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子女眼中的“党内一支笔”

　　文/王凡

　　也许是受父亲胡乔木的影响，胡木英对写作总有一种刻意求精的挑剔，甚至抱怨自己未能更多地复制父亲文采的遗传基因。她每一提笔，总要反复推敲，殚思竭虑，故而我们能看到的、出自她笔下的有关她父母的珍贵记忆文字并不多。

　　正是她的这种谦虚和严谨，成全了我等以传记写作生存的人，使我还能通过和她的交谈，挖掘出一些尚不为人知的、被誉为“党内一支笔”胡乔木的故事，特别是从子女观望父辈这个角度来了解胡乔木。

　　1、父亲是个感情甚笃且细腻丰富的人

　　在胡木英的记忆里，父亲一生的主要形态，就是三种：写、读、思。

　　不停地写作：

　　从胡木英有记忆开始，就看着父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是常常伏在木桌的煤油灯下写个不停，冬季披着个又厚又大的灰色棉衣，脚下燃着一盆炭火；1951年6月下旬，天气奇热，胡乔木受命赶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文稿，由于酷暑难耐，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奋笔疾书……因对党的历史熟稔于胸，“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那篇文章后来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命名发表在1951年6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对胡乔木那篇文章杨尚昆有专门的回忆：“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1945年8月，胡乔木（右2）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不停地阅读：

　　阅读书、阅读报纸、阅读杂志、阅读文件、阅读稿件……“各种方面的书他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他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走在公园里，看到简介说明的牌子，父亲也会驻足认真阅读，有时甚至把其间的文字、语法错误指出来……

　　不停地思考：

　　放下了笔，合上了书，父亲常常陷于沉思之中。每当他久久地不说一句话，即便有人在他身边，他也视而不见，那就是他在思考问题呐。胡乔木的文章写得深邃、宏阔、缜密，就是因为他并非临到写作时才展开思考，而是基于长久的思考。

　　尽管要做毛泽东的秘书，尽管意识形态领域有许多由他主管的事务，尽管写、读、思是胡乔木的常态，但他始终是个感情甚笃且细腻丰富的人。党和国家的工作无疑应置于第一位，可他并未因此忽略了对妻子儿女的一腔亲情。对此，作为女儿的胡木英深有感触。

　　1946年春，母亲谷羽到华中根据地参加土改，胡乔木带着孩子留在延安。而翌年谷羽返回时，胡乔木刚赴陇东地区参加土改，夫妻分离几近一年。

　　那是战争年代，鱼雁传书很不方便，擅长运用文字的胡乔木，便以韵文倾诉对妻子的怀念，于是诞生了那首子女和朋友们都熟悉的诗，《人比月光更美丽》：“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我们不首先进攻别人，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开始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这项工作被称为“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整体研制的技术抓总，由中国科学院负责。中科院将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就被任命为新技术局局长。

　　胡木英说：母亲是那种工作起来没日没夜、不惜命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狂。当时科学院就在北海边上的老北京图书馆西边，母亲就在那里上班，她每天早晨从国务院北门出去，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

　　父亲深知母亲的性格，但每天晚上都要等母亲回来才吃饭。除非太晚了，母亲事先来电话说明当天肯定无法回家吃饭了，“否则不论多晚我们都陪着父亲一起等下去。”

　　为了“两弹一星”早日研制出来，母亲有时星期天也要工作，为了能让母亲能有较高质量的休息，父亲常根据母亲的情况来安排星期天。如果母亲能全天休息，全家就去颐和园或香山；如果母亲只能休息半天，就到中南海附近的北海或景山；实在没多少时间的话，他就偕妇将雏在中南海里划划船。总之，让母亲换换环境，感受几分天伦乐趣。

　　每当孩子们流露出什么期望，胡乔木也总是尽量地满足孩子们。

　　有时他正伏案写作，孩子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要他觉得可以松弛一下，就会牵着孩子的手，到房间外面散散步。解答孩子们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位诗人古诗中的名句等一连串的问题。

