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神器——杜岭二号方鼎

1974年至1996年，在郑州商城遗址西城墙南北两段外侧及东南城角外侧，相继发现3处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一大批青铜礼器，其中包括形制相同的饕餮纹、乳钉纹大方鼎8件，通高在59～100厘米，似具有列鼎性质，均为商王室祭祀所用的青铜重器。

这批青铜重器的出土，反映了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内涵，也为郑州商城遗址是早期商代王都，提供了科学而有力的考古学意义上证明。目前，杜岭方鼎已经成为今日郑州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标示性符号：人民路三角公园的青铜雕塑，模型是杜岭方鼎；郑州市博物馆的建筑造型，模拟的亦是杜岭方鼎。

王者风范，国之瑰宝

杜岭方鼎体形硕大，霸气冲天。

郑州市杜岭街共出有两件方鼎，一大一小，形制、纹饰大体相同。略大的一件被命名为杜岭一号鼎，通高100厘米，重达86.4公斤，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稍小的一件被命名为杜岭二号鼎，重64.25公斤，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经专家考定，鼎的准确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它是目前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的青铜重器。

杜岭方鼎造型浑厚庄重。鼎口沿外折，两侧沿面上有圆拱形立耳，微微外张，耳的外侧面呈凹槽形。它的8组饕餮纹（兽面纹）和乳钉纹规则地分布在鼎四壁的中上部和四周，一派王者风范，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表现出中国商代古人的聪明和智慧，是一件难得的国之瑰宝。

鼎，青铜礼器，也为食器，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

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是在继承陶鼎形制和功能的基础上，伴随着铜器冶铸技术的产生而出现的。

根据文献所载，铜鼎出现于夏代初期或稍早于夏代的黄帝时期。随着文明社会的推进，最早作为炊煮实用器的鼎在被赋予了礼器职能后具有了“别上下，明贵贱”的功能，商周时期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铜鼎不仅作为炊器与盛食器是当时贵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也被用作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鼎被最大限度地附加了文化属性。

以治鼎之法推于治天下，突出“和”字，其具“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职能，用以调和各种不同理念，从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鼎还被誉为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桀有错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表现了时人认为拥有鼎是为有正德的理念。“问鼎中原”等典故都表明了鼎在古代社会中特殊的重要地位。鼎作为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西周时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详尽的礼仪制度。《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

春秋晚期以后，随着传统贵族社会结构逐渐走向解体，维系贵族社会生活规范的礼乐制度日趋瓦解，作为与“礼”相适应的礼器的一部分，铜鼎也慢慢失去了显示统治阶级等级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杜岭二号鼎的形制、纹饰布局与一号鼎相同，只是二号鼎的器身呈方斗形，口沿平折，两耳略外张，其内侧为平素面，外侧有圆拱形凹槽，凹槽内有两道圆拱形凸棱。腹底及足表皆有烟熏痕迹。该器出土时，其中一鼎耳残，残耳掉在鼎腹内，1974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对杜岭二号方鼎的鼎耳予以焊接修复。

杜岭方鼎出土时，在鼎腹内和周围的灰土中，伴出有商代前期的一些陶器碎片、石器、人骨和兽骨，二号方鼎内还放有一件铜鬲。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多为陶制，商周时期开始用青铜制。铜鬲通高35厘米，口径22厘米。敛口，卷沿，贯耳，鼓腹，分裆下有锥状尖足。颈部饰弦纹3周，腹部饰3组双弦线人字纹。腹底有烟熏痕。与此伴出铜鬲类似的器物有郑州商城外杨庄商代二里冈上层墓葬中所出铜鬲，另外在郑州商代冶铸青铜器作坊遗址中，也发现过类似的鬲外范。综合铜鼎本身的形制与伴出器的特点，可以断定其年代为商代。

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的特点是：胎壁薄，平底器较多，器表以单层凸起的兽面纹和弦纹为主，没有地纹。杜岭街所出的两件铜方鼎的形制结构和纹饰与以上特点基本吻合，但器型之大气雄浑，世所罕见。

形体如此巨大的青铜方鼎，是如何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前期被铸成的呢？

通观青铜时代的范铸技术，器物成型有浑铸法和分铸法两种。浑铸法，是指仅通过一次浇铸即可铸出一件完整器物的成型方法。

采用浑铸法铸造的青铜器，器身与耳、足、附饰、纹饰等浑然一体，既结构牢固又整体美观。而分铸法是指分两次或多次浇铸才能铸出一件完整器物的成型方法。对于造型和纹饰较为复杂的器物，常需采用分铸法铸造。所谓拼铸法，属分铸法的一种，是相对于浑铸法而言采用的一种多次铸造的方法，即一件铸器各部位并不是一次浇铸制成的，而是分别铸成，以铸接的方法使之结为一体。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青铜器造型复杂，不能将全器所有部位皆由一组块范一次浇铸成型，不得不制造多组块范分别铸造再接合为一体。具体做法是预先将铸件通体划分为若干个部位，按次序依次铸造，铸下一部位时因预先的结构设计而实现与上一部位铸合，从而相互结为一体。

