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对幼儿园儿童情绪影响，母亲思维方式改进及健康家庭教育环境建设

妈妈对幼儿园儿童情绪影响，母亲思维方式改进及健康家庭教育环境建设

（果雪儿儿童中医启蒙暨中医治未病健康家庭养生工程）

母亲工作状况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母亲思维方式的调节作用和家庭养育环境的中介作用

蓝翠娟 李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摘 要：母亲陪伴孩子的质量比陪伴时间更重要。本研究选取广深地区两所幼儿园共429名3～6岁儿童为被试，采用焦虑思维方式量表、家庭养育环境问卷及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探讨母亲工作状况对3～6岁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及母亲思维方式和家庭养育环境质量的作用，结果表明母亲思维方式在母亲工作或不工作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成长型思维方式对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起保护作用，但这一保护作用对于工作母亲而言有所削弱；对于不工作母亲来说，母亲不同思维方式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比工作母亲更大，成长型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和固化型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对不工作母亲而言都比工作母亲更大，证明母亲陪伴时间长不一定意味着陪伴质量高；母亲兼职工作对儿童情绪行为发展最为有利，家庭养育环境质量在母亲全职或兼职工作与儿童情绪行为发展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母亲思维方式对家庭养育环境有正向预测作用，培养母亲的成长型思维方式能提高家庭养育环境质量。政府和社会应为母亲兼职工作提供政策条件支持，同时还可以为母亲提供家庭养育知识的培训，促进母亲思维方式的变革，努力提高母亲陪伴孩子的质量。

关键词：母亲工作状况; 儿童情绪行为问题; 家庭养育环境; 成长型思维方式; 固化型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李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E-mail:lij@psych.ac.cn;

基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重点项目“孤独症儿童社会注意缺陷的心理标记物探查及机制探讨”(批准号：Y5CX052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孤独症和正常儿童合作行为的发展及其前因与后果”(批准号：31300859);

原文引用请下载：蓝翠娟,李晶.母亲工作状况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母亲思维方式的调节作用和家庭养育环境的中介作用[J].学前教育研究,2020(02):57-67.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我国女性的就业模式发生了变化，从先前的持续型就业模式向中断型就业模式转变，[1][2]我国出现了大批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生涯的全职母亲（也称不工作母亲）。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公共育儿服务的缺失以及对子女发展的日益重视，使得一部分女性自愿或被迫选择生育后留在家中专职照顾孩子，成为全职母亲。[3]全职母亲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成长，这让仍然奋战在职场的工作母亲羡慕不已，也让竭尽全力试图在养育责任与事业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取得平衡的她们更加焦虑。[4]研究发现，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是造成母亲育儿焦虑最主要的原因。[5]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是一个棘手的两难问题。

西方国家关于母亲工作状况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的讨论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女性劳动就业参与率显著提高，数据显示，美国婴儿母亲重返职场的比率由1968年的21%迅速增长到1986年的超过50%。2017年，孩子在6岁以下的职场母亲占65.1%，而1975年，这个数字才不过39%。[6]母亲工作是否会损害儿童的福利？围绕这一问题，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

最早提出母亲不工作对儿童更有利的声音来自“依恋派”的学者，鲍尔比（Bowlby）是其中的代表人物。[7]他认为儿童早期的母子分离和母亲对孩子的态度会导致儿童形成不安全的母子依恋，从而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引发长期的心理问题。[8]安斯沃思（Ainsworth）把母子依恋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安全基地”，良好的依恋关系就像可靠的安全基地，让孩子能够放心地探索外部世界。[9]而相比不工作母亲，工作母亲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和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精力都更少，可能更难以发展出安全的母子依恋关系。

然而，母亲工作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更为充裕的家庭经济收入，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母亲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给孩子树立了榜样；工作母亲因其自身社会经历丰富，更有可能为孩子开拓视野、锻炼社交技能等发展需求提供有效的支持。[10]