　　◆胡乔木与家人留影。

　　孩子们都知道，父亲不是那种长于滔滔不绝的人，他对儿女的深情，往往就嵌在只言片语之中，就嵌在凝眸一望之中。

　　胡乔木经常要随毛泽东出巡，有时则受命外出搞调查，常常和妻子儿女天各一方。他一生鸿篇巨制写了不知凡几，可他却难得在给子女的信中洋洋洒洒，有时甚至在接到子女的信后，亦无暇回复。

　　然而，懂事的孩子们并不认为不能接到父亲的及时复信，就意味父亲对他们的淡漠，他们人生的步履，始终在父亲的关注惦念中。后来，他们也是从父亲的诗词中体味出那深深的慈爱。

　　那一年，胡乔木在杭州疗养，在对孩子们一封家书的几度阅看中，不由牵出屡屡思绪，竟一连填下了四首题为《家书》的词《生查子》：

　　“家书岂万金，四海皆昆仲。养育亦多情，形影常来梦。/屈指渐成人，文武须双重。何事最关心：是否勤劳动？”

　　“斗争如海洋，早晚云霞涌。流水片时停，毒菌纷传种。/青春只一回，转眼能抛送。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

　　“牡丹富贵王，弹指凋尘土。岂是少扶持？不耐风和雨。/不耐风和雨，纵美何堪数？稻麦不争芳，粒粒酬辛苦。”

　　“纵观天地间，陵谷多奇趣。东海有长鲸，敢与波涛伍。/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

　　从这些诗句中，既可以看出胡乔木对儿女的深情，“养育亦多情，形影常来梦”，也可以看出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对晚辈最期望的是什么，最担忧的是什么：“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不耐风和雨”，“终向下游去”。

　　◆毛泽东与胡乔木在香山。

　　胡乔木最初写诗，都属白话新体。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一再勉励支持下，才学写古体诗词。所以《生查子·家书》写成后，胡乔木还曾送给毛泽东为之斧正。

　　毛泽东对胡乔木送来的诗，一向看得很仔细，并帮助推敲修改。他看了胡乔木的《生查子·家书》，建议他将第二首中“毒菌纷传种”，改为“毒菌争传种”；“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改为“百炼化为钢，只有投群众”。将第三首中“不耐风和雨，纵美何堪数”，改为“如此嫩和娇，何足名花数”。将第四首中“敢与波涛伍”，改为“常与波涛伍”。胡乔木随即接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胡乔木将自己古体诗词送毛泽东指教一事，在“文革”初期竟被江青列为罪状。在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指斥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2、困难时期，父母经常在饭桌旁讨论的话题

　　还在胡木英读高中、大学之交的时候，正赶上共和国历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同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吃肉，整个中南海也开始勒紧了裤带。

　　那时，胡木英是早晚在家吃饭，中午在学校吃饭。学校的饭往往既少油水，又不能管饱，她就靠家里的晚饭找补回来一点。

　　在中南海几经搬迁，最终定居在颐园院子里后，胡乔木从自己故乡，接了沾亲带故、被孩子们称为伍伯伯的老伴来料理家务。伍伯伯是个细木匠，他的老伴会烧家乡的汤、菜、饭。

　　胡木英印象中父亲眷恋家乡的口味，加之他的胃有疾患穿过孔，1960年动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所以特别爱吃那种烧得比较软的菜饭。菜饭的做法是先将油菜过油煸一下，然后和米一起焖熟，吃的时候拌上一点猪油。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胡木英在和父母共同进餐的饭桌旁，常常能听到父母谈论如何渡过困难的话题。因为母亲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父亲常向母亲询问能否运用一些科学的原理、一些可操作的方法，为渡过难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彼时曾经热闹过一阵子“小球藻”、“人造蛋白”和“植物蛋白”等等，胡木英都在饭桌旁，听母亲给父亲讲解过。

　　所谓“小球藻”，是夏天长在水塘里的绿色物质，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出其浮生颗粒链状形态，是水中动物的食物。它可以在池塘、水缸里培养。养殖一段时间后，将其捞出滤净，可以掺和在饲料中，喂养家畜；也可以添加在供人食用的食品中，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1953年夏，胡乔木、谷羽和女儿胜利（胡木英）、长子幸福（胡石英）、次子和平（胡海泳）在中南海瀛台。