现代铸造工艺研究表明：商代大型青铜方鼎的铸造主要使用拼铸法，而拼铸法是在制陶工艺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青铜方鼎器型本就仿自陶鼎，在模与范的原材料、原料加工制作、模和范的造型等方面，无一不是借助制陶工艺技术，所不同的是陶器是湿接，而青铜鼎则是拼铸。

“一个工友”——袁海军

2008年5月，央视《国宝档案》播出了一期节目，节目中详细介绍了郑州“杜岭方鼎”的出土过程，并称最早发现大鼎的是“杜岭街的一个工友”。

在这之前的所有报道及档案里，关于发现者的描述，都只是“杜岭街的一个工友”。这位“工友”的真实姓名是袁海军，是一名环卫工。“杜岭方鼎”的挖掘可以说是“一镐”之劳。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宣传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挖地道的热潮。1974年9月，下着小雨，气温骤降，但郑州市的老百姓在杜岭街挖地道的热情却一点也没有降下来。突然，一个名叫袁海军的工友在隧道的右前方挖掘到了坚硬的物体。袁海军大叫一声：“这儿有东西！”

有人问：“是炸弹吗？”

这一问，把洞中气氛搞得立刻紧张起来！

有些工友大着胆子上前查看，简单清理后赶快宣布：“不是！不是！不是炸弹！”

大家放下心来，接着用铁锹清去周围的泥土，两只锈迹斑斑的“大锅”很快映入大家的眼帘，引起在场者的一阵喧腾。据当时现场的工友事后回忆，当“金属大锅”初露端倪时，工友们把这一情况上报了当时的小组长，小组长一看，亦不敢怠慢，又上报给了当时杜岭办事处的领导。杜岭办事处的负责人一边带人来现场查看，一边派人通知了郑州市博物馆，随即又请示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领导。

文物专家很快来到现场，尽管铜鼎锈迹斑斑，但专家甫一见到此器，即感十分震撼。按捺着发现了王者之器的激动心情，文物专家详细查看了地道右壁上并列的两件铜鼎后，为进一步确定青铜重器所处的地面方位及方便将铜鼎运出防空洞，省市博物馆的专家指挥工人们用探铲从地道里向地表钻。

由于填土经过夯打，十分坚硬，操作不易，加之由下而上作业，操作者很快就成了“土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在场者发现文物的激动心情。工人们用铁锨一点一点地挖，挖挖停停，停停挖挖，

挖了五六米后，与地表接通，剥离出两件大小略有区别的青铜大鼎。接着工人用绳索捆牢大鼎，通过卷扬机把大鼎拖了上来。

大鼎出土后，被运到了杜岭办事处。由于发现铜鼎时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围观，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也为了更好地宣传文物保护法规，办事处特意组织辖区群众参观出土器物，为期15天。据袁海军回忆，在这半个月里，“河南省博物馆的领导安排我的吃住，还发给我两张人民剧院的戏票”。

15天后，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到杜岭街办事处，组织工人用草绳和草帘把大鼎包装好，运往省博物馆仓库。

杜岭方鼎“乳钉”之“翻版”——故宫门钉杜岭方鼎装饰的是饕餮纹与乳钉纹。

鼎是大锅，“饕餮”与“乳钉”张扬的当然是“吃”。饕餮是贪食的猛兽，象征吃。现在时尚聚会，爱说是“饕餮之夜”。“乳钉”如乳头，故宫大门上九纵九横，81个“乳钉”，大概是叫皇帝吃天下吧！

北京故宫的宫门上有很多铜质鎏金门钉，最多的为81个，少的为25个。但是，紫禁城的东大门东华门的门钉就是偶数，只有72个。据传说，东华门上的门钉原来也是81个。明朝末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崇祯皇帝从东华门仓皇逃出，在煤山自缢。后来，崇祯的灵柩曾停放在东华门外数日，无人埋葬。清军入关后，认为东华门是个不吉利之门，决定以后皇帝及皇后死后，都要出东华门送殡，进东华门迎灵。按人死为鬼的迷信说法，称东华门为“鬼门”。

