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信：及时应对“碳中和”愿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趋势的变化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3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京东集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京东科技集团宏观与产业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正值“两会”刚刚闭幕、“十四五”开局起步的重要时间节点，此次会议重点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进行深度讨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教授出席并发言。

王信局长就碳中和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他提出，一是碳中和会推动国际经贸谈判中达成高碳减排的标准；二是跨国公司在碳减排的约束下可能更愿意在碳减排要求高的经济体进行投资；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会加快；四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将重塑各国产业竞争力和地缘政治格局；五是绿色贸易投资壁垒会增多，相关国家贸易投资的摩擦和争端可能会加剧。这些的变化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尽可能早的制定应对措施。

以下为发言全文：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设立和计划设立“碳中和”计划，全球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步伐加快。其影响：国际经贸谈判推动形成高碳减排标准、高碳产业国际转移减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结构及各国竞争力将重塑、绿色贸易投资壁垒增加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深远影响。应及早加以应对。

一、高减排标准将成为全球经贸规则谈判重点

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正从“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逐步形成一致性规则。一旦《巴黎气候协定》第6条完成谈判，在国际碳市场机制细则、透明度报表等方面达成共识，全球层面将形成关于碳排放的一致性规则。ESG也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金融领域，目前中欧双方正在推动中欧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趋同，避免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碎片化，最终可能出现全球绿色金融适用标准。

高标准环境保护和碳排放要求将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目前，CPTPP、《美墨加协议》等都纳入了高标准环境保护条款，发达经济体将在多边、双边等层面更积极地推动高标准环境保护和碳排放要求纳入贸易投资协议谈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将更有意愿参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向绿色低碳转型。

二、高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局面可能逐步改变

此前，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转移，将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进口大量碳密集型产品来满足本国需求，导致发达经济体碳排放减少、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增加，即出现“碳泄露”。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是贸易隐含碳排放（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的最大进口国，而中国等亚洲国家是最大出口国。碳泄露削弱了全球碳减排效果。

包括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家强化减排约束，可能显著改变高碳产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分工。一是发展中国家减少承接发达经济体高碳行业，国际产业链条缩短，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二是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在碳减排约束下，将更愿在碳减排要求高的经济体进行投资。

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绿色低碳转型

可能表现两个特点：一是企业合作减排比独立减排更具优势，因为合作减排能使企业分担减排投资，最大限度地提高减排效率；当进行技术升级时，可避免上下游企业之间产品不兼容问题。二是供应链中的跨国公司作为龙头企业，通过绿色采购的市场机制，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例如，苹果公司宣布将在2030年实现整个业务、生产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碳中和，这意味着负责组装的企业、为其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环节、为其提供芯片的企业等都要实现碳中和。

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将重塑各国产业竞争力和地缘政治格局

高碳及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将大幅萎缩，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将快速发展。传统的能源出口大国（如中东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及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等将面临严峻挑战，而掌握清洁技术、出口绿色能源的国家将受益，尤其是能够提供可靠、清洁、价格合理电力的国家，将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上占有优势。

绿色及清洁能源等相关技术将成为全球产业竞合新领域，重点是氢能、储能、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以及涉及清洁能源技术的新材料、芯片制造等基础领域。目前，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和石油进口国，也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在国际产业重塑中有短板，也有优势。

五、绿色贸易投资壁垒增多，国际贸易投资摩擦和争端加剧

为保护本国产业、实现所谓“公平贸易”“公平竞争”，发达经济体可能会对未达到高标准环保要求的产品、服务和投资设置障碍，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碳关税、碳配额购买[1]等，倒逼其它国家达到其环保标准和低碳要求。例如，欧盟宣布引入碳边境调节机制，向碳减排不力国家的产品征收碳税。有分析认为，受碳边境税冲击最直接的行业将是碳强度和贸易强度都很高的焦炭、精炼石油产品、采矿和采石业。受间接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纺织品、服装以及医药产品等。碳边境税还可能显著改变国际钢铁贸易格局。中国主要使用高炉和基本氧炉生产钢铁，碳排放强度最高，每生产1吨钢铁排放约2吨二氧化碳当量。

研究表明，边境调节措施或碳关税并非解决发达经济体竞争力损失或碳泄漏的有效手段，容易产生严重的贸易扭曲和贸易摩擦，甚至演变成贸易战。

六、应对建议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时间，短期内可能面临较大冲击，我应在加大减排的同时，努力争取有利外部环境。

一是坚决落实“30-60目标”，做好自己的事。鼓励企业主动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加快推动供应链脱碳。尤其要从供应链上的高耗能、高排放环节入手，加强绿色采购和绿色供应商管理。

二是加强我与欧美国家的对话合作。加大在绿色低碳发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产业和科技合作。参加多边、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时，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础上，纳入更高质量的环保和减排条款，体现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尽快推动完成中欧绿色金融标准趋同，在国际气候博弈中争取主动。

三是加强我与东盟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合作。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疫情的冲击，国际产业链价值链有走向区域化的趋势，中国与东盟产业链联系更加紧密；在华企业可能更多向东盟国家转移，“30-60”愿景下这一趋势可能加速。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绿色低碳发展、国际气候问题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和政策协调，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新加坡在循环经济、绿色建筑、绿色金融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应推动中国与东盟绿色标准趋同，强化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作，包括金融投资领域的相互合作。

四是科学评估主要经济体碳排放政策，尤其是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及美国气候新政对我的影响，在双边和WTO等多边机制下做好应对。对受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冲击较大的部门、地区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等问题，提前准备应对预案，妥善处理“公正转型”问题。

五是针对碳中和愿景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要求金融机构做好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的信息披露、风险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密切监测可能产生的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问题。

[1]碳配额购买是指有减排任务的企业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在自有配额不足的情况下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以满足自己的履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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