研究者针对母亲工作或者不工作、全职工作或者兼职工作，以及生育后重新返回职场的时间等不同工作状况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错综复杂。例如，工作母亲的子女在4岁时表现出更少的焦虑和多动问题以及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1]在儿童0～5岁之间，母亲工作的总时间越长，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越少，但是这一结果只出现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12]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母亲工作对儿童的行为发展有不良影响，[13][14][15][16]而且这一影响会持续到儿童七八岁，甚至青少年时期。[17][18]对于母亲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不利背景家庭，母亲在儿童9个月前全职工作对儿童3岁时的非认知发展有显著的不良影响。[19]一项大型研究显示，相对于兼职工作的母亲，儿童1岁前母亲全职工作，儿童在4.5岁和7岁时更容易出现外化行为问题，但这一结论仅限于美国白人，而对于非裔美国人，母亲工作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不显著。[20]

出现这些看似矛盾的结果是正常的，正如卢卡斯-汤普生（Lucas-Thompson）等人在一篇元分析文章中所说，母亲工作状况本身对儿童发展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研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纳入研究的相关变量更为关键，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作用下，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也将呈现不一样的结果。[21]根据卢卡斯-汤普生等人的建议，研究者需要考察更多的与母亲工作状况及/或儿童发展有关联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识别对于何种群体和在何种条件下母亲工作状况有显著影响。尽可能厘清母亲工作状况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发展关系的最佳途径。[21]目前的相关研究将母亲的个体特质作为调节和中介变量进行考察的很少，大部分考察母亲特质的研究只考察了母亲的抑郁状况、养育压力、养育敏感性。[16][24][25][26][27]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寻母亲的思维方式这一个体心理特质在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行为发展之间的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德韦克（Dweck）在对习得性无助、归因疗法以及成就目标理论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有一种更为早期和原始的心理机制对目标形成和归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8]由于这种心理机制是处在潜意识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其发生作用，因此被称为内隐理念，[29]并且后续更名为更易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思维方式（mind-set）”理论。[30]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个人特质和事物属性的可塑性所持有的核心假设，是一系列心理过程的开始，影响着个体对具体情境、目标、行为、动机等事件和心理活动的解释和反应。[31]德韦克对思维方式的研究是从智力领域开始的。她发现，人们对智力的看法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把智力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特质（智力的固化型思维方式），另一类则认为智力是可改变、可调控和可塑造的（智力的成长型思维方式）。成长型思维方式者比起固化型思维方式者学习更努力，面对困难时更多地表现出坚韧，并且最终也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32]后续的研究发现，思维方式理论不仅适用于学业成就领域，同样适用于心理健康领域，即是否认为焦虑、抑郁和情绪控制等心理健康问题是可改变和可调控的。[33][34]认为心理问题无法改变的固化型思维方式者抑郁程度更高，而认为心理问题是可以改变的成长型思维方式者报告了较少的精神问题，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倾向于使用心理治疗而非依赖药物，他们会积极采取行动来对抗他们的问题，不会任由抑郁的情绪支配。[33][36]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关于焦虑的思维方式（比如：是否认为焦虑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预测包括抑郁、情绪控制、酗酒等一系列精神问题，[37]而且焦虑的成长型思维方式在压力事件和精神抑郁以及应对策略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起到了保护作用（本文在提到母亲的思维方式时，除非特别说明，均特指母亲关于焦虑的思维方式）。[38]不同工作状况的母亲都面临着各自的生活压力。研究表明，在儿童早期，母亲的包括工作和育儿压力在内的生活压力显著且稳定地正向预测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39]工作母亲的工作满意度与养育压力、育儿愁苦和儿童的困难特质呈显著负相关。[40]不工作母亲面临的角色冲突、自我的迷失和价值感低等心理问题同样会影响其心理健康，从而影响其养育行为，间接地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16][42]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显著相关，[16][44]且能通过外在环境和内部生理改变两方面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功能，导致儿童产生一系列情绪和行为问题。[45]因此，本研究假设，母亲关于焦虑的成长型思维方式能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起到保护作用。

此外，相比工作母亲，不工作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然而有研究表明，母亲陪伴儿童的时间长不一定意味着陪伴的质量高，[46][47][48]母亲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影响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影响母亲的陪伴质量。由于陪伴时间更长，不同思维方式对不工作母亲的影响可能比对工作母亲的影响更大。成长型思维方式对不工作母亲的有利影响可能比工作母亲更大，而固化型思维方式对不工作母亲的不利影响可能也会比工作母亲更大。因此，本研究提出另一假设，母亲的思维方式可能在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起调节作用。