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各界，将东华门上的门钉减去一行，由81个改为72个，以责东华门未能挡住崇祯圣驾出走之罪。这样，小小的门钉既收买了人心，以巩固其统治，又使这个“鬼门”符合“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习俗。

然而，皇帝外出巡幸走的也是东华门，皇帝的画像、玉牒也由东华门请入。“鬼门”一说，似有牵强，其实这是皇家的习惯，东华门既办丧也做他用。关于门钉使用的数量，明代以前，无明文规定，到了清代，才把门钉数量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清代规定，九路门钉只有宫殿可以饰用，亲王府用七路，世子府用五路。

杜岭方鼎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装饰饕餮纹与乳钉纹的中国礼器——这“礼”，现在还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鼎——让郑州挺进“中国八大古都”

洗尽铅华，鼎并不神秘——最初也就是个煮肉做饭的炊器，是今天我们将其称之为锅的东西。

几千年过去了，穿越时空，浸染厚重的青铜古器，越发神秘。史料记载：黄帝与炎帝战胜蚩尤，大获全胜，铸过三鼎；大禹治水，德隆九州，铸了九鼎。古史所言，黄帝、大禹所铸之鼎，都是青铜之器；现代史家考证研究之后，也大都认为，黄帝与大禹所铸之鼎，当为青铜之器。别说黄帝，就是大禹之鼎，到现在，也还没有为现代考古学所证实。

不经考古发掘证实，不见客观存在实物，就是中国百姓相信，西方学者乃至中国学者，也不会承认。是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后母戊大方鼎上。但后母戊大方鼎是从哪儿来的呢？换言之，那灿烂的殷墟文化，是从哪儿奔涌而来的呢？

是郑州商城，是杜岭方鼎。

“就一眼，直刺心底——郑州，确实是一座王者之都了！一米来高、3500多年前的两尊青铜方鼎，这，绝对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贵族能够使用的，只能属于商代王室的重器！何况不是一尊，而是成双成对！就是之后，成双成对出现的，一般王室使用的也比较多。即使是一尊大鼎，也必然与商王室祭祀有关，何况两尊大鼎非常有序地安放在一起！自打那一刻起，郑州商城遗址就永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商代城市遗址，而是一座真真切切，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王者之都了！”

1974年9月，借着微弱的灯光，在黑乎乎的地道里看到锈迹斑斑的杜岭方鼎后的“第一反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育彬先生脱口而出的就是“王者之都”——“两尊青铜大鼎，破土欲出，峥嵘乍见，这种不言自威，这种冲天霸气，非王莫属！”

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前期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址平面近似长方形，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外城是中小贵族和平民居住及墓葬区，也分布有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内城四周高筑有约7公里的城墙，内有多座大型宫殿遗址，是商王室和贵族的生活居住区。

目前于郑州商城发现有青铜器窖藏坑3处，集中出土了大批的商王室重器，分别为：1974年发现于杜岭街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3件，其中大方鼎2件，鬲1件；1982年发现于向阳回族食品厂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13件，其中大方鼎2件，大圆鼎1件，小圆鼎、尊、觚各2件，卣、中柱盂、盘各1件；1996年发现于南顺城街的青铜窖藏坑，出土铜器12件，其中方鼎4件，爵、戈各2件，簋、钺各1件。3处窖藏坑的年代以杜岭街窖藏坑时代最早，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稍晚，南顺城窖藏坑最晚。窖藏坑所出的这批青铜器除两件青铜方鼎外，器类互为补充，基本代表了商代前期的全部青铜器物类型，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兵器类，反映出商代前期青铜礼器的体制已具相当序列。

根据目前所发现的郑州商城外侧的3处窖藏遗址来看，有共通之处，亦有各自特点。

杜岭街铜器窖藏坑位于郑州商城西墙北段外侧；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位于郑州商城西墙南段外侧；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位于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这3处铜器窖藏坑都沿着商城城墙的外侧埋设，杜岭街铜器窖藏坑中所出的两件铜鼎一大一小，为使两件方鼎的口部保持平齐，特意将大鼎的垫土部分下挖，以示其特意为之之意；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中的13件青铜礼器，呈口对口并列或套装放置；南顺城街窖藏坑内的底部地面十分平整，有铺设木板的痕迹，青铜器的上部亦有木板痕和一层朱砂。

这些有意为之的做法使得窖藏坑具有浓厚的仪式含义，或跟商王室的祭祀活动相关。3个祭祀坑都距商城城墙约50米，应在护城壕沟的外侧，且地势都较高，均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所出之青铜器中，鼎均是不可或缺的礼器，可见鼎在这一时期成为最重要的青铜礼器。学者推测这是商代王室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后的青铜器窖藏，或为祭祀坑，可能与当时的“郊”之类的祭祀活动有关。

