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是晚清“四大名臣”。一个是个性张扬，脾气火爆；另一个则成熟稳重，八面来风。李鸿章比左宗棠小11岁，但得志要比左宗棠早10多年。李鸿章一生权倾天下，谤满天下，平生遭受的弹劾达800余次，但他均能忍辱负重。左宗棠一生也被弹劾过多次，但他多是豪气干云，直接怼回去。

在同朝为官的几十年岁月，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斗从来就没停歇过。那么他们在争斗什么？一百多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谁对谁错？史书又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呢？

今天笔者就来与读者朋友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若有兴趣，不妨静下心来一读，必有裨益。

天下有大才者，必个性鲜明。左李二人早年均锋芒毕露，不假人以颜色。左宗棠青年时才气过人，自许为“今亮”，以在野卧龙之姿评点天下大员。其对于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从来也只称兄弟，毫不愿居其下。

左宗棠青年时中举人后，三次进京考试三次落第，这是他一生小有介拂己愿的地方。尽管不是进士，然而左宗棠年轻时十分傲岸，对湖南官场上的事，看不顺眼的人事，他都要责骂甚至训斥。

然而，奇怪的是他的这种个性对他的仕途没有丝毫的影响，反而朝野共望，升官不断，终至大清一品大员，东阁大学士。

及至左宗棠60岁时抬棺出征西北，收复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创千年之奇功，其声望中外俱隆。到其晚年，连慈禧太后都要给他面子，别人就更奈何不了他。

不过，左宗棠因为骂人训斥人，年轻时还是有一次几乎招致了杀身之祸。

1858年，咸丰八年，46岁的左宗棠因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入其幕府参与湖南地方军政。

但左宗棠这个“师爷”真不是一般师爷，因骆秉章对他的高度信任，左掌握了省内军政实权，故省内大小官员来见，都要行礼参拜。偏偏永州镇总兵樊燮不买账，认为自己是朝廷亲授的正二品武官，坚持不向左宗棠请安。左宗棠问他为什么不请安，樊总兵说自己乃朝廷二品武官，为什么要向你一个举人师爷请安。

樊燮不说这点还好，一下子激怒了左宗棠，坚持要他请安。樊燮还要理论，左宗棠哪里还容得下一个镇总兵的目中无人，上前就是一脚踢翻了樊燮，并大声呵斥道：“王八蛋，滚出去！”

受此大辱的樊燮，哪里容得下这口气，于是决定要报复左宗棠。

一个人表面上的能量也许无足轻重，所轻重者乃是个人背后的力量。

樊燮平日飞扬拔扈，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靠山。此文为湖广总督官文，咸丰皇帝最信任的满族地方大员。

于是官文密参了左宗棠一本，罪名就是“劣幕”，说左宗棠越职越权操弄湖南军政。

咸丰平日最可恶的便是师爷干政，接到官文的密参后，咸丰皇帝发密旨给官文，密旨中关键的一条是：“如查实左宗棠有不法之事，可着即就地正法，不必再另行报批。”

就这样，左宗棠的命运掌控在了湖广总督官文手中。

湖南籍官场各主要人物，在得知情况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左运动”。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江苏人)、王闿运等人都参与了进来。

挽救左宗棠最关键的数三个人：郭嵩焘、潘祖荫、肃顺。

郭嵩焘找到肃顺王爷，这位力主重用汉臣的满亲权贵说，这个他现在不能出面，如果他以亲王身份为一在籍地方之举人左宗棠向皇上陈情，那么左宗棠必死无疑。

为什么呢？一个无名之乡野举人，能请得动肃亲王为其说情，这一点咸丰皇帝在震怒之下，连查实都不用了，仅这“私通权贵，结党乱政”的罪名就可立即正法掉左师爷。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儿女亲家，他知道左宗棠的大才，非常焦虑地问肃亲王怎么办？