家庭养育环境是父母的养育观念、养育行为和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等因素的集合，是影响儿童成长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与家庭养育环境密切相关，处于不良家庭养育环境（如：父母的忽视、冷漠、惩罚）中的儿童，更易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49]工作母亲，尤其是全职工作的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比较少，同时需要尽力平衡工作和家庭两种责任的冲突，更容易产生焦虑。工作带来的压力也会影响母亲的精神状态，从而对子女的情绪和行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4]美国一项研究曾考察过家庭养育环境质量在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情绪和行为发展之间的影响，发现家庭养育环境起到了中介作用。[24]本研究的目的之二是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养育环境量表，考察在中国背景下家庭养育环境是否也在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此外，由于焦虑思维方式可以预测包括抑郁、情绪控制、酗酒等一系列精神问题，思维方式越倾向于成长型，心理健康水平越高，[37][38]且研究表明，母亲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家庭养育环境中的教养行为显著相关。母亲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对幼儿采取的权威教养行为越多，专制和放任教养行为越少；反之母亲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对幼儿采取的专制和放任教养行为越多，权威教养行为越少。[54]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母亲焦虑思维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家庭养育环境，母亲的焦虑思维方式越倾向于成长型，则家庭养育环境质量越高。

以往关于母亲工作状况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较少考虑父亲的因素，然而儿童的发展其实是父母的教养协同作用的结果，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对儿童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父亲与孩子的互动交流与情感表达对儿童的社会性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55]父亲参与教养的时间显著预测儿童的社会技能。[56]因此，本研究将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数据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问题：（1）在中国国情背景下，母亲在儿童0～6岁期间的工作状况对儿童3～6岁时情绪和行为问题有什么影响？母亲工作或者不工作，全职工作或者兼职工作，生育后重新开始工作的时间不同对儿童的影响是否有差异？（2）母亲的焦虑思维方式是否在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起到调节作用？（3）家庭养育环境质量是否在母亲工作状况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起到中介作用？（4）母亲焦虑思维方式是否正向预测家庭养育环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广州和深圳城区各一所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41份，回收问卷464份，回收率为85.77%。剔除无效问卷35份，剩下有效问卷429份，有效回收率为79.30%。其中男生231人，占总数的53.85%；女生198人，占总数的46.15%。儿童年龄介于3～6岁之间，其中3岁61人（14.22%),4岁127人（29.60%),5岁165人（38.46%),6岁76人（17.72%）。平均年龄5.06岁，标准差0.89。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家庭基本情况问卷；第二部分为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第三部分为焦虑思维方式量表；第四部分为家庭养育环境量表。

儿童家庭基本情况问卷。为控制选择性偏见及便于与先前的研究进行比较，所选取的变量均为先前同类研究中已证明的与母亲工作状况和/或儿童行为问题相关的变量，[57][58]变量的选择标准尽量与先前研究保持一致。

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该问卷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古德曼（Goodman）于1997年根据DSM-IV和ICD-10诊断标准而专门设计和编制的，用于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性、情绪和行为问题，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世界各地应用广泛。该问卷有25个条目，对应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同伴交往问题和多动注意不能等4个困难维度及亲社会1个长处维度，每个维度5个条目，每个条目有“不符合”“有点符合”和“完全符合”三个选项，分别记为0、1、2分。困难总分为4个困难维度分数之和，困难总分越高表示有越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本研究使用的是父母版，由母亲报告填写。各条目与问卷总分的Cronbach’sα系数为0.595，各因子与问卷总分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4。本次测试中各条目与问卷总分的α系数为0.625。

焦虑思维方式量表。本研究采用施罗德（Schroder）等学者编制的焦虑思维方式量表（Anxiety Mind-Set Scale）来测量母亲关于焦虑的思维方式，[37]Cronbach’sα系数为0.9～0.96,2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82。该量表包括关于如何看待焦虑的4个表述，全部以固化思维的形式进行描述，比如“你有一定程度的焦虑，但是你对此无能为力”“焦虑这种事你是无法改变的”等。采用6点计分法，1分为完全不同意，6分为完全同意。反向计分，结果取4题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成长型思维。本次测试中的α系数为0.854。