在考察商代铜器窖藏坑中的方鼎后，我们发现，坑中的方鼎均为偶数，形制两两相对，杜岭街所出的两件铜方鼎亦不例外。

杜岭方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巨形方鼎，形体奇伟，制作精致，花纹朴实。方鼎系采用多范分铸而成，与商代后期用腹外范四块整铸法不同，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熟练的铸造技艺。杜岭方鼎不仅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冶铸工艺等，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方鼎的发现为确定郑州是商王朝的国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经专家考证，杜岭方鼎的准确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我们熟悉的后母戊大方鼎还早了近300年。

在发现这件青铜重器之前，1959年，郭沫若考察郑州商城遗址之时，感叹于斯，当场赋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中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有殊。……”尽管郭沫若当年推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但一切仅为大胆推想，考古工作者一直未能找到它作为王都的有力证据。杜岭方鼎的出土，石破天惊，这么巨大的鼎只有商王才能拥有，郑州商城遗址不只是一座商代早期普通的城市，更是一座商代王者的都城。因“断代”而看似年轻的郑州，凭借这件大型王室重器提供的置帝都于中原的史实依据，一跃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中国八大古都”的说法是近些年的事情，“八大古都”是指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承认的古代都城，分别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加上“鼎进”古都之列的郑州。

埋藏之谜终待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陆续发现的3个青铜器窖藏坑，均属于二里冈上层。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发掘清理发现，3个窖藏坑中出土器物明显经过人为的摆放。

如杜岭街窖藏坑出土的两件方鼎摆放的地面经过人为加工以使不同高度的两鼎鼎口平齐，食品厂窖藏坑中出土的方鼎和圆鼎鼎口相对合等。

依据各个窖藏坑出土器物的摆放情况，学术界关于各个窖藏坑的性质问题也展开过讨论，大致形成的意见有祭祀一说和遭遇重大事件应急掩埋一说两种观点，还有一部分专家学者提出杜岭街窖藏坑有可能是墓葬的说法。至于3个窖藏坑的性质问题，笔者不做太多论述，只是想在此处就其中8件方鼎说一些自己的理解。

3个窖藏坑中埋藏的8件青铜方鼎具有明显的人为设计迹象。3个窖藏坑虽然都在郑州商城范围内，而且彼此相距也不太远，但是3个窖藏坑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极小或者说几乎不大可能。然而3个窖藏坑中毫无例外的都有制作年代较早、品相较差的方鼎，同时也有制作年代较晚、品相较好的方鼎。也就是说在埋藏窖藏坑中的方鼎时，对需要埋藏的方鼎是预先经过人为挑选设计的，或者说是埋藏者有意将较差的方鼎和较好的方鼎配合着埋藏的。至于如此埋藏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并不明确，但是至少反映出8件青铜方鼎无论品相好与坏，都同样具有其代表的某种重要意义。有意识地好坏搭配然后埋藏，主要是为了显示方鼎所能表示的含义，而并不太在乎方鼎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品相问题。否则，如南顺城窖藏坑出土的2号、3号和4号方鼎这样品相极差的器物完全可以在方鼎铸造技术成熟时或者器物成型后重新熔化再重新铸造。

从8件方鼎器表皆残留烟熏痕迹来看，显然都曾被使用过，虽然今天无法知道方鼎是在什么情况下经过火烧或者使用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第一件方鼎铸造成型到第八件方鼎铸造完成这一时间跨度之内，8件方鼎并没有用来从事祭祀等行为。而是从8件方鼎全部完成铸造以后，有意识的埋藏行为才开始发生。从这一角度看，8件方鼎的铸造时间跨度不会太长，3个窖藏坑的先后埋藏时间跨度也不会有多大。如今，我们虽然依据各种现象对3个窖藏坑形成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以及窖藏坑的性质问题做了不少探讨，但种种迹象表明，3个窖藏坑真正的事实远比我们现在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看到既成的埋藏事实，但并不一定能准确理解当时埋藏者的意图。

真相总是那么扑朔迷离，尽管我们面对的是沉重质朴的王者重器，这些无言的历史见证者，它们用沉默审视着后人的推测。8件方鼎的埋葬之谜相信终有破解的那一天。

藏珍：杜岭二号方鼎

入藏地：河南博物院

制造年代： 商代（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

外形参数： 鼎身通高86.5厘米，耳高17厘米，口径61厘米，足高25.5厘米

出土时间： 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杜岭街

（来源：镇馆之宝；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