　　“植物蛋白”的制造，是用淘米洗菜的“泔水”发酵，待其长出一层白膜而未变黄、变红之际及时捞出，和面烹制，做成肉状，烩在菜里，权当肉的代替品。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文章中说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麦高3倍多”。“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 称小球藻培育的成功，“是我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利用小球藻“不是小事”。

　　《人民日报》自创刊之日始，就一直在胡乔木的指导下工作，许多社论，皆由他亲自执笔拟成。《大量生产小球藻》一文，或许就与胡乔木夫妇在饭桌边的交谈相关呢？

　　胡木英还记得，父母在饭桌旁讨论过采用何种办法，使同样的生米做出更多的熟饭来。不久，人们还真琢磨出一种叫“双蒸饭”的做法来：先将米焖熟，再放进蒸屉里再蒸一遍，使米粒更加膨胀，能使焖出的一碗饭，胀到一碗半。这种饭，吃起来已毫无口味，但能在胃里多占空间，让人有饱的感觉。困难时期，“双蒸饭”成了中南海里的食堂的盛馔。

　　3、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气忿，如此严厉地批评人

　　就在最困难的时期，胡木英高中毕业，该考大学了。人生到这一关口，才面临学习科目的选择，而不像如今，从高中就开始分文、理科了。学习科目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未来人生的走向，究竟如何选择呢？

　　也许是胡乔木历来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他没有给女儿施加任何影响。母亲虽也没有替女儿拿主意，但她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一直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对科学技术在一个国家至强至盛中所占的比重，她体会极深，学理工科是她对女儿的期待。胡木英对母亲的倾向很清楚。

　　然而，胡木英选择理工科学校，并非完全在于母亲的影响，而是那个时期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取代了战争，努力学习，做工程师、做科学家，是教育的主要导向。在胡木英那一届毕业生中，除了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是上她选择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就是上北京农业大学的。她回忆说：“当时如果考不上中国科技大学的话，我也是准备读北京农业大学的。”

　　当胡木英得知自己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后，其兴奋和激动是不难想象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虽刚创建不过两年，但这个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的大学，聚集了众多中国一流的著名科学家，能在此学府深造，是迈向置身中国科技前沿的第一步。

　　在上大学的时候，胡木英才正式启用胡木英这个名字。此前，她一直叫胡胜利，因为这“胜利”二字，好多人以为她生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那一年。实际上她出生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那一年，胡乔木希望并坚信为正义而战的苏联必将取得胜利，故而以此作女儿名。

　　更名木英，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政治含义。木是父亲名字中笔画最少的一个字，英则是母亲原名李桂英中笔画最少的一个字，从父母名中各取一字，更融合了一家亲情。

　　然而，仅仅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了一个学期，莫名其妙的病患就使胡木英中断了学业。

　　因在困难时期，大学里的伙食既无油水又吃不饱，胡木英全靠星期天回家揩父母的油，以弥补平日不足。可带着这点油水一返校，人就会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再也吃不下东西，起不了床。

　　胡木英曾经患过十二指肠溃疡，主要疼痛区域又在这附近，所以医院就一直按十二指肠溃疡治疗，除了打针吃药外，又敷热水袋，又用艾炙，却根本不见疗效。直到“文革”以后，才查出她患的是胆结石。可在当时未能确诊又治不好的情况下，只能让她休息。

　　病痛，胡木英还可以强忍，但反复发作导致病休，耽误了学业却使她的思想负担骤然沉重。她对数理化水平的自我评估也就是中等偏上，跟上学习进度本来就要付出非凡的努力，现在却常常要因病落课，要不了多久就可能追不上了。

　　落在同学们后面，就可能要留级，成为落伍者，甚至成为人生的失败者，这不正与自己从少年即形成的志向和渴望背道而驰吗？她越想越消沉，越想越悲哀，情绪的低落引起了恶性循环，病患也似乎更加难愈了。

