迟,康熙为其平反

汤若望之案便是《清史》中著名的“历狱”，表面看来是因历法之争造成的一场冤案，但实质上却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对撞，其结果便是汤若望被判处凌迟，虽然在孝庄皇太后的干涉下此案重新展开调查，但75岁的汤若望终究因既惊又怕落下重病，于两个月后去世，这个为中国科技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外国友人就此落下个悲惨结局。

汤若望在中国

汤若望（1592-1666），德国科隆人，万历年间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来到中国传教，开始了其传奇的一生。

因当时的明王朝屡经过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年轻的崇祯帝有意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于是重用了徐光启等一批天主教人，而徐光启则将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的主教汤若望引入朝内，着手修改历法，明末著名的“崇祯新历”就是汤若望等人共同修订的，后来崇祯帝见其有机械大才，便决定在北京设厂铸炮，汤若望则被派往研究铸造新式火器。

清兵入关后，汤若望认为中国政局无论如何变动，都会对技术人员相对尊重，所以没有外逃，而且留京待变。

1644年5月，摄政王多尔衮召见汤若望，询问其修历之事，汤若望乘机将自己的一些天文著作和西方天文学的一些仪器贡献出来，得到了多尔衮的信任，在第二年他接到清政府的任命，为钦天监监正。

顺治帝亲政后，对汤若望之信任更是有增无减，他对西方知识深感兴趣，与汤若望来往更是密切。汤若望在其《修历纪事》中曾记载：修历的1656到1657年两年间，顺治帝亲临其住所多达24次，并且在这里喝茶、吃饭，这是以前任何执政者都没有过的情况。

随着皇帝的信任，汤若望则不断加官晋爵。1651年被封为通仪大夫，先加官为太仆寺卿，后改为太常寺卿；1653年被顺治帝赐号为“通玄教师”，后改为“通微教师”，可以说在顺治朝，汤若望受尽顺治帝宠信，虽然在1657年钦天监回人官员吴明烜数次上书根据回历指出了汤若望历书中的谬误，但顺治帝组织人员亲自推算，指出了吴明烜不实之处，这说明当时的顺治帝对汤若望是极其信任的。

但是随着顺治帝的去世，这种情况便急转直下。

“历狱”产生的过程

1660年，顺治帝去世，钦天监官员杨光先上奏指出汤若望有三大罪状：1、潜谋造反；2、邪说惑众；3、历法荒谬。这三大罪状纯粹是无中生有，其目的也简单得很，就是扳倒汤若望，自己当上钦天监监正。但由于汤若望在中国浸淫历法多年，威望甚高，所以开始并没有撼动汤若望在朝中地位。

杨光先并没有气馁，他又写了《辟邪论》一文，特地印刷了5000份，在闹市广为散布，大造舆论，竟然说出了“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如土，以收吾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的混账话，其文中指出汤若望所制之历法“有十谬”，但却又指不出任何具体错误来。其盲目排外，抱残守缺的顽固心理暴露无遗。

此人这番话如果放在政局稳当的情况下，也不至于会掀起风浪，但1661年顺治帝病死后康熙帝虽然继位，但辅政的四位内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都是满人中的顽固派，他们不仅排斥洋人，就连汉人官员也排斥出决策层之外。虽然他们四人互相也在争权夺利，但在歧视汉官，仇视洋人，反对推行一切新政，主张恢复满人旧习这一点上，观点基本都是一致的。尤其鳌拜掌权后，公开提出“今当率祖制，复旧章”，欲废除多尔衮和顺治帝建立的一些重用汉人的政策，为了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不惜连连杀人立威。

1664年秋，鳌拜将杨光先召进府中，详细询问了其对汤若望及其历法学说的看法。杨光先继续信口开河说道：“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说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接着又说：“澳门屯兵不少，汤若望是其头目，不可不防。”他还认为汤若望之歪理邪说不少，尤其传教士口中的亚当为人类始祖，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在将中国人变成西洋人的子孙。

鳌拜听了杨光先的解释，也不管情况是否属实，他要的不过是一个打击洋人官员的一个借口而已，于是马上派人逮捕汤若望下狱，而这时的汤若望已经73岁高龄了。当时的汤若望一来岁数已经偏大，再加上得了“痿痹症”说话不太方便，故而在受审时由南怀仁从旁代答，这样一审便是12堂。

两个月后鳌拜又把清廷中一些信奉天主教和一些与汤若望来往密切的官员也收监审问，就连南怀仁也没有逃过牢狱之灾，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也跟着受到株连，全部由地方官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受审。