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采用何守森等编制的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城市版）评估儿童的家庭养育环境质量。[60]该量表由53个条目组成，包含语言/认知、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我管理、忽视/干涉/惩罚、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6个因素。各个条目均采用Likert1-5级计分（1分：从不；2分：很少；3分：有时；4分：经常；5分：总是）。各个因子所包含的各个条目得分合计即为该因子的得分，各因子得分相加为总分。具体评价上，可以应用总分和各个因素得分对整个养育环境或因素做出评价，分数越高，家庭养育环境质量越好。总体和6个因素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31、0.87、0.813、0.832、0.777、0.721和0.701。本次测试中各条目的α系数为0.943。

（三）研究过程

在收集数据前，研究者先对幼儿园各班的班主任老师进行了培训，介绍本次问卷调查的目标和填写要求。班主任老师在各班家长会上发放此调查问卷，并向家长介绍本调查问卷的研究目的和填写要求，在征得家长同意后，由参会的母亲现场进行填写并且现场回收。如果母亲没有参会，则由儿童的父亲或其他亲属带回家中由母亲填写后，在指定日期之前交回给班主任。班主任负责统一回收问卷并统计回收问卷的数量。

（四）数据分析

采用SPSS Statistics 24进行分析，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方程，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抽样5000次，95%置信区间）。因变量Y为儿童的SDQ困难总分，自变量X1是母亲生育后至今是否有工作，分为生育后有工作和生育后至今没有工作两类，考察母亲工作和母亲不工作对儿童的SDQ困难分数分别有什么影响；自变量X2是母亲是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考察不同的工作强度对儿童SDQ困难分数的影响；自变量X3是母亲生育后重新开始工作的时间，考察母亲在孩子不同年龄段重返工作岗位对儿童SDQ困难分数的影响。分类变量在回归分析时已转换成虚拟变量。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评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数据分析时，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结果显示，未旋转主成分分析共有9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4.41%，小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二）基本情况描述和相关分析

自变量母亲工作状况的描述统计数据如下表：

表1 自变量描述统计数据

对儿童特性、母亲特性、父亲特性、家庭年收入、家庭养育环境和母亲思维方式等变量与因变量儿童SDQ困难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只有孩子排行、母亲生育年龄、父亲陪伴孩子的情况、家庭年收入、家庭养育环境和母亲思维方式与因变量相关显著（表2只列出了相关显著的变量），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表2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

样本中40.52%的儿童为独生子女，43.6%的父亲经常或总是陪伴孩子，45.76%的家庭年收入介于15万～30万元之间。按照SDQ英国常模，14分为临界分，17分以上异常。本研究中79.0%的儿童处于正常范围，12.1%的儿童处于临界范围，8.9%的儿童处于异常范围，该结果与英国常模基本一致。

（三）母亲焦虑思维方式的调节作用分析

由相关分析已知母亲的焦虑思维方式与儿童的SDQ困难总分显著相关，接下来使用分层回归方法分析母亲焦虑思维方式在母亲不同工作状况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61]除因变量外的其余变量均已预先进行中心化。

如表3所示，第一层，将因变量SDQ困难总分和控制变量（孩子排行、母亲生育年龄、父亲陪伴孩子的情况、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养育环境）纳入回归方程。第二层，将自变量X1、自变量X2、自变量X3纳入回归方程。第三层，将变量母亲焦虑思维方式纳入回归方程。第四步，纳入自变量X1、X2和X3分别与变量母亲焦虑思维方式的乘积项，只有X1和母亲思维方式的乘积项显著（β=1.63,t=2.94,P<0.05），方程显著（R2=0.27,F=16.96,P<0.001），思维方式的主效应也显著（β=-2.13,t=-4.09,P<0.001）。说明母亲关于焦虑的思维方式在自变量X1母亲工作或不工作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存在。而对于自变量X2和自变量X3，乘积项不显著，显示不存在调节作用。