　　◆1951年11月1日，胡乔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起立发言。

　　时值1961年春季，胡乔木的工作也处在紧张时刻，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拟制，他带领一个调查组深入湖南农村调研。但他考虑到女儿在京纯粹地休养，不一定有益于病情的好转；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或许更容易让女儿从消沉中解脱出来；同时到农村看看，也是难得的了解社会的机会。由此，他建议女儿随自己在湖南走走。

　　在湖南农村，胡木英看到自己父亲由于紧张劳累而患病缠身，却依然忘我工作的情景；对中国广大的乡村，有了更深入的体验；还在与农民接触和共同生活中，学到了不少农业知识。

　　追随父亲的近两个月乡村生活中，她目睹了两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次在湘潭县，胡木英搞完调查，从农户家走出，看到一位从宁乡县讨饭到湘潭的姑娘。她17岁了，可皮包骨头、身材矮小，看上去就像10岁左右。经询问，才知她父母都死于饥饿，她孤零一人。没饭吃的她，靠捡拾野菜糊口，可队干部竟不允许，还打她并踢坏了菜篮，她于无奈中逃出来讨饭谋生。

　　胡木英刚调查的那家农户，出于怜悯，拿出一碗饭菜给姑娘。姑娘狼吞虎咽地吃完，又匆匆走了。胡木英和一起搞调查的人，也没细问姑娘将去哪里，今后怎么办。

　　回到招待所吃饭的时候，胡木英和父亲谈起这件事，不料父亲和调查组的同志都责怪她们没处理好这件事，没帮姑娘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此事引起她内心的很大震动，她于此体味了像父亲这一辈革命者与人民大众的鱼水深情，也进而了解到正是这种和人民同呼吸、共甘苦的意念，促使他们无怨无悔地忘我工作。

　　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听到调查组关于湘乡县也有饿死人，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干部却不敢反映的情况汇报。他立即改变自己原工作计划，亲自到湘乡去做调查。

　　4月14日，胡木英也跟着父亲去了，她看到了她一辈子也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场景：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呈菜色的大人、孩子，木呆呆地站在那里，这就是被死神的阴影笼罩着的垂危的生命。

　　县里的领导向胡乔木汇报时，还敷衍说不知有死人的情况，只是发现胡乔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才检讨自己工作不周。胡乔木发火了，胡木英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气忿，如此严厉地批评人。最后，他要求县领导尽快设法，遏止再发生饿死人的事情。

　　那天回到韶山招待所，已经是深夜11点了，可当胡乔木得知毛泽东也到湖南视察的消息，立即伏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亚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信，于翌日即4月15日就将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让他阅后将信及四件附文“印发给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泽东还在当天下午听取了湖南省档案局局长毛华初关于农村真实情况的汇报，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试点解散食堂。截至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4、胡乔木给女儿讲了一则寓言故事

　　在4月后来的日子里，胡木英眼见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让父亲精神松弛身体康复，反而成了胡木英的心事。在关注中国农村经济现状，在关心父亲和他人生存状态过程中，胡木英因自己个人疾病和前途而引起悲观的情绪，渐渐淡化了。提高了境界，拓阔了视野，胸襟便为之放达，个人的进退得失遂立显微渺。

　　病情加重的胡乔木，不得不停止了调研工作，以安心调养。这也才使他有了余暇，和女儿谈论人生和未来学业等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天上午，他走进女儿的房间，见女儿正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一边读小说，就从小说拉开话题。

　　他们从现代小说谈到古典小说，谈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胡乔木说没读过这四部经典的，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国人。胡木英说自己只读过《水浒传》和《西游记》，是四部的一半，目前只能算半个中国人。胡乔木告诉胡木英，毛泽东把《红楼梦》读了几十遍，对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或细节，都非常熟悉，常信手拈来其中的故事加强说服力。

　　继而，胡乔木又以收音机里播放的乐曲为题，谈论起音乐。他说欣赏乐曲，也和读书一样，要多听。一首乐曲，只有反复听过多遍，才能理解蕴含在音符和乐章中的深深含义。他又以美术欣赏佐证，一幅画，看一遍两遍，只能留下一个轮廓的印象，看的次数越多，越能发现更多以前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书、画可以随时看，音乐听完就没有了，所以要懂音乐，难度就更大一些。