此案前后经过数月之久，又经过各级地方官员的详细调查，杨光先所告汤若望“潜谋造反”一事查不出证据只好作罢；而“历法荒谬”一事杨光先也指不出具体事实，也难下结论，所以最后只能按“邪说惑众”之罪，革去汤若望钦天监监正之位，并定为绞监候。但这样的判决并没有得到鳌拜的支持，他和苏克萨哈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应对其判为凌迟之刑才能震慑宵小。

此案就是著名的“历狱”之案。

汤若望含恨而终，康熙帝为其平反

案子审结以后，报请孝庄太皇太后定夺，她看到此案结判勃然大怒，说道：“汤若望是先帝最信任之人，为国家做了不少事情，一直颇受尊重，你们怎么能把他置于死地？”她命令立刻释放汤若望，此案打回重新审理。

汤若望被释放后并未官复原职，而是被赶回了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两个月后这位在中国明清两朝供职四十多年的外国官员病重去世，时年75岁。受此案牵连的汉人官员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五人还是没有逃脱鳌拜的杀害，大批汉人官员被罢官革职。

汤若望被鳌拜冤枉时，康熙帝才十一二岁，当然不懂其中的是非黑白，直到康熙八年历书出现严重错误，康熙帝听孝庄太皇太后说起汤若望历法从未差错的往事，于是派人持历书询问汤若望的弟子南怀仁，南怀仁指出此历法错误甚多。于是康熙帝召集礼部、钦天监官员以及南怀仁入朝，对历书进行考察，康熙帝下旨曰：

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持己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务必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

康熙帝要南怀仁和杨光先双方各自测算日影。杨光先从一开始便出错，一步错步步错，历书上根据这样算下来错误颇多，而南怀仁就相对精确了许多，几乎算得分毫不差。二者历法谁好谁坏，一眼看去便可明白。

1669年，康熙帝设计除去鳌拜，从而推翻了几位辅政大臣设计好的“复古”路线，为了否定鳌拜在历法上的错误，为汤若望平反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于是康熙帝命人授意南怀仁，上书为汤若望鸣冤，以便公开为之平反。南怀仁上书后，康熙帝命其与杨光先公开对质。

南怀仁对杨光先诬陷汤若望的三项罪名一一作出了批驳。

对于“历法荒谬”的罪名，南怀仁说：“在故明时，即奉旨修历。恭奉我朝鼎新，荷蒙重恩，敕修历二十余载，允合天行，颁行无异，不料遭棍徒杨光先倚恃权奸，指为新法舛错，将先帝数十年成法妄行更张，幸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误舛，而新法则无不合。此已无庸置辩。”

对于“邪说惑众”的罪名，南怀仁反驳说：“世祖皇帝数幸堂宇，赐银修造，御制碑文，赐若望嘉名，若系邪说，先帝圣明，岂能如此表彰？”

对于“潜谋造反”的罪名，南怀仁反驳道：“臣等远籍西洋，跋涉三年，历程九万里，在中国者不过二十余人，俱生于西而卒于东，有何羽翼足以谋国？”

最后，南怀仁呼吁为汤若望平反道：“臣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兔死狐悲，情难容己，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冒恳天恩，俯鉴覆盆，恩赐昭雪，以表忠魂，生死衔恩！”

康熙帝将南怀仁这份为汤若望辩解的奏折交于六部九卿详议，最后议定：汤若望、李祖白等人的确蒙冤被诬，一律恢复原官，厚加抚恤；被牵连的一干汉官，一律官复原职；被关押的传教士一律开释，允许公开传教。

杨光先看到汤若望即将被平反，自知大事不好，赶紧又上奏章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他企图用这种危言耸听之话来吓唬年轻的康熙帝，替自己找到解围的借口，可康熙毕竟不同于一般皇帝，这种恐吓不仅没有吓到他，反而更加使得他对杨光先反感。

于是杨光先悲剧了。他被康熙帝亲自下旨论罪，按诬告罪反坐，判处斩立决，妻、子全部流放宁古塔为奴。虽然后来康熙免其死罪，但最终因背上生一恶疽而死，可谓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次的“历狱”冤案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不完美，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做到如此已经算难能可贵了。

结语

在“鸦片战争”前，就像汤若望、利玛窦以及南怀仁之类的“传教士”其实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是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的，所以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二百多年里，东西文化的交流总体来看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不同文化的交流接触，冲突甚至牺牲的代价总是在所难免的，而汤若望之冤，实则是文化冲突的牺牲者。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而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但最终证明了文化之间完全可以和平交往、和平交流、和平共处，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

参考资料：《汤若望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