表3 母亲思维方式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对于自变量X1，调节作用存在，接下来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将母亲的思维方式按照思维方式总分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成长型思维方式（x+s）和固化型思维方式（x-s）。结果表明，母亲的成长型思维方式（β=1.78,t=2.30,P<0.05）和固化型思维方式（β=-1.66,t=-2.13,P<0.05）在母亲工作或不工作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如图1所示。由此，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母亲关于焦虑的成长型思维方式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起到保护作用；对于不工作母亲来说，母亲的成长型思维方式对儿童的有利影响比工作母亲更大，母亲的固化型思维方式对儿童的不利影响也比工作母亲更大。

图1 母亲思维方式的调节作用

（四）家庭养育环境的中介作用分析

运用中介变量检验方法，[61]对自变量、中介变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对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考察家庭养育环境在母亲工作状况和儿童SDQ困难总分之间的中介作用（图2）。

图2 家庭养育环境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检验自变量X2母亲全职或兼职工作对因变量儿童SDQ困难总分的回归方程，并且纳入控制变量（孩子排行、母亲生育年龄、父亲陪伴孩子的情况、家庭年收入和母亲思维方式），方程和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β=-1.22,t=1.99,P<0.05），表明母亲兼职工作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发展更有利。第二步，考察方程M=aX+ε2中X的系数a,a也显著（β=8.81,t=3.02,P<0.05），表明相对于全职工作的母亲，兼职工作的母亲家庭养育环境质量更好。第三步，检验方程Y=c′X+bM+ε3中变量M的系数b,b也显著（β=-0.08,t=-7.67,P<0.001），表明家庭养育环境质量越好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越能起到保护作用。最后，检验方程Y=c′X+bM+ε3中变量X的系数c’,c’不显著（β=-0.49,t=-0.85,P>0.05），由此，可证明家庭养育环境质量在母亲全职或兼职工作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经检验，对于自变量X1母亲工作或不工作和自变量X3母亲在生育后重新开始工作的时间，方程Y=cX+ε1中X1和X2均不显著，停止中介作用分析。

（五）母亲焦虑思维方式对家庭养育环境的预测作用分析

以母亲焦虑思维方式作为自变量、家庭养育环境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孩子排行、母亲生育年龄、父亲陪伴孩子的情况和家庭年收入），回归方程显著（R2=0.18,F=16.50,P<0.001），自变量焦虑思维方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β=5.38,t=5.66,P<0.001）。表明母亲的焦虑思维方式对家庭养育环境有正向预测作用，母亲的思维方式越倾向于成长型，则家庭养育环境质量越好。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母亲的焦虑成长型思维方式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起到保护作用，且母亲的思维方式在母亲工作或不工作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一般来说，成长型思维方式认为困难和障碍只是暂时的，个人的努力可以提高能力、解决问题，表现出坚毅和韧性；而固化型思维方式以僵化的眼光看待问题，认为个人对于困难无能为力，表现得消极和懈怠。[30]本研究发现，无论母亲工作或不工作，母亲的焦虑成长型思维方式均能显著预测儿童更少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对于工作母亲而言，陪伴孩子的时间比不工作母亲更少，工作家庭冲突导致的焦虑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比不工作母亲更大更多，[64]因此成长型思维方式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保护作用有所削弱。对于不工作母亲而言，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比工作母亲更多，具有成长型思维方式的不工作母亲，在言传身教中对孩子的积极影响也更大，因此越有利于儿童的情绪和行为发展；而对于具有固化型思维方式的不工作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比工作母亲更长，对儿童的不利影响反而比工作母亲更大。有研究表明，如果母亲缺乏对儿童发展的正确认识，则陪伴孩子的时间越长，对孩子的社会—情感发展越不利。[65]说明母亲的陪伴时间长并不一定意味着陪伴质量更高，低质量的陪伴时间越长，对儿童的影响反而越不利。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兼职工作似乎是最有利于儿童情绪和行为发展的选择，这与先前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伦巴迪（Lombardi）和科力（Coley）在英国的研究发现，母亲在孩子出生后9～24个月内全职工作，比兼职工作预测了儿童7岁时更多的行为问题。[66]许尔塔（Huerta）等人对于五个OECD国家的研究也发现母亲兼职工作的孩子更少出现注意力和行为问题。[58]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母亲全职或兼职工作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养育环境质量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支持了先前的研究。[68][69]说明这一发现是有一定的普适性的。相比全职工作的母亲，兼职工作的母亲面临的工作家庭矛盾更为缓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陪伴孩子和照顾家庭，参与孩子的学习生活、与孩子交流互动、安排多样化的家庭活动等；兼职工作的母亲没有完全脱离职场，且有一定的收入来源，自我价值感较强，与此同时工作压力也不会太大，因此母亲的精神状况也更好，更不会因自身的焦虑和压力等情绪而影响家庭氛围和采取忽略、过于严厉等不良的教养方式。巴赫塔里·阿格达姆（Bakhtari Aghdam）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比起全职工作的母亲，兼职工作的母亲能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习生活，亲子互动更多，对儿童的精神健康更为有利。[70]因此，兼职工作的母亲可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家庭养育环境，从而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发展更为有利。