　　这样的长谈，是以往不曾有过的，胡木英第一次感觉父亲如是思绪纵横跳荡、海阔天空地娓娓长谈，感觉父亲内心那骛极八荒，对人文艺术各个畛域皆有心得的博学多识。

　　◆1955年，胡乔木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

　　下午父女再见面时，胡乔木直接谈起女儿必须面对的学业问题。胡木英一直背着个思想包袱：即认为如果自己以无名病患放弃在中国科技大学完成理工科学业，就是逃避困难的懦弱表现；因此她一再压抑根据现实，转而选择自己爱好、学起来自然会轻松些的文科的念头，更不敢自己首先把这一念头讲出来。

　　女儿的心思还是逃不过父亲的观察，所以胡乔木一开口就点出了不论学理工科或是学文科，都是祖国需要的，都一样为人民服务的命题。他要女儿放下思想包袱，坚持在中国科技大学完成学业也好，转学文科也好，都没有担忧的必要，父母都不会干预她的选择。

　　父亲的话使胡木英顿时解除了负重，她向父亲吐露了想转学文科的打算。胡乔木说：“文科包括许多专业呢，你考虑学什么呢？”“我想学历史。”胡木英回答。

　　“噢，咱们家有不少历史书籍，你以往好像并不爱看啊，怎么会想起学历史呢？学中国历史就得学文言文，没有文言文的根底，中国历史是学不好的。”胡木英说：“我是想学外国史。”

　　“学外国史就得学外文，你现在只学了一门俄语是不够的，最好再学一门外语。”

　　停顿有顷，胡乔木又说，“我这样讲，不是给你出难题，制造压力，让你收回转学的念头，而是和你一起分析问题，帮你考虑得更宽泛一些、深远一些。你做任何新的选择，我都没有意见。但你一旦下了决心，做了抉择，就不要再动摇。”

　　接着，胡乔木给女儿讲了一则寓言故事：有一头毛驴，在它身边不远的左右方各有一堆青草，两堆草的好坏、多少、距离都一样，毛驴在中间游移不定，究竟吃哪堆呢。想吃这堆，又舍不得那堆，结果它哪堆也没吃着，饿死了。女儿明白父亲的意思：见异思迁，游移顾盼，不可能有好结果。

　　胡乔木建议女儿去找一些学文科的朋友、同学聊聊，更多地熟悉了解文科，坚定自己的信心，巩固自己的兴趣，这样才不至半途而废。经过父亲的点拨开导，胡木英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转读外交学院。

　　5、毛泽东函示胡乔木：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

　　从湖南回京后，胡木英由于卸掉了思想包袱，加上一段时间的调理，逐渐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课堂。可她的父亲却因为过度的操劳，病症更加重了。

　　胡乔木患的是严重的神经衰弱。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他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有许多耳提面命的事要他去办，有些需商议探讨的事约他去谈。”

　　“毛主席是习惯夜间工作的人，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很多时候，父亲已经睡下了，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了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然而，除了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胡乔木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身兼数职，特别是负责宣传口的工作，《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报道他都过目，都是不敢掉以轻心、稍有疏忽怠懈的事务。

　　如此一来，晚上休息不好，白昼工作又很繁多和费神，生活处于一种毫无规律的紊乱状态。为了硬撑下来，胡乔木一度睡眠靠安眠药物，白昼工作又靠提神的药物，加之胡乔木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时间一久，终于顶不住了，甚至严重到了无法执笔为文的地步。

　　曾在1949年6月24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过一封信，要胡乔木在六七天内，起草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一份纪念“七七（事变）”的口号，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一个各党派纪念“七七（事变）”的联合声明，胡乔木按时交了卷。

　　曾在1951年6月中旬，刘少奇让胡乔木起草一篇庆祝“七一”的报告，胡乔木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四五万言后来发表时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长文。

　　可在1961年的5月以后，一篇题为《增产更多更好的轻工业品》的，陈述轻工业产品生产的意义，以及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扩大轻工业产品的品种和产量的短篇社论，他竟拖了很久，迟迟不能脱稿。直到8月初，这篇文章才由他人执笔完成。他的思维大受影响，昔日那敏捷的文脉好像突然栓塞了。