肃亲王不愧为政治家、晚清少有的“明白人”。他说，左的事必须先有外籍官员上折陈情，陈情之后咸丰皇帝必会就此咨询于我，那时我才好说情，则事有转圆的机会。

政治家就是政治家，比读圣贤书的一班进士强多了。

于是郭嵩焘找到在“南书房行走”的苏州人潘祖荫。

这位在皇帝身边的行走，参与机要的大臣据情上了一折。潘祖荫也因这份奏折注定要名留青史。

不知是才情所激，还是神灵点拔。其奏折中在上陈左宗棠在湖南的政迹作为后，点出“湖南骆秉章之功实乃左宗棠之功”，最为出彩而千古留名的是奏折中的金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杀人救人，全在刀笔功夫。这一句深深打动了咸丰皇帝。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大清半壁江山势有不保，谁重谁轻，咸丰心里此刻明镜似的。

结果自然是樊燮下课了，左宗棠因祸得福，进入了天子的视野，仕途一片光明。

李鸿章呢，也是傲眼王侯，手低吴钩之人。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一般的人他看不上，也不值得他骂。

他骂人看对象，愈是看重的人，他骂得愈凶。他骂过部下刘铭传，也大骂过北洋军舰“定远号”舰长刘步蟾；他骂过张之洞为“白面书生”，更是常常骂左宗棠为“左湘骡子”、“左阿瞒”。

李鸿章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十分看重。一次夜访水师军舰，抓到了正在抽鸦片的管带刘步蟾。当时李并没发作，待到升帐，在公堂上酣畅淋漓地当众将士之面大骂了刘步蟾一通。

刘步蟾作为北洋水师主舰管带，也就是舰长，竟然不顾国家与北洋军禁令，私自大抽鸦片吞云吐雾。这被微服夜访的北洋统帅李鸿章抓了个正中。次日升帐才有了这次骂醒刘步蟾的当堂痛骂。

坦诚地讲，李鸿章的骂人往往有爱护惜才的情份和寄予厚望的下的期许。

严复是近代大翻译家，留当英伦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最早一批军事留学生，后来走上了翻译的道路，成就斐然。可是严复有一个恶习终生没有改过来，那就是抽鸦片。严复也曾经戒过几次，但终究毅力不行，还是抽了一辈子。

上图近代大翻译家严复

不过，严复极其敬畏李鸿章。对于李鸿章痛心疾首的骂自己，严复心服口服。

有一次，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悄悄吸食鸦片时，被李鸿章发现了。李鸿章大发雷霆，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严复：“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简直就是“恨铁不成钢”。

李、左二人都好骂人，二人之间也多次隔空互骂。

李、左二人有过三次著名的对骂之战，都关乎大清国家大事。

1866年，在福建、两广境内的太平军余部被全数肃清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被调任甘陕总督，任务就是围剿活跃于北方的大股捻军。

1864年太平天国主力被剿灭后，尚有大量余部在赖文光、陈得才等人的率领下，和在北方活动的张宗禹、任柱所部的捻军合兵一处继续反抗。

不料，原本张宗禹所部的一支西捻军被左宗棠剿得走投无路，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左宗棠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在左宗棠的眼皮底下渡过了黄河，从陕西越过山西，进入了京畿重地直隶。

捻匪进逼，京师震动，朝廷急令各路军马救援，甚至连恭亲王都赤膊上阵，带上京城八旗神机营出京剿捻，所幸李鸿章率所部淮军及时赶到，在吴桥附近全歼了捻匪，朝野上下才松了一口气。

而直到那时，远在陕西的左宗棠尚不知自己辖境内的捻匪直逼直隶。左宗棠剿捻不但没有将捻军剿灭，居然把捻军剿进了京畿重地，这个乌龙非同小可，惊动了两宫和圣驾，搞不好是灭九族的大罪。事后，剿灭这股捻匪的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并于1867年高升一步，官拜湖广总督。左宗棠却受到大清两宫太后的委婉批评。为此左宗棠认为这是李鸿章没有在奏章中把事件讲清楚，自己抢功，让我左某人背锅。如是于是李、左二人在各自的书信中骂开了。李骂左就是个湘乡土骡子、犟骡子，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甚至嘲笑左宗棠是个武夫、连个进士也考不上。这极大伤害了左宗棠的自尊心。