本研究还探讨了母亲焦虑思维方式与家庭养育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且母亲焦虑思维方式正向预测家庭养育环境。已有研究证明，焦虑的成长型思维方式在压力事件和精神抑郁以及应对策略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起到了保护作用，[38]而母亲的养育压力和抑郁会使母亲倾向于采取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等不良的教养方式。[72]成长型思维方式者能更好地应对生活压力和抑郁，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问题，对孩子采用更为温暖和敏感的教养方式，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从而能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家庭养育环境。

五、教育建议

（一）政府和社会为母亲兼职工作创造条件

本研究发现，对于6岁前的学前儿童而言，母亲兼职工作最有利于儿童情绪和行为发展。政府和社会应当为母亲兼职工作创造条件，向企事业单位宣传母亲兼职工作对儿童成长的意义，为母亲兼职工作提供政策上的保护以及经济上的支持等，让母亲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得以安心度过儿童成长的这一关键阶段。

（二）政府和社会为母亲提供成长型思维方式及家庭教育方面的科学培训

本研究显示，母亲的思维方式与儿童情绪和行为发展显著相关，成长型思维方式显著预测儿童更少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不工作母亲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工作母亲的思维方式对儿童的影响更大，母亲陪伴的质量比陪伴时间更重要。然而，目前国内母亲群体对思维方式理论了解不多，或者仅局限在智力领域。政府和社会可以在学校、社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提供宣传和培训，让父母亲更多地了解思维方式理论，培养成长型思维方式。如今不工作母亲群体正在逐渐扩大，但是更长时间的陪伴并不必然意味着陪伴质量更高，不工作母亲同样需要加强对思维方式、儿童发展规律和科学养育知识的学习了解。

（三）全职工作母亲如何提高家庭养育环境质量

1. 培养成长型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与家庭养育环境质量显著相关，母亲的成长型思维方式显著预测更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成长型思维方式能帮助全职工作母亲缓解焦虑及调适压力，不至于因为抑郁和压力而采取过于严厉或过于放纵的教养方式，有助于维护和谐的夫妻关系，营造充满爱意和温暖的家庭氛围，让母亲能以更好的状态经营家庭生活。全职工作的母亲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劣势也有可能转变为优势。全职工作母亲的时间管理方法、提高做事效率的方法可以成为孩子学习模仿的榜样。同时，全职工作母亲无法事无巨细地关照孩子，但这正好可以转化成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契机。母亲多鼓励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帮忙分担一些家务、给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机会和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等，这些都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途径。

2. 提高陪伴的质量。

有效的陪伴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比如频繁购买新玩具、安排昂贵的旅行或是排得满满的兴趣班并不一定是高质量的陪伴。每天下班后与孩子聊天、与孩子一起做游戏、一起亲子阅读，周末带孩子去公园、去运动、去博物馆等，都是很好的亲子活动，对孩子的认知发展和身心健康都大有好处。

参考文献省略。

北京果雪儿国学教育中心，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国学教育研究课题组，打造中医幼儿园，推出幼儿中医启蒙体验、少儿中医启蒙游戏、儿童中医启蒙经典、亲子中医启蒙故事活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