　　◆1958年，胡乔木（右一）随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左一为竺可桢，左二为郭沫若。

　　当然，这其间除了身体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政治背景的原因。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找胡乔木谈话，说是还要写一个反“左”的文件。鉴于当时的急遽转向批右风口，他没敢向毛泽东谈刘少奇的意见。武昌会议上，中央准备公布国内粮食生产的数字。陈云认为这个数字水分较大，主张不公布，要胡乔木转告毛泽东，他也没敢对毛泽东说。

　　三年困难时期，“左”倾贻患毕显，毛泽东责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杨尚昆在回忆此事时说：“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到批评后，有点想不通。”而刘少奇对胡乔木未能传递他的意见，对胡乔木也有看法，陈云会不会也心生类似的看法呢？

　　在此之后，在形势判断、方针政策取向等方面，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主席渐渐浓厚了不谐的色彩。胡乔木夹在中间，许多事情令他难以处置，有些话传不合适，不传又遭误解；受命为文，则两个主席，一人一个思路，令人下笔踯躅。病情日重于此时，未必属坏事，他遂向毛泽东告假，从这尴尬境地中退出。

　　毛泽东在阅过胡乔木请病假函后，很快复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讲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

　　显然，毛泽东对他是很照顾的，从此到“文革”，他一直处于赋闲休养状态。这一赋闲休养，使他免去了许多在他那个地位本来脱不了干系的“罪责”，否则，他可能也难挺过“文革”这一关。尽管“文革”初始，胡乔木并没有什么近期“罪责”，但江青等还是向胡乔木发了难。

　　6、毛泽东未能实现的探看救了胡乔木

　　1966年6月，胡乔木从疗养地杭州回到北京，曾与毛泽东匆匆忙忙地见了最后一面。毛泽东曾告诫胡乔木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显然，毛泽东对追随了他多年的胡乔木还是有心回护的，他了解作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倘若他不慎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就很可能惹火上身。

　　和毛泽东见面后没多久，胡家就接到了搬出中南海的通知。当时是康生找胡乔木谈的话，他此刻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谈话后，谷羽便在有关人员带领下去看房子。胡家对房子并没有什么要求，但由于胡乔木的藏书太多，需要院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放书。为此，延宕了一些时日，胡家才定下南长街123号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间，可以放下较多的书。搬迁前，还专门对做书房的房间地板做了加固。

　　“党内一支笔”的藏书最后还是未能全部搬到新居里，于是胡乔木把自家很大一部分图书，留给了中南海西楼的图书馆。

　　搬出中南海后的胡乔木，处境每况愈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胡乔木、谷羽夫妇都受到了冲击。1967年1月，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甚至把胡乔木拉出家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游街批斗。

　　好在胡乔木受冲击的时间不太长就突然出现了转机。就在那年的“五一”前夕，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时间定在“五一”看烟火的时候。为此，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专门到胡乔木家，看了行车路线及周围环境。

　　◆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宣言》签字仪式上。左起：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邓小平、毛泽东。

　　在预定毛泽东要来的那天晚上，胡乔木全家很兴奋地等待着，但等了许久也没有等到毛泽东的莅临。原来那天陪同毛泽东去胡乔木家的，不是事先到过胡家的汪东兴，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张耀祠引导毛泽东到胡家时，因不了解情况，错敲了院子常年不开的东门（胡宅有两扇大门，一扇朝东，一扇朝西。胡家搬进此院后，朝东的大门一直紧闭，从未启用；而胡家平时进出走的都是朝西的大门）。他敲了一阵子门，却不见有人应答，却把四周的人给惊动了。人们认出了毛泽东，便跑过来围观。张耀祠见围观的人迅速增多，如果发生拥堵就很难办了，在告知毛泽东门未敲开后，只好吩咐开车离开。

　　虽然毛泽东此行没能进得胡家门与胡乔木直接见面，但周恩来却在闻知此事后，借机“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是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胡木英后来回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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