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骂李鸿章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伪君子、安徽油痞子。左宗棠对李鸿章的为人与做派极其鄙视，认为李鸿章不过是攀附其恩师曾国藩起家的投机者，十足的一个小人。

对于左宗棠的怒怼，李鸿章却忿忿不平。在给其恩师曾国藩的信件中，不忘骂左宗棠是“阿瞒本色，于此必露”。

1874年之前，号称“中亚屠夫”的阿古伯趁清朝内乱之际，用10年时间侵占了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一两块小地方了。1871年俄国打着帮助清廷讨伐阿古伯的旗号夺取伊利，紧接着又进攻乌鲁木齐，整个新疆危在旦夕。与此同时，在南边海疆，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以弱旅之师入侵台湾，该事件暴露了大清海防空虚现状，东南告急，后来清政府采取讨好策略，支付日本50万两白银后日军方撤军。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加上朝廷因常年战争导致财政吃紧，只能顾此失彼。因此，1874年，清廷内部展开了一场时间长达数月的“塞防”与“海防”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塞防代表为左宗棠，海防代表为李鸿章。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列强入侵、内乱不止，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并把日本当做了假想敌，考虑到力不能兼顾，奏请清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李鸿章观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后来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中庸办法。

说白了，李鸿章认为新疆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与其增加千百万开支去收复千里旷地，不如放弃塞防，将饷银用于海防，防范强势崛起对台湾狼子野心虎视眈眈的日本。

左宗棠则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则为聚宝之盆。而且，清醒地指出“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倘若蒙古不安，则京师不保。”

所以他强调塞防与海防并举，反对削减西北战费。

不过，从后来历史的演进来看，固然证明了左宗棠收回相当于六分之一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的新疆无疑是英明正确的，也是功在千秋的，但李鸿章所担忧的东部沿海危机，最终也全面爆发，一一应验，终于酿成中国近代史上的惊天大祸。

在这场论中，在其二人私下的书信中也是对骂不断，除了因功对骂，还有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李鸿章嘲笑左宗棠是个没有进士之名的“破天荒相公”，意指左宗棠连个进士都不是，居然成了大清“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则干脆给李鸿章贴上了“卖国、误国的大奸臣”。

1885年，这也是左宗棠生命的最后一年了。

这一年的3月，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著名战役中，以法国的惨败收场，直接导致了法国内阁的倒台，大清的全胜收兵。本来这一次天大的喜事让左宗棠大为高兴，可是左宗棠还没高兴3个月的时间，6月11日，北京主政外交的李鸿章与法国政府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便飞马传了过来。看完条约内容后，左宗棠气得几乎吐血，深为愤恨。左宗棠对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面对《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面对大清从此易手的越南宗主国地位，面对万千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在战场上换来的军事胜利，被李鸿章等人白白断送，左宗棠久久无法失怀，郁结成疾。3个月后，即同年9月5日，左宗棠忧愤而逝，死在了福州总督衙门闽浙总督的任上。

在其去逝的前几日，左宗棠抱病向朝庭上了最后一份奏折。其在奏折中上述道：

“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带着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深忧虑，左宗棠也在1885年9月结束了与李鸿章20多年的争论与“对骂”。

左宗棠死后，李鸿章怀着复杂的心情派人送来了一副挽联：

周璇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

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这是李鸿章对于与自己对骂20多年的老同事老对手左宗棠的定评与二人关系的总结。

笔下有惺惺相惜的赞尝，也有从此失去对手、“政坛绊脚石”后丝丝落寞与忧伤。

所谓天敌，实乃知音。